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由第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参评和获奖作品来看，以文学的笔墨追踪、记录、剖析、阐说这一现实，其迫切性和写作的难度，足以引起儿童文学界的新的思考。

从童年现实的拓展到童年观念的革新，本届评奖意在肯定和强调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以儿童文学艺术的阔大、丰富、厚重和深邃，抵抗商业时代童年文学经验的某种模式化、平庸化进程。”

走进童年的广袤与深厚

作家借童年的视角来传递关于我们生存现实的某种生动象征、精准批判、深入理解和温情反思，也是以儿童文学特有的艺术方式和精神，为人们标示着现实生活的精神地图。在这样的书写里，作为儿童文学表现艺术核心的“童年”的广袤和深厚，得到了进一步的开掘与认识。

当代儿童文学的艺术发展正面临新节点，这个节点与当代中国社会急遽变迁而空前多元的现实密切相关。或许，历史上很少有像今天的中国这样，孕育、生长着如此辽阔、丰繁、复杂的童年生活现实和故事，它是伴随着技术和文化现代性的非匀速演进而形成的社会分化和差异图谱的一部分，其非统一性程度远超我们的想象。这些年来，对这一复杂现实的认识从各个方面溢出传统童年观的边界，不断冲击、重塑着我们对“童年”一词的基本内涵与可能面貌的理解。

由第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参评和获奖作品来看，以文学的笔墨追踪、记录、剖析、阐说这一现实，其迫切性和写作的难度，足以引起儿童文学界的新的思考。本届获奖的儿童小说《一百个孩子的中国梦》（董宏猷），其独特的价值正在于，将中国当代童年生存现状与生活现实的多面性及其所对应的童年体验、情感和思想的多样性，以一种鲜明而醒目的方式呈示于读者眼前。作家选择在脚踏实地的行走和考察中走近真实的童年，这个姿态对于当下儿童文学的现实书写来说，显然富有一种象征意义。面对今天儿童生活中涌现的各种新现实、新现象，要使作家笔下的童年具备现实生活的真正质感，拥有儿童生命的真切温度，惟有经由与童年面对面的直接相遇。

甚至，这样的相遇还远远不够。要着手提起一种童年的素材，作家们不但需要在空间上走近它，也需要在时间上走进它。而很多时候，尽管怀着关切现实的良好写作初衷和愿望，我们却容易看得太匆促浮皮，写得太迫不及待，由此削弱了笔下现实的真实度与纵深度。因此，以十年跨度的追踪写成的纪实体作品《梦想是生命里的光》（舒辉波），除了呈现困境儿童生存现实的力度，也让人们看到了现实书写背后观察、积累和沉淀的耐性。这也是《沐阳上学记》（萧萍）这样的作品以及它所代表的写作潮流带来的启示——作家笔下生动的、充满鲜活感的童年，只有可能来自写作者对其写作对象的完全进入和深透熟悉。

这样的进入和熟悉，在作品中直接显现为一种突出的艺术表现效果。《一个姐姐和两个弟弟》（郑春华），将当代家庭父母离异背景上低龄孩童的情感和生活，摹写得既真挚生动，又清新温暖。读者能清楚地感到，作家对于她笔下的孩子以及他们的生活，了解是深入的，情感是贴近的。《我的影子在奔跑》（胡永红）是近年以发育障碍儿童为主角的一部力作，其边缘而独特的视角、收敛而动人的叙事，带领读者缓缓进入一个特殊孩子的感觉和成长世界，那种生动的特殊性和特殊的生动性，若非做足现实考察与熟悉的功课，几乎不可能为之。《巫师的传人》（王勇英），在亦真亦幻的墨纸上摹写传统文化的现代命运，却非空洞的感物伤时，而是站在生活的诚实立场，同时写出了这两种文明向度在人们日常生活和情感里各自的合理性，以及二者交织下生活本身的复杂纹理与微妙况味。这样的写作，更有力地彰显了“现实”一词在儿童文学语境中的意义和价值。

儿童文学不只是写童年的，或者说，儿童文学的童年里不是只有孩子。在细小的童年身影之后，我们同时看到了一面巨大的生活之网。在错综复杂的生活网络中理解童年现实的真实模样，而不是试图将童年从中人为地抽离、简化出来，这才是儿童文学需要看见和探问的现实。《小证人》（韩青辰）里，一个孩子的生活原本多么稀松平常，它大概也是童年最普遍的一种生活状态；但当日常伦理的难题从这样的平淡生活里骤然升起，当一个孩子身陷这样的伦理困境，她的感受、思考、选择和坚持，让我们看到了童年日常现实的另一种气象。《九月的冰河》（薛涛）写少年的不安，其实也是写成人的追寻。你想过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个问题对于一个孩子和对于一个成人，具有同等重要的效力和意义。于是，童年与成年、孩子与大人在镜中彼此凝望，相互塑造。在《大熊的女儿》（麦子）、《东巴妹妹吉佩儿》（和晓梅）、《布罗镇的邮递员》（郭姜燕）等作品里，作家借童年的视角来传递关于我们生存现实的某种生动象征、精准批判、深入理解和温情反思，也是以儿童文学特有的艺术方式和精神，为人们标示着现实生活的精神地图。在这样的书写里，作为儿童文学表现艺术核心的“童年”的广袤和深厚，得到了进一步的开掘与认识。

