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6年是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的关键一年，也是建党九十五周年和长征胜利八十周年，召开了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成为中国作家膺此殊荣第一人；女作家郝景芳继刘慈欣之后，以科幻小说《北京折叠》获得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这标志着中国文学越来越受到国际文坛的关注，影响力不断扩大。网络文学改变了普通读者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方式，数字阅读受众在3亿人以上，超过了纸媒作品的读者。不少网络文学作品的全IP开发取得骄人成绩。文学生态环境面临着深刻调整。11月30日，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做到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这就要求广大作家艺术家要有强烈的时代担当、历史担当、文化担当和社会担当。2016年的纪实文学创作，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具备鲜明的担当精神。

纪实文学的优长在于能快捷、有力、主动介入现实。纪实文学作家的优长在于其自觉的使命、责任与担当。我国正在发生历史巨变，作为时代书记员和人民良心的纪实文学作家，是最可大有作为的。事实上，在渐行渐远的2016年，我们一如既往地看到了纪实文学作家活跃的身影，读到了他们为这个伟大时代和民族所留存下的一帧帧真实而生动的记录与映像。纪实文学的作用正一次又一次地被擦亮和刷新。

报告中国新故事

“2016：中国报告”中短篇报告文学专项创作工程是中国作协自2016年3月开始实施的一项现实题材创作扶持工程。“中国报告”自启动以来，得到全国广大作家的积极响应和热情参与。《人民日报》《人民文学》《中国作家》《民族文学》《文艺报》等报刊先后刊发“中国报告”超过60篇。这些作品大多重点选取具有时代典型特征、人民群众特别关心的题材进行创作表现，刊发后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

“中国报告”特别聚焦改革开放伟大实践，记录时代变迁和重大现实变革，书写中国梦新篇章。马娜的《小布的风声》，记述宁都县小布村在党中央扶持赣南苏区发展决策东风吹拂下发生的惊人变化，老百姓从破旧的房屋搬出，住上了宽敞明亮、设施完善的新居，村里大力发展绿色生态农业、红色旅游，村民们办起微店，当起电商，老区脱贫致富正在逐步变成现实。过去小布的风是尖锐、暴烈的，如今，小布的风则是温柔、暖人的。今昔变化揭示的是人间的沧海桑田。余秋尚的《独龙江帮扶记》真实反映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战对偏远落后的独龙江地区的巨大影响。哲夫的《水土中国》从习近平总书记当年插队的延川县梁家河长期以来注重水土保持养护的生动事例出发，全面反映我国在水土保持、营造良好生态方面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以及取得的显著进展，讴歌水土保持工作者的责任担当、奉献牺牲精神。有些中国报告从小处入手，着重描写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事物，表现在时代变革大潮激荡之下个人生活和命运的变迁。丁燕的《男工来到电子厂》、《工厂男孩》关注在东莞樟木头电子厂里工作的男工群体，反映他们艰辛的生存状况以及被改写了的青春。黄传会的《再访皮村》延续其《中国新生代农民工调查》的创作主题，深入到北京打工者的一处聚居地朝阳区皮村，采写新一代农民工富于朝气与活力的生存状态。丁一鹤的《东方白帽子军团》则将笔触集中于网络黑客中的道德黑客，即所谓的“白帽子”，通过讲述360网络安全首席工程师、反木马专家MJ0011（本名郑文彬）等人的生动故事，揭示网络安全事关信息安全及国家安全，是一项亟待引起全社会普遍关注的严峻课题。陆春祥的《关于“家+”》描写社会敬老养老的一种可喜的新探索。有些中国报告聚焦实现中华民族千年梦想过程中各行各业涌现出的可歌可泣的时代英模及先进典型。徐艺嘉的《为祖国出征》描述的是十几年来中国航天员选拔、训练和备战出征的情形。在这个英雄群体中，既有像杨利伟、刘洋、景海鹏这样正式代表祖国出征升上太空的航天员，还有一批直至退出航天队伍也未能真正出征的默默无闻的航天员。赵剑平的《与大地垂直的抒写》反映了遵义市新城建设的艰难过程以及取得的显著成就。山哈的《寻找师傅》通过对余姚一家制药厂制药师傅的寻访，提出师傅和师徒传承是延续诸多中国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李青松的《鸟道》通过描述云南巍山一条每年候鸟迁徙必经的道路上所发生的判若天壤的变化，反映人们爱鸟护鸟和生态保护、生态安全意识的不断提高。他的《首草有约》以石斛为作品主角，表现人们对这种具有极高药用价值的草从采集到种植，从破坏生态自然到建设性开发利用的过程。

报告文学号称文学轻骑兵、侦察兵。尤其是短篇报告文学，在迅速反映现实新人新变面前拥有“短平快”、易于传播传诵等得天独厚的优势。报告文学在80年代曾有过一个重要的辉煌期，那时的报告文学多数是中短篇，篇幅不超过三五万字，但往往都能引起全社会强烈共鸣。“中国报告”在倡导作家尽量写短、短写，关注现实的同时，也是在倡扬八十年代报告文学的优秀传统：用这种富于中国特色的文体，为这个伟大的时代，为正在行进中的伟大梦想的实现过程擂鼓助威，及时发出文学强劲的声音。“中国报告”关注现实，报告中国，这批篇幅简短（其中近半数篇幅仅有万字左右）必将对中短篇报告文学的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与梦想和时代同行

