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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文”，又称“判词”，是制判者对某个案件、某个事件依据法律作出裁判的文字记录，相当于现代司法文书中的判决书和裁决书。判文并不是一种纯文学性的文体，然而，从研究意义上而言，判文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尤其到了唐代，判文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体式，身兼文学性与应用性，甚为唐代士人、朝廷以及民间所重视。唐代判文不仅对于唐代士人风尚、文学风格甚至文人生活态度产生一定影响，并且对于后世的叙述文学形式同样产生着广泛的影响。

唐代判文的语言极具文学艺术特色，制判者在写作判文时，普遍运用表达技巧，在词语的选择、用句的调配、音韵的平仄、修辞的使用、谋篇的构思，都极大地增添了文学性，使唐代判文表现出一定的共通性：用典凝练、对偶工整、精工准确。

汉魏六朝对于语言技巧的研究和运用，深刻地影响了唐代文人士子。讲求文辞审美的传统，不仅根植于诗词创作中，也表现在唐代判文的创作之中。在唐代判文中，使得语言精美简洁的表现之一就是用典掌故。在判文中使用典故，不仅可以显示制判者的学识之渊博，而且还可以简明扼要地表达出制判者的观点所在。如在《文苑英华》卷五四五中收录的《宫门误不下键判》，全文仅一百多字，用典就多达十处。“设险守国，金城九重”是出自《汉书·剻通传》里的“金城汤池”的典故；“有轻鱼钥之心”出自南朝梁简文帝《秋闺夜思》的“夕门掩鱼钥，霄床悲画屏”；“朱门四辟”源自《尚书·尧典》中“宾于四门，四门穆穆”；“不失狐白之裘”出自《史记·孟尝君列传》，等等。这些判文在为制判者提供使用典故技巧的同时，也为制判者提供了隶事用典之源。

在唐代，骈文的成熟发展对判文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唐代判文多以论事言理为主，用典切当。在对偶方面，句法整齐，对仗工稳。如张鹜《龙筋凤髓判》不仅骈俪对偶，同时还追求花样多变，并且将刘勰所言的“四对”诠释得淋漓尽致。“张会过言出口，驷马难追，王秀转泄于人，三章莫舍”，是将事对与正对进行结合，“张会掌机右掖，务在便蕃，王秀负版中书，情惟密切”则是六四六四骈体文的句式节奏。从现代语法角度而言，“凤池清切，鸡数深严”一句，则是主谓结构相对；“召为内史，流雅誉于周年，苟作令君，振芳尘于魏阙”则是动宾结构相对。唐代判文的骈体对偶工整，由此可见一斑。

判文与其他文学体式相比更具有严谨精准性。以《文苑英华》中所录的判文为例，无不感受到其逻辑的缜密与论理的充分以及依律的准确。加之，在判文体例形式上常常运用其专业术语，进而强化了判文语言的规范性，使得判文更具精工准确的特点。判文中所使用的术语基本上是业已固定的程式化语句，如在《文苑英华》中所用的“对”、在敦煌判文中所用的“奉判”等，都是作为判文的固定术语出现的，起到引出案判拟判的事实的作用。当然，在行文位置上，这些发语词是比较灵活的，有前有后，如在《文苑英华》中，便将“对”置于案判拟判的事实之后，将拟判中所陈述的事实与判文本身视为各自独立的部分；而在敦煌判文中，将发语词“奉判”置于案判拟判的事实之前，将拟判中所陈述的事实与判文本身视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