塑造童年的力量与精神

在当代儿童文学史上，童年的个体性、日常性从未得到过如此重大的关注。但与此同时，这个自我化、日常化的童年如何与更广大的社会生活发生关联，亦即如何重建童年与大时代、大历史之间的深刻关系，则是这类写作需要进一步思考、探索的话题。

近年儿童文学的童年书写，蕴含着童年观的重要转型。这种转型既反映了现实中人们童年观念的某种变化，也以文学强大的默化力推动着当代童年观的重构塑形。正在当代儿童文学写作中日益扩张的一类典型童年观，在《沐阳上学记·我就是喜欢唱反调》一书的题名里得到了生动的表达。在洋溢着自我意识的欢乐语调里，是一种对于童年无拘无束、张扬自主的精神风貌与力量的认识、肯定、尊重乃至颂扬。在更广泛和深入的层面上，它体现了对于童年自我生命力、意志力、行动力、掌控力的空前突出与强调。

在这一童年观下，一种充满动感和力量的童年形象在当代儿童文学的写作中得到了鲜明的关注和有力的塑造。它不仅体现在孩子身上旺盛游戏精力的挥霍与发散，更进一步体现在这些孩子凭借上述力量去接纳、理解、介入和改变现实的能力。这些年来，当代儿童文学对童年时代的游戏冲动和狂欢本能给予了最大的理解与包容，尽管这一冲动和本能的文学演绎其实良莠杂陈，我们仍然相信，一种久被压抑、忽视的重要童年气质和精神正孕育其中。

透过《大熊的女儿》等作品，我们看到了它在如何促生一种真正体现当代童年独特力量和精神品格的艺术可能。在现实的困境面前，孩子不再是天生的弱者，表面上的自我中心和没心没肺，在生活的煅烧下显露出它的纯净本质，那是一种勇往直前的主体意识与深入天性的乐观精神。这样的童年永不会被生活的战争轻易压垮，相反，它的单纯的坚持和欢乐的信仰，或将带我们穿越现实的迷雾，寻回灵魂的故乡，就像小说中老豆和她的伙伴们所做到的那样。

一旦我们意识到童年身上这种新的精神光芒，一切与童年有关的物象在它的照耀下，也开始拥有新的光彩。包括如何看待、认识、理解历史上的童年。近年儿童文学创作的主要潮流之一，便是朝向历史童年的重新发掘和讲述。与过去的同类写作相比，这类探索一方面致力于从历史生活的重负下恢复童年生活固有的清纯面目，另一方面则试图在自为一体的童年视角下，恢复历史生活的另一番真实表情。本届参评和获奖作品中，出现了一批高文学质量的历史童年题材作品。

张之路的《吉祥时光》，在历史的大脉动下准确地把握住了一个孩子真切的生活体验和思想情感，也在童年的小目光里生动地探摸到了一段历史演进的细微脉搏，那运行于宏大历史之下的日常生活的温度、凡俗人情的温暖，赋予过往时间以鲜活、柔软的气息。黄蓓佳的《童眸》，亦是以孩童之眼观看世态人生，艰难时世之下，童年如何以自己的方式维护大人眼中微不足道的小小尊严，如何以弱小的身心担起令成人都不堪疲累的生活负担，更进一步，如何在贫苦的辛酸中，仍能以童年强旺的生命力和乐观的本能点亮黯淡生活的光彩。

或许可以说，在当代儿童文学史上，童年的个体性、日常性从未得到过如此重大的关注。但与此同时，这个自我化、日常化的童年如何与更广大的社会生活发生关联，亦即如何重建童年与大时代、大历史之间的深刻关系，则是这类写作需要进一步思考、探索的话题。在另一些并非以个人童年记忆为书写模本、而包含明确历史叙说意图的作品中，有时候，我们能看出作家在处理宏大历史叙事与童年日常叙事之间关系时的某种矛盾和摇摆。

史雷的《将军胡同》，从童年视角出发，展开关于抗战年代老北京日常生活的叙说，尽显京味生活和语言的迷人气韵。小说中，一个普通孩子的日常世界既天然地游移于特定时代的宏大时间和话语之外，又无时不受到后者潜在而重大的重构，两者之间的经纬交错，充满了把握和表现的难度。殷健灵的《野芒坡》，在对20世纪初中国现代化进程影响深远的传教士文化背景上叙写一种童年的生活、情感、命运和奋斗，文化的大河振荡于下，童年的小船漂行于上，大与小、重与轻的碰撞相融，同样是对文学智慧的极大考验。在这方面，可以说以上两部作品都贡献了珍贵的文学经验。

