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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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那些影响和改变历史的事件，大多内蕴这样的脉络：有什么样的文化格局与气度，就会导致什么样的历史走向。

2000多年前，汉武帝偶然得知西域有个月氏国亦想反击匈奴，“因欲通使”，郎官张骞即应募。然而，张骞历尽艰辛十余载未能如愿，却带回些奇特的见闻，汉武帝也已不再抱守夹击匈奴的初见，而是对西域诸国生出“以义属之”“威德遍于四海”的雄心。他先是让张骞派出四路使者以图打开联络身毒国（古印度）的西南通道，后又“拜骞为中郎将”再次出使西域。

在今天一些人看来，汉武帝的开放心胸乃是为了怀柔远人，属于“天下中心观”支配下国力强盛时的典型反应，然其时又并未以“夷狄”而是以“外国”来称谓和对待陌生的国度，显然包含的是中华文化平等交往的态度。

由此，东方通往西方的道路开通，丝绸之路开辟，东西方文化交流开始在世界文明史上蔚成大观。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文化的“走出去”与“引进来”相辅相成，德化天下与兼容并包相映生辉，彰显其开放包容的格局气度。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有过这样的概括，中华文化放射于四周之影响，既远且大。北至西伯利亚，南迄南洋群岛，东及朝鲜、日本，西达葱岭以西，皆在其文化影响圈内；更远如欧洲，溯其近代文明之由来，亦受中国之甚大影响……十七八世纪之所谓启蒙时代理性时代者，亦实得力于中国思想（比如儒家）之启发，以为其精神来源。

中华文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非有对本民族文化的充足自信，则不可能有如此的包容力。柏杨《中国人史纲》写道：“在唐朝，中国当时被各国崇拜的程度，远超过其他两大超级强国，因为东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对宗教是排斥性的，只有中国对各种宗教兼容并包。”

然而，面对外来文化，中华文化却不是囫囵吞枣地接受，而是有一个吸收、消化、融合、创造的过程。中华文化融合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就体现在外来文化的中国化。这种中国化，离不开外来文化本身的开放度，但更重要的是中华文化本身具有开放包容的大格局，更有融合创造的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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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学者马君武在分析东西方文明异同时认为：“欧洲者，因袭文明之国也，故其国民能受文明，且重积之。亚洲则创造文明之国也，已有文明，常不愿复受自他来之文明。”

的确，与欧洲文明一开始就在交融“因袭”中发展不同，我们的先人在相对独立、相对隔绝的“天下”域内，独自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构想，而中国更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

在先秦时期漫长的岁月里，诸子百家相互交流争鸣，文化殊为繁荣，成为中华文化养成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禀赋的活水源头。可以说，中华文化已成一个独立体系，具备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其海纳百川的开放包容胸襟，兼收并蓄的融合创造智慧，实为中华文化纵贯古今的血脉基因。

然而，这种“天下中心观”也容易生出一种“自大封闭”心态，不思进取，唯我独尊。“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对这一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从文化的包容性上看，自大封闭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自秦一统天下之后，中华文化发展便开始在“开放包容”与“自大封闭”间循环往复：开放包容，百家争鸣，最终带来新王朝的崛起与兴盛；而王朝在兴盛中便容易堕入唯我独尊的泥淖，在自大自负中封闭，最终走向暗弱；而在自大封闭中，开放包容的因子又再次孕育、萌芽、突破，终引时代变革之先声。

1975年，毛泽东同志有过一段很深刻的谈话：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果汉代只有僵化的经学，思想界死气沉沉。武帝以后，汉代有几个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到东汉末年，儒家独尊的统治局面被打破了，建安、三国，出了多少军事家、政治家啊！连苏轼自己在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也说：“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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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一再警示：开放包容则兴，自大封闭则衰。一旦自我封闭，中华文化就容易内失于思想禁锢，外失于交流互鉴，最终落伍于世界大势，难以挺立时代潮头。

从16世纪开始，东西方文明开始呈现不同走向。在西方，欧洲文艺复兴进入高峰，工业革命则在17世纪后即席卷欧洲。

而一直领先于世界的中华文明，因其自大封闭，既不能指引中华民族的前进方向，又不能因应西方文化的剧烈冲击，中华民族最终陷入悲惨沉沦之地。从1840年到1949年，中国与外国侵略者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协定、章程、合同足有1000多个。这样的“世界纪录”背后，是一个古老民族深重的生存危机。

