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痛苦学习:《劳燕》中人性的受难与救赎
来源:谢有顺说小说(微信公众号) | 谢有顺 2017年09月19日08:34
◈ 一 ◈
刚才听了张翎讲《劳燕》一书的写作缘起之后,我越发认为,写小说不要过度强调虚构和想象,好的小说,除了虚构和想象之外,还需要有张翎这样实证的写作态度。她通过阅读别人的回忆录,接触到一个跟故乡有关的历史细节,就开掘出了一部长篇小说。我的意思并非作家不要依靠虚构和想象,或者说只通过图书馆的资料就能写小说,而是强调作家要多像张翎这样,回到这片土地上,回到那些亲历者(老兵)的面前,谦卑地听他们讲自己的往事,搜寻过去的蛛丝马迹。
肯花这个工夫做考证,记录,积累,然后在此基础上发挥虚构和想象,这样写出来的作品质地是不一样的。
要把小说写得结实、细腻,甚至连每一个器物都写得有来处,是非常考验写作者的。张翎写战争的时候,不单是把被战争撕裂的人性写得丰沛复杂,战争中非常实务的方面,她也处理得认真切实,比如格斗场景,包括动作的次序,格斗中人物微妙的心理变化,这些东西不是光靠想象就可以完成的,你如果没有去做采访,是不太可能还原出来的。
小说要是布满了这些结实的细节,这些带有考据性质的细节,我觉得才能够把小说中的人性、人物的灵魂写好。这些细节就像一个容器,正如一个厨师没有相宜的餐具,做得再好的菜也会打折扣。
有了这种严谨的写作态度,张翎在处理这些题材的时候,就有一个实证的基础,一个可以展现艺术家才华的基础。
◈ 二 ◈
张翎本来是要写男人的故事,这样写可能非她所长,但是她找到阿燕这个女性角色,并从她和这三个男人的关系切入,就形成这个小说独特的格局。
这三位男性其实也是这个女性的三段历史——过去,现在和未来,然后通过这种人物关系,张翎就把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期,或者战争对不同人的影响写得透彻。尤其是她刚才讲到,当一种灾难把人逼到墙角、逼到绝境的时候,人性会发生变化和逆转,这样的主题不是没有人写过,但是很少人像张翎这样,不断把人往绝境上赶,有一种将人性放在绝境下做实验的决心。
但是,把人逼到绝境,如果没有强大的叙事逻辑做支撑,人性的逆转往往会很怪异,缺乏说服力。但是张翎有一种能力,把人往绝境上逼的时候,总能找寻到人性逆转的合乎情理的理由。
比如《劳燕》中刘兆虎这个人物,他代表来自中国自身的本土文化;牧师比利代表的是基督教文化,有神性的救赎色彩;大兵伊恩代表了一种美国的青年文化。他们共同和一个女人的相遇,必然产生一种文化的冲撞和互补。阿燕本来是一个很普通的姑娘,但在这些文化的激荡下,慢慢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幽深的人性开始闪着神性的光亮。战争给她带来怎样的创伤,她就在战争中直面这些伤害,并最终从创伤走向救赎。她为什么后来会宽恕那些冒犯过她的人,这就是理由。如果没有作家之前安排的这些复杂文化在她身上的影响,这最后的原谅和宽恕就容易变得肤浅。
阿燕心中有这样的力量,能够走向宽广、宽恕,张翎试图为每一次人性的开掘提供合理的理由。
中国作家比较长于写家族故事,百年中国史,多是所谓的社会冲突或伦理冲突。但是人性有时候不仅仅是伦理,家族,甚至不仅仅是国族这个概念,人性具有人性所独立的东西。张翎就关注到了这个人性独立的东西,这个跟她长期在国外生活有很大的关系。《劳燕》借助牧师这一人物的设置,不仅仅教会阿燕生存技能,更重要的是引领她看见人性深阔的一面,即如何面对自己、面对苦难,如果借救赎的力量,重新看待人和世界,使她知道人性有另外一个方向。
写战争的作品有很多,张翎的独特之处在于,不仅仅局限于战争以及战争对人性的伤害,更写出了经历过这些创伤的人,如何走向了平和和宽广。
◈ 三 ◈
一部长篇小说能不能流传,能不能获得广泛关注,最重要的就是看它有没有创造出令人难忘的人物。
二十世纪以来的小说家中,普通老百姓能够随口说出他小说中许多人物的,一个是鲁迅,像祥林嫂、孔乙己、阿Q等,说到这些人物的时候不需要注释,多数人都知道是谁,他们就像我们身边的人物一样。还有一个是金庸,像黄蓉、韦小宝、杨过等,包括“华山论剑”“乾坤大挪移”这样的词,已经进入到了我们日常的生活。这样的作品流传下去肯定没问题。