中国梦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纪实文学关注现实中国，首要的便是对中国梦的倾情书写。蒋巍的长篇纪实文学新作《这里没有地平线》以对亿万老乡牵肠挂肚的关爱，记述和描绘了海雀村这个“苦甲天下”的村庄与贫困决战，脱贫致富的艰辛历程，刻画在这个伟大进程中的领头人、原支部书记文朝荣的动人形象。在作品中，蒋巍多次写到流泪场景。第一次是彝族姑娘罗荞花一曲山歌引发的泪水。海雀村是中国著名的贫困角落，一个被地球遗忘的角落，干旱，贫瘠，山多石多土地贵，石头山，羊肠道，浅表土，漏水地，小块田……山里人就像石头里蹦出来的，骨头硬，不会哭。改革前这里老百姓的生存状况到了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地步。人们住的是杈杈房（用木棍为柱，毛竹或木板为墙，上盖草顶的简易棚房）、茅草房。在苗族跳花节上，罗荞花的一曲山歌把所有人都给唱哭了。歌里唱道：“锅里断了粮，灯芯没了油，/下雪草当被，雨过没路走。/山里的日子眼里的泪，/哪年哪月流到头？/哥你有心喊一声，/妹这就跟你走！/跟你走，死在外乡——不回头……”这些歌词唱出了大伙儿的心声，引起强烈共鸣，让在场者无不动容、潸然泪下。而歌词里所描述的情景，正是当时海雀村村民生活的真实写照。第二次恸哭是在村委会分配上级救济衣被时。家里孩子多、生活困难的大男人陈明德，因为抓阄没抓到棉被，当即抱头哭嚎不止，为了劝慰他，抓到棉被的王学芳将棉絮让给他，自己留下了布套。第三次泪崩是在街头，陈明德眼瞧着孪生儿子心满意足地吃着面条和白面馍馍，感到自己太没本事太对不起家人和孩子，泪流不已。第四次是陈明德因为家庭生活困难挪用了580元公款，主动向文朝荣坦白，悔恨不已而落泪。第五次是文朝荣拿出自己闺女出嫁的“手礼”帮陈明德偿还挪用的公款，而让陈明德感激涕零。还有如于同江盼望生个儿子过上好日子，在老婆连续生了三个女儿之后，酗酒打骂，逼死了老婆，在文朝荣的教育下流下了后悔的眼泪。罗荞花嫁给李保华后因对方渴望生男孩而遭遇离婚，回乡后无地耕种的她意外地得到文朝荣的无私支援，将自己儿子的三亩地让给她种，让荞花感动落泪。还有如朱玉良多年来对荞花不离不弃的爱情，最终打动了荞花，两人终成眷属。当初在离开海雀村外嫁辞别玉良，以及遭弃回村再次见到他时，荞花都不禁落泪……所有这些流泪场景，都是作者着意捕捉的生活中的动人瞬间。世界上没有比眼泪更干净的水。眼泪代表着心灵的一次洗礼、净化与升华。能够让生活中的主角落泪的事情和情感，一定是世界上最美好、最动人的。这些流泪场景深深打动了作者，是贫困地区人们的不幸与灾难，他们坚忍不拔的生存、与贫困和命运苦苦的抗争，打动了作家。作家也力图将这些生活中原滋原味的内容生动地讲述出来，将海雀村贫困落后的面貌真实无遗地揭示给读者，以引起读者的情感共振。恶劣的自然条件，偏僻闭塞，交通不便，多子女、疾病交加等沉重的负担，使海雀村的乡亲们长期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需要依靠外来的救济度日。而在这个村子里，却有一个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一样的党支部及其支部书记文朝荣。无论在改革前还是在改革后，他都以身作则，敢于担当，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把好处让给大家，把困难自己扛起。他四次推辞掉救济粮，每天总是最早起床，吹响铜哨招呼大伙儿上工，当荞花因唱山歌遭到上级“批判”时他挺身而出主动担起责任，为了群众利益他敢于冒犯上级被称为火神爷……他是一名当之无愧的优秀共产党员。改革后，他提出海雀村发家致富三字经。为了鼓励大家少生孩子，他带头结扎，还让本可以再生一个孩子的儿子和媳妇结扎。为了号召村民上山种树，他把妻子准备给女儿坐月子的一百多个鸡蛋都煮了给大家吃，又带着乡亲们深夜进城先斩后奏“偷走”上万棵松苗。他不放心村里的植树造林，甘愿辞掉了副乡长的公职。在退休之后，依旧保持本色，背篓、镰刀、笔记本三件宝不离身，时刻关心村子的发展……他的心里装着整个村子，唯独没有自己。这是一位朴实的村支书，他的事迹很平凡，但他却是千千万万基层党支书的典型代表，是忠诚干净担当的共产党员干部的突出代表。我们国家、我们党需要千千万万文朝荣式的干部，需要每一名党员都以他为标杆、为镜，衡量和照见自己的灵魂及所作所为。作者采取前后对比的手法，表现脱贫攻坚战实施后海雀村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新华社记者刘子富笔下，1985年时中国贫困角落海雀村苗族老大娘安美珍家终年不见食油，一年缺三个月的盐，一家四口人只有三个碗，已经断粮多日。而到了2015年，安美珍和儿子一家三口住上了一百二十平方米的大房子，家里有沙发、电视机、洗衣机，有牛有马和四只猪，一年收获了两千斤包谷、一千斤荞子、一万斤洋芋，饭甑里煮的是白花花的米饭。——海雀村人均年收入近六千元，人均粮食三百多公斤！作者如实记述了上自中央下至省市县等各级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向海雀村伸出援手帮扶的经过。这是我国精准脱贫攻坚战中一个走向成功的个案。从这个个案中，我们仿佛看到了2020年七千万贫困人口如期脱贫、中国大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美好前景。这是一场中国与贫困最后的决战，是本世纪初期最动人、最精彩绝伦的一幕。蒋巍两度深入海雀村，解剖这只微小的“麻雀”，力图描绘出中国梦伟大征程的崎岖坎坷与壮丽多彩。