事实上，不论在历史还是当下现实的书写中，如何使小个体与大社会、小童年与大历史的关系得到更丰富多层、浑然一体的表现，仍是一个有待于探索的艺术难题。在充分认可、张扬最个体化、具体化的童年生命力量与生活精神的同时，发现童年与这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命运之间的深刻关联，书写童年与这片土地的过去、当下、未来之间的血脉渊源，应是当代儿童文学不应忘却的一种宏大与深广。

探索儿童文学的新美学

在新经验、新手法的持续探索中，一种儿童文学的新美学可能正在得到孕育。艺术上的求新出奇远非这一美学追求的终点；在新鲜的经验和艺术技法背后，是关于当代童年和儿童文学艺术本质的更深追问与思考。

从童年现实的拓展到童年观念的革新，本届评奖意在肯定和强调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以儿童文学艺术的阔大、丰富、厚重和深邃，抵抗商业时代童年文学经验的某种模式化、平庸化进程。这也许是一个仅凭某些畅销作品经验的快速复制便能赢得市场的时代，但没有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优秀作家会满足于这样的复写，他们会选择始终走在寻找新的经验及其表达方式的路上。

张炜的《寻找鱼王》，提起的是儿童文学史上并不新奇的童年历险题材，写出的却是一则新意盎然的少年启悟小说。这新意既是故事和情节层面的，也是思想和意境层面的。少年时代的扩张意志与东方文化的自然情怀，糅合成为中国式的寻找和成长的传奇。彭学军的《浮桥边的汤木》，对于尝试向孩子谈论生命与死亡的沉重话题的儿童文学写作来说，是一个富于启发的标本。作家让一个孩子在生活的误解里独自与死亡的恐惧相面对，它所掀起的内宇宙的巨大风暴，将童年生命内部的某种大景观生动地托举出来。小说的故事其实是一幕童年生活的日常喜剧，却被拿来做足了庄重沉思的文章，两相对衬之下，既遵从了童年生活真实的微小形态，又写出了这种微小生活的独特重量。

《水妖喀喀莎》（汤汤）、《一千朵跳跃的花蕾》（周静）、《小女孩的名字》（吕丽娜）、《云狐和她的村庄》（翌平）、《魔法星星海》（萧袤）等作品，在看似几乎被开采殆尽的童话幻想世界里另辟蹊径，寻求艺术的突破。《水妖喀喀莎》见证了汤汤才情横溢的精灵式幻想终于降落在了她的长篇童话中，《一千朵跳跃的花蕾》则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年轻、丰饶、充满创造力的幻想灵魂。对于幼儿文学这个极具难度、却也极易在艺术上遭到轻视简化的子文类来说，儿歌集《蒲公英嫁女儿》（李少白）、幼儿故事《其实我是一条鱼》（孙玉虎）等作品，代表了与这类写作中普遍存在的艺术矮化和幼稚化现象相对抗的文学实践。童诗集《梦的门》（王立春）、《打瞌睡的小孩》（巩孺萍），在儿童诗的观念、情感、语言、意象等方面，也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创造。

在新经验、新手法的持续探索中，一种儿童文学的新美学可能正在得到孕育。艺术上的求新出奇远非这一美学追求的终点；在新鲜的经验和艺术技法背后，是关于当代童年和儿童文学艺术本质的更深追问与思考。以本届评奖为契机，当代儿童文学或许应该重新思考一个意义重大的老问题：在艺术层面的开放探索和多元发展背景上，儿童文学最具独特性、本体性的艺术形态和审美精神，究竟体现在哪里？或者说，儿童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由何处体现出它既有别于一般文学、又不低于普遍文学的艺术价值？

上述追问伴随着儿童文学的发展史而来，在持续的探询和争论中，我们也在不断走进儿童文学艺术秘密的深处。长久以来，人们早已不满于把儿童文学视同幼稚文学的观念和实践，因此有了充满文学野心和追求的各种新尝试、新探索。但与此同时，仅以文学的一般手笔来做儿童文学，仅把儿童文学当作自己心中的一般“文学”来写，恐怕也会远离童年感觉、生活、语言等的独特审美本质和韵味。

一些儿童文学作品，有精雕细琢的故事，有鲜美光洁的语言，但从童年视角来看，其故事的过于斧凿和语言的过于“文艺”，其实并非童年感觉和话语的普遍质地。如果说这样的“文学化”是儿童文学艺术从最初的稚气走向成熟必然要经历的阶段，那么当代儿童文学还需要从这个次成人文学阶段进一步越过去，寻找、塑造童年生活体验和生命感觉里那种独一无二的文学性。这样的写作充分尊重童年及其生活的复杂性，也不避讳生存之于童年的沉重感，但它们必定是童年特殊的感觉力、理解力、表达力之中的“复杂”和“沉重”。

那种经受得住最老到的阅读挑剔的“复杂”之中的单纯精神，“沉重”之下的欢乐意志，或许就是童年奉献给我们的文学和生活世界的珍贵礼物——它也应该是儿童文学奉献给孩子的生活理解和精神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