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这些年，由于互联网与手机的出现，微信、微博、QQ等各种信息传播渠道增多，我们身边刚发生的事，只需要几秒钟就可以传播到世界各地。在这样的时代，你的所思所想会随着信息的扑面而来而起伏不定，一不小心会顺着信息的河流走，直到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因此，每个人都容易在认识自我的道路上迷失自己。

在我十六七岁时，有一次大伯到县城来买一种叫灯草绒的布料，喊我当翻译，当时我就站在卖布料的老板面前，却说不出“灯草绒”这三个汉字。大伯一脸失望，说，读了十多年的书，连“灯草绒”都不知道。可是，等我熟悉了汉语，别人问我，汉语所说的“阿咪子”“擦尔瓦”，在彝语里是什么意思，我又不知道了。一直以来，我都把“阿咪子”“擦尔瓦”当作汉语，在彝语里找不到这样的词汇。

我说这些，其实是想说语言与语言之间、信息与信息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随时会发生一些善良的误解。比如，彝族人喜欢的三种颜色是红、黄、黑，但不是说彝族所有的色彩元素都是红黄黑，在毕摩祭祀场上，反而只有白色才可以代表神灵、先祖、人间正道等。再比如，彝族是一个诗的民族、酒的民族、火的民族、害羞的民族等，其实抓取的都是一个点，而不是整个群体的共有性。首先说“诗的民族”，放眼整个中国或全世界各个民族，又有多少个民族不是诗的民族呢？再说“酒的民族”、“火的民族”、“害羞的民族”等，其实说的是一种文化、一种礼俗，不是任何时候任何场面都饮酒作乐、火舞人间、羞羞答答的。一个民族最佳的存在状态应该是真实面对自我。写《第三世界》前，我一心想的也是一点点真实地面对自己。最近一部叫《冈仁波齐》的藏语电影在热映，也刚好回答了“真实面对自我”的价值。一个群体的真实存在是对自然和生命最原始、最质朴的尊重。在《第三世界》里，我想让一个族群部落在自己的世界里做一些稀松平常的事，也就是从归真到归真。

想是这样想，我又写了什么呢？

世居大小凉山的彝族各部落在历史长河里一路走来一路思考。在小说《第三世界》里，我精心设计了一个彝族土王的故事，但不是为了讲这个故事，而是想把故事之外的一些东西表达出来，比如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什么、做了什么等。这漫长的表达过程，实际上是一路用故事引领故事的过程，最后达到了什么目的、什么结论、什么高度等，不是我所能掌控的。当一本书已经面世，其实一切权力都交给读者了。另外，为了更好地表现这一切，我采用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在纪实手法无法体现的时候，就用魔幻手法去体现。

《第三世界》里没写的，就很多了。

哲学家总是喜欢问这么一些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在小说《第三世界》里，很少有这样的追问。在各种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我始终认为自己更应该想一想“能做什么”、“做了什么”之类的现实话题。当你做了什么，其实也不需要到处张扬，静悄悄地，做了就做了，那是责任也是义务。对于我的故乡、我的族群，存在着很多矛盾的看法。比如，每当说到四川凉山彝族地区的贫困，许多人（包括有识之士）总把责任推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身上。你一方面高举“一步跨千年”的光辉旗帜，一方面又埋怨着“一步跨千年”的铁索，说一切还在过去的社会形态里，需要慢慢改变，这是矛盾的。还有关于民族身份认同的问题，人们一方面需要寻找身份认同，另一方面又觉得这个认同没有那么重要。很多相关的事件和思考，我没有写在小说《第三世界》里。目前存在的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从大处着眼，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经过，在这样的时候，我做好自己就是了，没必要跟着周围的人大惊小怪的。

我说了想的、写的和没写的，却仿佛什么也没想，什么也没写，什么也没说。我所说的这三者之间似乎也没有什么关联，想的就是想的，写的就是写的，没写的就是没写的。这就对了，世界就这么美妙，譬如小说《第三世界》中的一件件事情、一个个人物，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