于中华文化而言，压力越大，反作用力越大，其内蕴深厚的创造力与融合力也由此激发出来。事实上，当鸦片战争打破“天朝上国”的自大迷梦，一代代志士仁人就开始文化觉醒。

在一定意义上说，思想解放正是中华文明绝处逢生的重大机缘，是打开在自大中封闭、在自卑中彷徨这一心锁的关键钥匙。尽管这是一个极为艰难痛苦的过程，但是在欧风美雨的激荡中，辛亥革命在中华大地上掀起了一场空前的思想启蒙运动，极大地促进了思想观念的现代化。思想的闸门一旦打开，各种观念如洪水般奔流。

在各种主义和思潮的比较中，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这样写道：“五四时期，各种西方近代思想洪水般地被介绍进中国，其中，马克思主义将其综合体系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对于能理解它的人来说意味着得到了‘全能的智慧’，而对于信奉它的人来讲，则等于找到了‘根本性的指针’。”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展示的是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胸襟。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展示出中华文化的融合创造力。

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教条主义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几乎陷入绝境。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实际领导地位，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登上中华文明的历史舞台。

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强调：“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还作了形象的比喻：“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

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优秀的中华文化相交融，就迸发出了真理的深邃光芒，绽放出了文明的时代花朵。于是有了《实践论》《矛盾论》对中国革命实践认识的廓清，有了《论持久战》对中国抗日战争前景的前瞻，有了《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向何处去”的回答，更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什么是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成功开辟出一条迥异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路径，迎来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

伴随着这一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坚持开扬新道、不废古流，传承了优秀的中华文化，创造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涵养化育了一代代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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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华文明开始破除封闭性，是一种被动的应急反应；那么，1949年新中国的缔造、1978年改革开放大幕的开启，则是中华文明重启开放性的一种主动作为。这种被动向主动的转化，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政治和文化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为“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一路拨云见日，指引着中华民族的前进方向。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郑重宣示：“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一破一立，不仅是一个新生政权面对中国秩序与世界方位的豪情壮志，亦显示浴火重生的中华文明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胸襟气度。

正是以这样的文化格局与气度，中国共产党用28年时间彻底改变了1840年以来的中华民族命运，完成了救亡图存的百年命题，开启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行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正是以这样的文化格局与气度，中国共产党在历史新时期，以“不改革开放，中国总有一天会被开除球籍”的深沉忧患意识，主动开启新的伟大变革。改革开放这一当代中国的基本国策，使中华文化开始制度性地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主动拥抱世界，主动迎接外来文化挑战，主动对接外来文明秩序。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

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把一个经济一度濒于崩溃边缘的国度送上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明确为一面旗帜、开辟为一条道路、形成为一个理论体系、确立为一项制度，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路，使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当历史的洪流把共产党推上中国的舞台，中国共产党就勇敢地担当起了自己的文化使命，更为中华文化注入了先进的思想内涵——马克思主义，使之内化为中华文化的新基因，创造了中国理论、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等新的文化形态，推动中国创造了发展进步的奇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使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历史深刻揭示，扭转中国历史乾坤的根本政治力量正是中国共产党，根本文化力量正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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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旋转的轴心正在转移，移回到那个让它旋转千年的初始之地——丝绸之路。”英国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这样写道。

2017年孟夏，来自100多个国家的各界嘉宾齐聚北京，共商“一带一路”建设合作大计，这一刻，让人怀想古丝绸之路“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的盛况与“舶交海中，不知其数”的繁华，令人生今夕何夕之慨。

“一带一路”这一独创性的“中国方案”，正成为世界多国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世纪工程。这一中国智慧的结晶，正是以开放包容型文化为基础，彰显的正是中华文化的开放包容精神。在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危机阴云不散、发展鸿沟日益突出等境况下，中国为全球治理提出的“中国方案”又何止“一带一路”？

今日之世界，彰显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精神的中国方案、中国理念、中国智慧，赢得更多认同。今日之中国，中华文化的开放包容性，亦贯注在国家发展、民族进步之中。比如“一国两制”，即是着眼于国家和平统一而开启的伟大创造，体现的是中华文化的开放包容胸襟。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政府与市场相配合，即是中华文化对西方文化在消化吸收基础之上的创造，折射的是中华文化的融合创造力。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纵观中华文明发展史，正是内蕴深厚的开放性与包容性，正是智慧卓越的创造力与融合力，使中华文明一次次经受冲击挑战，更一次次化危为机、化险为夷、化异为同，焕发出蓬勃生机，化合出今日中国的泱泱局面来。

2016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豪迈宣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

这个自信，归根到底源于文化自信，源于中华文化所内蕴的开放性与包容性，所饱含的创造力与融合力。

今天，我们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吸吮深厚的中华文化养分，秉持开放包容的胸襟气度，发扬卓越的创造与融合智慧，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不忘初心、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