与《这里没有地平线》相似，2016年涌现出一批描写和反映对口帮扶支援脱贫的纪实文学。王华的《海雀，海雀》同样将文朝荣和海雀村的故事作为描述对象，运用女性细腻的笔墨，与蒋巍的作品各有侧重各具特色。林遥的《世界屋脊上的门巴》讲述了北京援藏医疗队给当地老百姓带来健康与福音，推动西藏卫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李鸣生的《后地震时代》如实记述了汶川大地震后恢复重建数年来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高艳国、赵方新的《中国农民书》讲述了山东一名普通农民如何在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借助自己的智慧与勤劳实现财富积累和共富梦想的生动故事。从个人发家致富到推动实现村民们的共同富裕，这正是当今时代的重大课题，因此，这是一部对农民好、对中国有益的作品。

创新和发展是实现中国梦的基本途径。杨黎光的《大国商帮——粤商发展史辨》（《商人与国运》）从粤商群体入手，继续探究思考中国现代化的道路这一重大主题。《大国商帮》是一部具有“冒犯”精神的书。首先，它事实上对传统的报告文学概念形成了一种背反或侵犯。传统上认为报告文学就是写人、记事、叙史、立传。但杨黎光这部作品若定义为一部历史著作亦可成立，因为《大国商帮》写的是粤商发展历史。如若认为是一部思辨性著作也有道理，因为作者确有诸多独到的思想发见和阐述。这是一部思辨体或学术体报告文学。作者像做学术研究一样，参考引用了大量文献。其次，作品中有许多独到的思想观点的阐述，比如作者提出：辛亥革命归根到底也是一场商人的革命；粤商引领中国工商业不断追赶世界的脚步，成就了中国两大经济中心（上海和广州）的崛起，由粤商充当操盘手的洋务运动，让中国有了自己的铁路、矿厂和轮船公司，由粤商经营的环球百货公司彻底改变了传统商品销售模式与消费概念，上海四大百货公司使得现代化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方式，开放、创新、进取是粤商的传统，也是粤商的特质……这些观点也是对传统的商业研究、历史研究的一种“冒犯”。《大国商帮》抓住了商人与国运、广东与中国、历史与现实、海洋与陆地、沿海与内地的关联，抓住了粤商与晋商、徽商的对应关系这几个坐标支点，来考察粤商历史，考察粤商发展脉络，实际上他所考察的是一个道路的问题，探析中国在实现伟大复兴征途上过去是怎么走过来的，中国如何从古代走向近代。作家的思考可谓忧深而思广。《大国商帮》最早写到先秦和秦汉时期的南越国，一直到唐代专门给外国人设立番坊这样一个聚居区。到了明朝时出现了牙行和海商，到清朝则出现了十三行、行商、买办，一直到民国摩登时代出现了侨商，到今天改革开放时代粤商继续领风气之先，这个脉络非常独特。这种书写也和常规报告文学强调写新近发生的有新闻价值的事情不同，杨黎光所写的内容历史越来越遥远。这样一种写作也是对报告文学创作的一次刷新。

许晨的《第四极——中国“蛟龙号”挑战深海》记述载人深潜事业的风雨传奇，是一部及时反映我国科技创新领域取得重大进展的纪实作品。作品描写“蛟龙号”从动议到立项，从研制到探海，从失败到成功的曲折历程。从人与海洋的关系切入，将对“蛟龙号”挑战深海的描写放在海权战略和国家发展战略的背景以及中外探海历史的坐标上来书写，描述了中国从古至今对于海洋的探索、开发和利用，以“蛟龙号”研制和载人深潜实施的过程作为线索展开叙事，并对新海权时代如何维护国家海洋安全、保护我国海洋权益等进行了思考。唐明华的《沧海九章》（《耕海——一个农耕民族的沧浪之歌》）是其近两年深入采访，精心构思创作的一部海洋题材新作，也是一曲献给闯海人的歌。作者记述了山东沿海人民从事海洋开发利用过程的历史篇章，用心刻画了一代代闯海筑梦者群像。这群耕海人早已不再止步于在海上耕耘，还要在海滨和陆地上耕耘，在财富与发展的梦想大道上耕耘。保护生态，永续发展，成为了耕海人新的生活理念。王雄的《中国速度——中国高铁发展纪实》以亲临现场的采访，记录中国高铁发展历程和取得的辉煌成就。鹤蜚的《大机车》聚焦大连机车车辆厂的历史，表现机车工业与推动一个古老民族复兴崛起之间的关系。

