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昨天，八宝山殡仪馆告别厅内，一名女士为高莽先生献上花束。 实习记者 武亦彬摄

从70岁开始，翻译家、作家、画家高莽总会说，“今年是我最后一年”。家人朋友没想到，2017年真的变成了他的最后一年，享年91岁。昨天，高莽告别仪式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亲朋好友相聚，安静地送他最后一程。

以电影《入殓师》主题曲为伴，大屏幕上，高莽正从俄罗斯白桦林里向大家走来，笑容亲切。大屏幕下，高莽安卧在花丛中，就像是熟睡了一样，面目安详。“请别为他哭泣！”送别的人们达成了某种默契，因为他们深知高莽不喜欢大家落泪。

“老虎洞”里少了一只虎

高莽于10月6日晚22时30分离世，走得很平静。但女儿宋晓岚想起这一刻就会泪流满面，“说起我爸，我就特别心疼。”

宋晓岚透露，早在去年4月，高莽经过系统检查，被诊断患有肝癌，但家人一直对他封锁这个消息。对待自己的身体从来是粗心大意的高莽，即便身体难受，这几个月消瘦了不少，也从未过问自己到底患了什么病。一个多月前，宋晓岚就发现有些异样，以前画画、翻译、写东西忙个不停的父亲，突然提出要下楼，这是他多年来未有过的举动。坐着轮椅下去，眼见着孩子们欢笑追逐，他一语不发，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要知道他平日是个特别好玩的老头儿，对生活中的生动画面从来是积极回应的。

一个月前，高莽住进了医院，忙惯了的他突然停顿了下来，情绪变得烦躁。“我这样活着，这是干什么？”他有些绝望。即便如此，他却从不将怨气传递给任何人。入院是为了接受肿瘤微创治疗，检查指标不合格，治疗不得不放弃。好在经过输血、输球蛋白后，高莽的血液检测指标有所上升，大夫于是决定尝试做微创治疗。听说这个决定时，高莽的情绪一下子好了起来，眼睛里闪着希望之光。但这一关他没能闯过去，他永远倒下了。“我爸走得很平静，他还没到疼那个阶段。”说到这里，宋晓岚难过极了。

高莽走了，没有留下未完成的译稿、未完成的作品，他手头上的事情都处理完了。家人说，今年9月20日，他在人世间留下的最后一件作品，是一张墨宝，字是按照对方的要求写的，“他写得已经很吃力了，我们看着很心疼，他从来就没有学会拒绝别人。”

高莽的家被他戏称为“老虎洞”，因为他和夫人孙杰都属虎，同为1926年生人。高莽的夫人已双目失明、卧病在床十几年，直到现在，她也不知道那只活泼可爱、给她点眼药水的“老虎”已离她远去。

临终前还提到普希金

对于翻译、对于文学、对于画画，高莽全身心地热爱。家人透露，临终前几天，他还提到了阿赫玛托娃、普希金。

高莽翻译的第一篇作品是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曾是多么美多么鲜的一些玫瑰……》，那年他只有17岁，第一次见到自己的译文刊登在报上，他高兴地跳了起来，手甚至触到了低矮的天花板。不过，在他看来，真正开始翻译是1948年译的剧本《保尔·柯察金》。

高莽的翻译生命期长达70年，非常罕见。2013年11月，他更凭借译作阿赫玛托娃的叙事诗《安魂曲》，荣获“俄罗斯-新世纪”俄罗斯当代文学作品最佳中文翻译奖。年近九旬时，又因为翻译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锌皮娃娃兵》一书而更为公众所熟知。尽管声名远播，高莽却曾经一度不敢翻译了，他说，总觉得吃不透原文的精神。80岁以后搞翻译，他的疑惑依旧不断，他说翻译诗中的用词、联想、比喻都很古怪，查遍了各种字典依然感到心虚。

尽管如此，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翻译家刘文飞坚信自己的判断， “伟大的翻译家，这个称呼用在他身上是贴切的。”刘文飞回忆了一个细节，高莽译作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完成于上世纪90年代末，“当时‘俄罗斯-新世纪’翻译奖评选时，三位评委不约而同想到了高莽，于是和他联系，希望他拿出一部作品来。”高莽拿出来的正是这部《安魂曲》，让刘文飞没想到的是，大翻译家的译稿竟然到处都是修改的痕迹。“对待自己的译作，他其实每时每刻都在修订中。”刘文飞透露。而84岁的翻译家蓝英年也说，高莽其实最爱翻译诗作，尽管其难度更大。“俄罗斯诗歌同样也有韵律，翻译时要把俄文打碎了，还要保持格律，这很难。”他感叹道，高莽先生翻得很好。

“他是个多才多艺的翻译家，这一点实在太难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翻译家林一安今年已是82岁高龄，他回忆，上世纪90年代初，自己曾主编了一套《拉丁美洲文学丛书》，书中所有作家插图都是请高莽画的。因为当年很多拉美大作家还健在，所以高莽一般会画两张，一张送作家本人，一张请作家亲笔签名、题词，随后再带回来。比如，阿根廷现代文学先驱萨瓦托见到高莽为他画的肖像画时发出了惊呼，“画得太好了，太传神了。”

笑眯眯地听同事提意见

无论是在老同事、老朋友，还是在晚辈的印象中，高莽都是一个爱开玩笑、没有任何架子的人。“他让人感到温暖和温情。”刘文飞说。

刘文飞回忆，上世纪80年代初，他刚进社科院外文所念研究生，高莽已是《世界文学》编辑部的副主编。有一次，高莽把刘文飞叫到自己狭小的办公室里，送给他一本《苏联当代诗选》，还在上面写了一行字：“文飞兄指正”。“他当时50多岁，我20多岁，我吓了一跳，特别激动。”刘文飞说，前两年，自己去高莽家中探望，刚一进门，高莽依旧笑嘻嘻地迎上去说，“文飞兄来了”。刘文飞说，在自己眼里，高莽就像是大哥哥，特别亲切。

张小军1978年进入《世界文学》编辑部工作，从此她结识了一位宽厚、善良、幽默、可爱的长辈。“高莽这一辈子都很拼命，他是回到家搞翻译，一开会就画画，他给谁都画。”张小军说，当年她怀孕的时候，高莽还给她画了张挺着大肚子的素描。让张小军特别感动的是，18年前，大翻译家高莽还主动给她女儿当起了翻译，跟随一位俄罗斯钢琴家学了整整一节课。“他不懂音乐，但他翻译得真好，我女儿跟着他的翻译做，老师特别满意。”

林一安最难忘他给高莽挑错的那些往事。上世纪80年代中期，高莽刚翻译完成一部小说，刊登在《世界文学》上，小说涉及一些拉丁美洲的事情。当年《世界文学》有一出刊大家就一起讨论的惯例，林一安当众指出了高莽译文中关于拉丁美洲人名、风土人情方面的错误。“我喜欢给别人提意见，得罪了很多人，但高莽特别了不起，他一直笑眯眯地听着，一点儿都不生气。”后来，这部小说出版成书时，林一安发现他指出来的错误全部改正。高莽后来还成为林一安的入党介绍人，“他退休后，我从编辑一下子跳到了副主编，我猜是他提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