一个人物要显得饱满,这个人物首先要复杂,需要有不同的灵魂的侧面,要有多样性,过度简单和浅显的人物是不太容易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
《劳燕》最为让人难忘的是阿燕这个人物。
张翎创造的阿燕很复杂,她有三个名字。阿燕是出生时取的名字,就是江南村庄里面的普通小姑娘的名字。后来牧师给她取了一个名字是斯塔拉,即星星。这个名字有着天空的品质,会让我们想到更高远的东西。美国大兵伊恩给她取温德这个名字,即风,这是自由、美好的象征。这些名字都有作家的寓意在里面。从这样一个普通的乡村女子,带有中国传统乡土文化基因的女子,到星空一样开阔、风一样的自由,并自我觉醒、渴望追求爱的女子,这样的蜕变是有难度的。
这需要她的灵魂有独特的际遇。
尤其美国大兵伊恩奔放的、让她意识到自我的、那种追求灵魂内在惊喜的感情,使阿燕变成了一个复杂而丰富的人,一个多样生命特质都在她身上成长的人。三个名字的得来和三段经历的揉合,使得这种复杂有了合理的理由,让人难忘。
一个在中国生长的女孩,具有复杂的性格和品质,身上激荡着多种文化的积存,这在以前的中国小说中是不多见的形象。
◈ 四 ◈
特别值得讨论的是,张翎所塑造的阿燕这一形象,有时像是有一种神圣的光晕。她被鼻涕虫冒犯,就去长官那里告状,长官想枪毙鼻涕虫,她不忍,又为鼻涕虫求情。后来,鼻涕虫牺牲了。本来,鼻涕虫之死给人的感觉是为他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可斯塔拉(阿燕)出现的时候,她的形象完全是神圣的,不仅宽恕了鼻涕虫之前所犯下的错误,并令人动容地把他破碎的尸体缝合起来。这种宽恕已经不是一种简单的原谅,它包含着对一个灵魂的敬意,也是以她独特的方式表达对一个灵魂的眷念。
这种升华,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精神背景的铺垫,让一个中国乡村的女孩变成这样一个善良、坚韧并带有宽广的内在精神和视野的形象,肯定会让读者质疑。但张翎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之所以让我们感觉动人而真实,很重要的一点是,她笔下这些深阔、明亮、令人敬佩的精神,不是在一尘不染的想象空间里生长出来的,而是在淤泥里生长出来的。在看起来最不可能升华的地方孕育出来的精神,才是可信的。所谓“道在屎溺”,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如果没有经历苦难、疾病和死亡,那种所谓的超越和救赎都是很可疑的。比如说释迦牟尼,他以前是一个王子,没有经历过疾病、痛苦和死亡,只有等他见识了人世间那些沉重的苦难之后,他才完成了内心的觉悟。耶稣能够成为救赎之灵也是因为他经历了磨难和死亡,他本是无罪的,却不但被审判,还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尽鲜血而死,他经历了极大的痛苦,经历了常人所不能经历的弃绝和苦难之后,从他身上长出的精神,才有力量,才有说服力。
所以奥古斯丁才说:“同样的痛苦,对善者是证实、洗礼、净化,对恶者是诅咒、浩劫、毁灭。”
张翎在《劳燕》中让阿燕遭受了至大的痛苦,她被日本人强暴,被家人抛弃,被身边的人所看不起。很多像她这样经历的人很可能就轻生了,因为实在无力承担这些,可她不但没有死,还超越了这个经历,在苦难里开出一朵花来。在经历了苦难和死亡之后,她让自己完全变成全新的一个人。
在这样的境遇里长出来的宽恕和救赎才是有力量的。这种从死亡中酝酿出来的生、从苦难中升华出的超越是非常难得的。这就是张翎写作的特殊性。
艾玛说:“人面对痛苦要深怀敬意,并向其学习。”确实,张翎没有轻易给予一个女孩新的面孔和新的精神,无来由地让她变成一个圣母般的人物,而是安排她在牧师的教化和启迪下渐渐脱胎换骨,又在美国大兵伊恩的影响下认识到自我,这是经过了一个过程的。
没有过程的自我超越是不可信的。
很多作家会安排他的人物忽然进入无的境界,看起来很超脱,但是我想问,他的欲望去哪里了?不能说昨天还是欲望蓬勃的一个人,今天就风烟寂静了。你要写出这个转变的过程,有了合理的转变过程,人物所企及的这个空和无的境界才是可信的。张翎正是因为很好地处理了人物内心世界转变的过程,她笔下的人物才显得有精神光彩。
(根据《劳燕》新书分享会上的发言录音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