中国梦具体体现在每一个个体的人生出彩、梦想成真。《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学情缘》真实记述了总书记所受到过的文学和作家的精神滋养，这些滋养奠定了他的精神底色和高远的抱负追求。陈廷一的《中国之蒿——屠呦呦获诺奖之谜》通过面对面的采访，力图还原医药学家屠呦呦的人生及科研历程。王少勇、陈国栋、马亮的《地平线上的身影》描绘了地质测绘队员群像，在各种艰险的环境中凸显他们的家国情怀。叶梅的《美卿：一个中国女子的创业奇迹》讲述了翟美卿所代表的改革开放时代一家企业的成长奇迹，塑造了一位传奇人物。这部作品所要表现的主题是：这个时代成就了个人，成就了翟美卿的创业奇迹。美卿以其个人的传奇提示我们：成功包含了事业的、家庭的，物质的、财富的，声名的、声望的，社会地位的成功，更包括社会的认同度、欣赏度，包括个人身上的精神或品德。企业的支点在于一种文化，在于一种商业伦理、商业道德。而作为一个人来说，翟美卿人生的支点是爱、诚、信。阎宇的《阎肃人生》从儿子的独特视角，塑造了阎肃这位可亲可敬又可爱的艺术家形象。邢小利的《陈忠实的“枕头工程”》和张艳茜的《近看陈忠实》、周明的《难忘忠实》等一批怀念文章，还原了一代文学大师陈忠实的本色人生。杨文学的《信仰无价——一个共产党人的生死财富》用丰富的情节塑造了一位当代优秀共产党员的感人形象。丁晓平的《一朵爬山的云——张胜友纪事》是一篇关于纪实文学名家张胜友人生及创作历程的传略，对写作者有启发意义。赵富海的《读写生命大地——记20世纪知名科学家李伯谦》以夹叙夹议的评传形式反映考古学家李伯谦执著学术研究的精彩人生。李燕燕的《天使PK魔鬼——一个癌症女孩的生命绝唱》以见证者身份，记述了一名身患绝症女孩在生命最后时光里微笑面对艰难的生活，故事感人肺腑，带给人对于生命与存在的意义、终极关怀的价值等的深刻追问。

铭记历史不忘初心

那些活的历史亟需打捞与抢救。有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的纪实文学作家在抢救历史方面理应有所作为。铁流、纪红建的长篇纪实文学《见证——中国乡村红色群落传奇》就是这样一部及时抢救中国农村红色革命历史、记录建国前老党员生平事迹的可贵作品。建国前入党的老党员年纪都在80多岁至100多岁之间，人数正在一年年减少。农村老党员，被誉为“红色群落”。在建国前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他们像火炬像火种，照亮了一方土地，点燃了一个地方的革命烈火，为革命和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建国后，这些曾经的战斗英雄或老兵复员回到了农村，恢复成普通农民，但却始终秉守着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本色，在各自的岗位上辛勤劳作、付出，为国家的发展默默无闻地作出自己的一份奉献。他们的生平经历，他们的人生传奇值得被记录与书写。《见证》所抽取的只是山东临沂地区莒县部分解放前入党的农村老党员的样本，属于取样调查。但是这些党员都堪称普通党员之楷模，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印证了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应该是怎样的、应该怎么做。历史是一面镜子，一道清醒剂和营养剂。铭记历史是为了从中汲取精神营养与思想启示，为今天和未来提供有益的镜鉴。解放前老党员的故事对于今天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有的老党员宁愿离婚也不离党，有的把自己的三个儿子都交给了党，有的一家有六口人加入共产党。对于自己的选择，他们始终坚定不移，从未动摇过。为了信仰，甚至甘愿付出自己的生命。他们的身上充分彰显了共产党员的本色与本分，树起了共产党员的标本、标杆和标准。莒县老党员莫正民，当上了共产党的正厅级干部，办公室却设在一个牛棚内，因此人称“牛棚局长”。他常年在东北农场工作，却十分清贫，日子过得很凄煌，晚年想要回到老家去，却不幸在启程之际猝死。富家子弟王玉璞，一心接济穷人，被视为败家子，为了革命他把自己的全部家底全都抵押了，死后竟连副棺材和一件有棉花的衣服都没有。许世彬的故事尤其感人。他在十六年打鬼子、打国民党、打美国侵略者的战争生涯中多次舍身炸碉堡，多次立功受奖，身上挂满了军功章，被炸成了脑震荡和耳聋还坚持回到前线。组织上要委任他职务，他却坚决推辞，说自己除了打仗啥都不会。复员后本可以进纺织厂当工人，他却甘愿回家种地，绝对不向国家伸手，连国家给他二等残疾军人每年160元的补助款也从来不去领，说是“俺不能占国家的便宜”。他当上村支书，在困难年代，父母饿死了他都不搞特殊化。为了保护修渠物资，又落下了腿脚一瘸一拐的毛病。文革后，为了给自己平反，他和儿子摸索到了北京，又一路打听来到石家庄找到了27军，第一次坐上吉普车，找回了属于自己的荣誉证明。而当那些被他视如生命的军功章被小偷偷走后，他的心仿佛被掏空了，最终在郁闷不甘和怅惘中离开人世。许世彬的身上充分体现了党员的优秀品质。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党组织的强大与否取决于其凝聚力和向心力，取决于每一名党员的信念坚定与否。《见证》一书所要表现的是一种信仰之美、崇高之美，是为我们这个时代所不可或缺的一种精神质素。

2016年是长征胜利80周年，涌现出了一批从新颖的角度重述长征的新作。丁晓平的《世界是这样知道长征的：长征叙述史》细致梳理了关于长征的最早的一批记录、报道和文学书写，在查询大量文献和深入考证的基础上，作出自己的分析判断，既具有文学史志价值，又具有学术研究价值。纪红建的《马桑树儿搭灯台：湘西北红色传奇》是一部描写湖南桑植革命往事有感染力的长篇纪实文学。桑植作为1935年11月红二方面军万里长征的出发地，无疑是中国革命历史版图上一个重要的地点。它不仅是贺龙的家乡，而且还是湘鄂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地带。在这片红色热土上，老百姓对红军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为红军和革命事业作出过巨大牺牲。桑植有5万多人参加红军，两万多人献出了生命，这块红色热土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这本新作给人印象最深的首先是贯穿全书、挥之不去、余音缭绕、悲壮低沉回旋的桑植民歌。这些民歌包括《马桑树儿搭灯台》《马桑花儿朵朵开》《红军打从门前过》《不打胜仗不回家》等，不仅带有当年的革命色彩，更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众多民歌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作品写出了桑植人民的革命精神和桑植为革命作出的巨大奉献与牺牲，表现了红军与百姓之间的鱼水情深和老百姓对红军对共产党遍地赤诚的精神。

贾兴安的《周总理与邢台大地震》填补了关于邢台地震的文学纪实之空白。作品通过记述周总理两进邢台地震灾区所度过的几个昼夜，深刻表现了总理和人民的关系，为党的干部树立了榜样。周总理以68岁高龄，拖着生病之躯，第一时间奔赴灾区，同人民站在一起，共度时艰，废寝忘食，高效率地开展工作，给人留下了难忘印象。贾兴安通过这部作品探讨了邢台的抗震精神是对邢台人文精神传统的传承延续，既有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的抗震救灾精神，也有邢台百姓知恩感恩报恩的精神。张庆洲的《幸存者说：唐山警示录续篇》是对唐山大地震真实情景的还原与重现。张隼的长篇纪实《陕甘宁根据地实录》借助对纷纭史料的梳理与深入挖掘，系统而全面地书写了陕甘宁根据地非凡的发展历程，刻画了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众多革命家的鲜明形象。这是一部不能忘却的红色历史，也是一段镌刻在共和国成长史上的国家记忆。

历史题材创作方面，梅洁、善清的《屈原，魂兮归来》和徐剑的《于阗王子》是两部题材独特的长篇纪实。前者反映了屈原研究的最新进展，后者从兖州兴隆塔佛祖金顶真身舍利之谜入手，层层剥笋，揭开大宋时代西天取经的使者——于阗王子的神秘面纱。刘强的系列回忆文章《1973年的大学梦》《人间真情》、解永敏的《一场战争的多种细节》，真实记录了作者人生成长的一个个片段或参与对越自卫还击战的真实情景，是国民记忆中启人思考的有趣篇什。李先辉的《童怀周——一个名字背后的共和国故事》讲述1976年作者所亲历的天安门诗歌热潮，还原《天安门诗抄》编选过程。郝在今的《延安秘密战——中西北局隐蔽斗争纪实》讲述延安时期的情报保卫工作，揭开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陈霁的非虚构作品《白马部落》描写四川平武地区一个正在隐入历史深处的藏族群体，塑造了以番官杨汝为代表的一些白马部落人物形象，反映文明进步对传统的民族文化有可能带来近似颠覆性的影响。李敬泽在《当代》杂志“讲谈”专栏发表了《卫国之肝》《游街》《大白小白》《天下之客》《晋国之卜》《风吹不起》等系列作品，对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和故事进行独到的创新性书写与思考，堪称非虚构创作的一种拓展与尝试。

历史人物传记方面，刘可风的《柳青传》以女儿对父亲的深情，生动讲述了深入生活、与时代和人民一路同行的作家榜样柳青光彩照人的一生。邓贤的《五百年来一大千》刻画了二十世纪绘画大师张大千的动人形象，凸显其人品与画品齐飞共美的品格。传记作家郭久鳞出版了《谔谔国士傅斯年》。“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第六辑出版，推出了张衡、岑参、韩愈、温庭筠、柳永、沈括、王夫之、林则徐、康有为、冰心等10位历史文化名人传记。

聚焦社会热点，揭示世道人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者座谈会上明确指出，“要根据事实来描述事实，既准确报道个别事实，又从宏观上把握和反映事件或事物的全貌”，做批评性报道要“事实准确、分析客观”。这些重要论断同样适用于新闻与文学联姻的产儿报告文学。何建明的长篇报告文学《爆炸现场》很好地贯彻了习总书记讲话的精神，坚持真实性是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的生命，深入8·12天津滨海新区大爆炸现场采访调查，深刻反思事件原因，正确处理“全部真实”与“局部真实”的关系，深刻表现消防、警察官兵群体在极度危险中绽放出炫目的人性之花，感人至深，催人泪下，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泣鬼神的消防战士之歌。正如何建明自己所指出的那样，写现场最有说服力。生命第一，生命至上。他在写作纪实文学时，首先高度重视对客观现场的采访、调查，注重对那些幸存下来的和逝去的生命的追溯，对生命背后故事的探究与探索。这是一部歌颂体报告文学，但却不是一篇简单的表扬稿，因为它描写的主题是共和国历史上消防队员伤亡最为惨重的一次救火行动，有115名公安消防人员在爆炸中丧生或失踪。因此，这是一桩悲剧，作家在创作时时刻警惕着不能“把丧事写成喜事”，把悲剧写成喜剧。为了写好客观现场，何建明要求自己必须亲临爆炸现场。尽管爆炸现场经过清理，基本看不出原貌。但在那个爆炸炸出的大坑前，在清理过的废墟上，作家思绪飞扬，浮想联翩，他用自己的主观去充分地感受，接受心灵的洗涤与震荡，接受感动与悲恸的感染，凭借想象，抵达鲜活生动的主观现场。这是一个作家主体主动介入所要报告事件和人物的过程。它激活了作家的创作灵感、动力及源泉。在痛切的回忆与想象中，他在努力搜索和寻找那一部部的消防车，那一支支的消防队和一个个的消防队员。他们如同电影画面和镜头一样，一一在作家的脑海中浮现出来。那些谁也无法再次亲历、抵达或复原的惊心动魄的场景，被作家重新唤醒和唤回。这便是作家的创造，通过主观介入与主体想象，重新回到历史现场、事件现场。当然，作家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表现出客观现场和自己感受到的主观现场，而是力求客观准确地反映事件的本质，亦即何建明自己所言之“本质现场”。他不是简单直接地去描述那些公安消防英雄们是怎么死的、死得有多惨，死后如何安葬等等，而是要写出消防队员们在生死瞬间所呈现出来的那些最宝贵的东西，表现人们为了拯救那些受伤的消防战士永不言弃的努力和永不停歇的大爱，又是如何为那些逝去的英魂奏响忧伤动人的安魂曲。这些逝去的消防员，在直面极度危险时全都是面朝火海，都本能地作出了手臂上扬的动作。而这样的动作也铸就了一尊尊雕塑般永恒的瞬间。那是英勇的牺牲者的姿态。有的消防员死后，几乎变成了一把灰，有的连骸骨都找不着，为了慰藉他们的家属，战友们强忍巨大悲痛用心去捏出个人形来，为战友整容化妆，只为了安慰那些备受大恸煎熬的亲属。这是一曲曲悲切感人的英烈的安魂曲，让我们时时处处都能体味到人性的光芒。《爆炸现场》既描写了事件现场，更是呈现了生命现场，表现了生死场上公安消防战士们的情感现场。天津港大爆炸，威力相当于450吨TNT，那是多么可怕的一场灾难，那是多么恐怖的一幕啊！作家首先从描述爆炸的威力起笔，如实再现现场的极度危险。字里行间都充溢着作家的情感和思考，这是一部作家情感与思想都时刻“在场”的鲜明的“有我”写作，是一种主体主动介入的而非主观臆想的写作。作者不仅止于表现惨烈现场，不是单纯描述灾难，而是采用观照现实、观照生活的手法，对灾难进行了全面考量，不是津津乐道于照相摄影式的反映和以惨烈血腥的展示为噱头吸引读者，而是力图超越灾难，超越生死，思考何为生何为死、如何生如何死，表现和彰显那些牺牲者和英雄身上最珍贵的至高至上的品质与精神。那就是人活着，总有比生死更重要和沉甸甸的责任与担当，有肩负的神圣使命。那是人间的大义。这些战士之所以成为英雄，正是因为他们是为了使命与责任而前仆后继，赴汤蹈火，刀山火海万死不辞！他们在熊熊火海中绽放的是人的光芒，人性的光辉！人是有情物。作家全书聚焦于一个“情”字，凸显人间美好而心酸的爱情、亲情、温情和战友情，表现人的大爱至情。既有极度威胁下消防官兵对百姓的无私救助和与战友的相濡以沫携手同行，将濒临死亡绝境的战友扶携逃离火场；也有大难之后，亲属们对受伤消防战士声声不竭的呼唤，最终唤醒了昏迷了四十天的儿子张超方，更有医生们精心的全力救助、护士们热心的抚慰，使重度烧伤、几成“焦炭”的佤族小伙岩强苏醒重生，有美丽的姑娘林芬对丈夫那一息尚存生命的坚定守望，从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医学的奇迹、人间的奇迹。在表现这些或平凡或不平凡人们身上伟大的人性光辉之同时，作者更是毫不留情地谴责、鞭挞和诅咒那些残害生命的孽障、那些生命悲剧的制造者，追问悲剧的由来，追诘孽障们的罪恶与罪责。天津港大爆炸是一场大悲剧。在何建明的笔下，既写出了悲剧的惨重、惨烈，也写出了悲剧中英雄们生命的壮美、伟大。他是在书写废墟之上的人性之光、生命之花，思考的是生命与死亡、人生与幸福、生活与珍惜、欲望与罪恶等重大命题，因此，这部作品的价值显然超越了一般的灾难报告。

写什么对于纪实文学而言至关重要。纪实文学作家一定要目光向下，脚踏实地去行走。彭晓玲的长篇纪实《空巢——乡村留守老人生活现状启示录》就是这样一部“用脚走出来”的作品，是作者历时两年，深入全国8个省13个县（市），探访70余个“空巢”之后，依据采集得来的第一手鲜活资料创作出来的。在《空巢》中，我们看到了乡村正在破败、凋敝，乡村的自然生态环境正在遭到毁坏。与此同时，乡村的生存环境、人文环境亦在日渐凋零。作者对于那些青壮年纷纷离去剩下的那一座座空落落的乡村住所投以深切的同情、悲悯与关怀。她痛切地去寻访那一颗颗或闭塞或自我封锁、自我放逐的苍老而孤独的心灵，去抚摸他们身上的重负、创伤与疼痛，并且把他们遍体的鳞伤一一指明给读者看。让我们仿佛看到了我们的父辈祖辈正在经受的精神煎熬与折磨。这是大变革的时代、剧烈转型的社会带给一代人的精神苦役与创伤，是世纪之痛与社会之殇，是一代人用自己的生命付出为大时代所作出的奉献与牺牲。老人们已经很老了，他们还会更加衰老。但是，他们还要继续顽强地坚持着，忍耐着。历史前行的巨轮需要他们咬牙坚忍作出更多的牺牲。他们的生存处境正是作者关心与倾注浓墨重彩之所在。跟随作者的脚步与笔触，我们看到了一个个老人在望眼欲穿子女们候鸟式的归来，在硬忍着抵抗疾病的侵袭，贫苦潦倒地生活，老了的肩膀还要扛起一个个家，不仅无法指望子女的反哺赡养，反而还要继续为子女去做牛做马，让子女来“啃老”。在他们眼里，衰老就是可怕的病。他们自称是“没有明天的人”，宁愿早死。远在异乡的子女无可指望，空巢老人只有一个人过日子，只要自己能做就自己做。他们总是有病也不去治，尽量不给子女添麻烦。或者，有的留守老人就终日的待在房间里，独伴孤灯不安眠，“垂死挣扎”苟延残存；有的老人只想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一天只吃一顿饭；或者天天围着孙辈转，八十多岁了还得住出租房；有的老人到酒里去找安慰，或者干脆信仰耶稣基督以找寻灵魂的憩所……他们是一群社会的零余者、边缘人、被遗忘者。在他们的脸上，永远看不到笑容，没有欢笑与快乐。每位空巢老人各有各的不幸，各有各的忧伤与痛苦。彭晓玲在采访与写作过程中始终沉浸在一种感伤、感动与感慨的复杂心情里。她在内心深处万分怜惜和热爱着这群孤苦的老人，把他们当作了自己的亲人、家人，并用女性作家细腻而感性的语言将自己的心情如实地记录下来，希望将这种感触传导给读者，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注这数以千万计的留守老人，关注空巢老人的生存和病苦，关心他们的忧伤与疼痛，其目的与用意只有一个，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中华民族悠久深厚的孝老爱亲传统，不要再让我们的空巢老人再流泪，不要让他们忧伤以终老。

白描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作家。他的创作一直致力于探寻人性的奥秘、揭示世道人心，具有理性思考的光芒。他的《秘境——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带入感特别鲜明，可读性强。在作者看来，玉——玉器本身承载着多重的内涵和价值，既是一种财富也是一种品德，既是一种地位也是一种权力，既是一种物件、商品，也是一种象征、精神符号。同时，玉器也承载着政治的、经济的、人文的、艺术的、宗教的、教育的、历史的、考古的等多重的价值。《秘境》对玉文化的开掘从两个方向深入。一是纵的开掘，即描述玉文化历史，从玉的发现、开采，红山文化中最早的玉龙、良渚文化中的玉尊、商周以后被作为礼器的玉器，直到今天的玉器市场。二是横向开掘，即玉多方面的运用、功能及价值，包括玉石加工技术、玉雕艺术、玉器鉴定、拍卖、收藏、分享等。玉文化在最近十几年来的表现主要是市场热、收藏热。这部作品对当下的鉴宝热、收藏热进行了冷思考，“热中求冷”，反思了甚嚣尘上的收藏文化。畸形的“收藏热”反映出当下社会一种不正常不健康的浮躁心态。玉变成了一种“欲”的对象和财富、金钱的负载物，这不能不说是当今世道人心的一个软肋和缺陷。作者写到陕西一位贪官收受的贿赂品中有一批价值连城的假玉器，也写到当下的玉器财富神话，疯狂的赌石、作假、鉴宝、拍卖、乱采滥挖矿石等。玉和一切财富都变成了欲望对象，人欲变成了简单的钱欲，这可能是当今社会乱象的一个根源。白描试图从喧嚣的世道和浮躁的人心里找到一种静，“闹中取静”，“动中求静”，静思并追问我们究竟丢掉了什么，丧失了什么更为宝贵的东西。古人佩玉，乃慕玉洁；今人逐玉，却为财富。在古人看来，玉有玉德，玉是一种品行、情操的寄寓与象征。在白描看来，玉是一种洁白的、纯净的、能净化人心的物品。玉是奇特瑰异的石头。“凡自然造化形有所异者，必是情有所寄、理有所寓焉”。国中有玉方成 “国”，家中有玉乃为“宝”。冰清玉洁，这样的品行操守才是国家之宝。玉寄托着人的情感，也寓示着生活的哲理。《秘境》就是要回溯传统，彰显玉德，提升人文素质，引导读者树立向真、向善、向美的价值观。《秘境》几乎可以看作短篇故事集或“俗世奇事”系列，通过讲述一个个作者亲历或耳闻目睹的玉器市场的精彩故事，汇成了一幅丰富多姿的浮世绘。

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是纪实文学创作长期关注的焦点。陈启文的《大河上下——黄河的命运》，依托自己锲而不舍的行走，深入探勘万里黄河水利、生态等方面的现状，用心触摸一条大河的脉搏气息，试图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之间捕捉与破解中华民族和人类生存的密码。这部长达40余万字的纪实文学，以鲜活的第一手资料以及详实的文献等材料，对黄河的命运进行了冷峻的观察与深切的省思，在刻画水文工作者、水利人、环保人和生态建设者感人群像的同时，试图揭示历经沧桑却依旧顽强不屈的黄河的生存，在一条大河与一个民族、一群人类的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中，探究人类生存发展的真谛：与水和谐共处，与自然和谐共处，才能做到永续发展。陈启文的中篇纪实《马家窑调查》以田野考古之精神，借鉴小说笔法，在细致踏勘马家窑文化前世今生、刻画与之相关人物栩栩如生形象过程中，对民族历史文化的发现、开掘、保护、传承提出了峻切而独到的思考。

教育、就业、医疗、住房、进城务工群体生存状况等始终都是社会热点，纪实文学对这些题材的反映一向不遗余力。李琭璐的《如果青春可以重来——中国超常教育三十五年反思录》寻访那些曾经扬名天下的少年天才及神童，追踪其人生走向，对至今仍为社会所热捧的超常教育进行严峻反思，能够为中国教育发展提供有益启示。杨豪的《木兰山下的教育实验》通过描写一群家长自发进行教育子女的实验，触及教育变革的课题。高艳国、赵方新的《中国老兵安魂曲》选取大陆和台湾三位老兵，讲述他们执着于送抗战烈士英魂还乡的感人故事，重光伟大的抗战精神，弘扬人间大义。艾平的《一个记者的九年长征》生动讲述新华社记者汤计九年来为被蒙冤错杀的呼格吉勒图奔走呼号纠正错案的故事，彰显正义必定战胜罪恶，在表现我国司法进步的同时，深刻反思了法治建设依旧任重道远的主题。韩生学的《中国人口安全调查——“全面二孩”周年回眸》通过考察权衡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一年来给中国人口再生产带来的实际影响，触及中国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人口保障、人口安全问题。孤独自闭症、抑郁症、精神类疾病是当今相当严峻的社会问题，需要全社会共同直面和解决。邹文的《康康的世界》、张雁的《蜗牛不放弃：中国孤独症群落生活故事》便是对这些群体的直接关注与描写。王海霞的《疼痛的农村——“越南媳妇”出逃背后调查》通过调查那些疑似被拐卖或骗婚的越南媳妇不断出逃的真相，揭示当前农村存在着男女比例失衡、适婚男子找不到配偶等现实存在的社会问题，对农村婚姻状况进行了峻切思考。

2017年1月，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组织11名专家，经过深入讨论，以无记名投票方式，推选出2016年度中国报告文学排行榜。何建明的《爆炸现场》，铁流、纪红建的《见证》，许晨的《第四极》，陈启文的《大河上下》，艾平的《一个记者的九年长征》，丁一鹤的《东方白帽子军团》，杨黎光的《大国商帮》，刘可风的《柳青传》，高艳国、赵方新的《中国农民书》和王海霞的《疼痛的农村》入选。

回望2016年的创作，我们欣慰地看到，纪实文学始终保持着蓬勃的生机与活力。一批年富力强的作家陆续推出自己的新作力作，如何建明继《爆炸现场》之后，发表了反映中国援非医疗队参与抗击埃博拉病毒疫情的《死亡征战》，杨黎光以《中山路——追寻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脚印》《横琴——对一个新三十年改革样本五年的观察与思考》《大国商帮——粤商发展史辨》完成了自己对于中国现代化道路及未来发展走向思考的“三部曲”，王宏甲的《塘约道路》、蒋巍的《这里没有地平线》等关注贫穷地区的脱贫攻坚战……一批年轻的纪实文学作者特别是以“鲁二十四”（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四届中青年报告文学作家高级研讨班）50余位青年作家群体为代表，创作十分活跃，形成了百舸争流的生动局面。高艳国、马娜、丁晓平、余艳、李琭璐、黄立轩、张子影、刘标玖、陈茂慧、邢小俊等作者都有不错的作品推出，让我们看到了纪实文学无限的希望与可能。而像丁燕、艾平、王海霞等一批原先主要从事小说、诗歌、散文创作的作者，陆续加入创作纪实文学，无疑亦为纪实文学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