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1世纪以来的中国诗歌发生了新的巨大转型，这是继上世纪80年代前后和90年代的两次转型后，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诗歌所发生的第三次转型。

中国诗歌这五年来的种种实践、种种实绩，无疑都是在以各自的努力，扎实、坚定和充满劳绩地共同建设着我们21世纪以来新的“诗歌时代”。”

我一直以为，由于21世纪以来的全球化进程和中国自身的社会文化转型，也由于中国诗歌内在发展的历史逻辑，21世纪以来的中国诗歌发生了新的巨大转型，这是继上世纪80年代前后和90年代的两次转型后，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诗歌所发生的第三次转型。21世纪以来的中国诗人、诗歌批评家、编辑出版家和诗歌翻译家等共同促成和推动了这一转型，共同开创了一个新的“诗歌时代”。这一“时代”，决不单纯地仅仅具有时间段落方面的意义，它的诗歌史和文学史分期的意义，要更加重要，也更具本质。如果说，80年代的“诗歌热”标志着我们这个民族在当时的精神觉醒，在我们这个时代，诗歌的活力与诗的热潮体现了我们民族的精神活力，在很多方面，我们的心性和表达要更加开阔、更加亲切，也更加敏锐和具有弹性，诗歌已经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地进入我们的公众生活，参与着我们民族的精神构建。所以说，21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的最新转型，还有重要的精神史意义。

这五年来的中国诗歌，仍然是21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的自然延伸，仍然处于如上所述的“第三次转型”中。如果说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中，我们的任务主要是开创一个新的“诗歌时代”，这几年来，我们则是更加侧重于建设这个“时代”。在这五年中，“转型”中的某些方面在走向深入：有些方面变得更加自觉而有所拓展与深化，有的方面则有所反思而略有调整，取得了多方面的实绩。

外力助推诗歌繁荣发展

首先，我们的诗歌制度更重视诗歌。这五年来，就我个人的体会来看，中国作协和各省、市作协对于诗歌越来越重视，比如诗刊社在“青春诗会”的基础上，2010年新设“青春回眸”活动，通过这几年来的连续举办，其诗歌史回顾的意义已逐步显现；鲁迅文学院的“高级研讨班”于2016年特别开辟了专门性的“诗歌班”；省、市作协中，江苏省作家协会这几年来先后举办了20多场“中国新诗百年论坛”，系统、深入地讨论了新诗历史和现状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不仅在诗歌界和学术界都产生了很大反响，也很有力地推动了诗歌研究和诗歌发展；而“驻校诗人”这一制度自2003年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首先创设以来，通过他们自身的坚持，通过这几年来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和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的相继设立，诸多诗人进驻校园，积累了丰富经验，探索建立了较为成熟的驻校模式；作为诗歌制度文化的重要方面，诗歌的评奖制度在以鲁迅文学奖中的“诗歌奖”和各省、市作协主办的各种与诗歌相关的奖项之外，这五年来，很多大众媒体、诗歌刊物和民间机构，还先后增设了不少新的诗歌奖项。

其次，在诗歌文化特别是诗歌的节庆文化和媒介文化方面，创设于2007年两年一届的“青海湖国际诗歌节”近五年中举办了两届，其对中国诗歌全球影响力的拓展与加强，对于促进世界诗歌的广泛交流，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受其影响，上海、贵州、杭州、厦门和成都等地，先后也都创设了国际性的诗歌节。2016年和2017年，“华语诗歌春晚”连续两年成功举办，对于将诗歌引入公众生活，做了非常可贵的尝试；至于诗歌的媒介文化，除了诸多个人诗集和各种主题性的诗选照常出版外，为了纪念和总结新诗百年，这五年中，还出版了《中国新诗百年大典》（洪子诚、程光炜主编，30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中国新诗编年史》（刘福春著，上、下两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中国新诗百年志》（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编，理论、作品卷各两卷，中国工人出版社2017年版）、《百年新诗选》（洪子诚、奚密等主编，三联书店2015年版）、《最美的白话诗》（李少君、张德明主编，现代出版社2016年版）、《〈诗刊〉创刊60周年文论选》（上、下两卷）、《〈诗刊〉创刊60周年作品选》和《〈诗刊〉创刊60周年大事记》（均为诗刊社编，作家出版社2017年版）等系统性的诗选与史料整理集成。这五年中的诗歌刊物，《诗刊》《星星》《扬子江诗刊》《诗歌月刊》等在与时俱进地各有新变之外，《非非》《汉诗》《独立》《北回归线》《后天》《中西诗歌》《读诗》等较有历史的诗刊一直在坚持，新近创刊的《诗建设》（2011年）、《湍流》（2011年）、《飞地》（2012年）、《圭臬》（2015年）、《草堂》（2016年）等刊物，也很快成长并各有特色，已在诗歌界颇有影响。当然，谈到诗歌的媒介文化，我们不应该忽略这五年中迅速发达起来的网络微信，像“为你读诗”、“诗人读诗”等诗歌公号和形形色色的诗歌微信群等，它们对诗歌传播的巨大影响，我想诗歌界的每一位人士应该都有很深的感受。

诗歌创作队伍进一步壮大

这五年来，我们的诗歌队伍进一步壮大。一方面，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即已活跃于诗坛的很多诗人如北岛、多多、严力、王小妮、叶延滨、林莽、周伦佑、于坚、王家新、西川、欧阳江河、翟永明、海男、柏桦、宋琳、黄灿然、孙文波、杨克、臧棣、陈东东等仍然保持着旺盛的活力，创作和发表了值得重视的很多作品；另一方面，创作成就主要取得于21世纪以后的很多60年代出生的诗人在这五年中已走向成熟，并以他们的创作实绩和独特的诗歌美学而成为诗歌界的中坚力量，奠定了他们的诗歌史地位。实际上，经过21世纪以来近20年的诗歌实践和时间的检验，这一代诗人已经涌现出他们的代表性诗人，基本上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和具有一定经典性的队伍结构。这五年来，诗歌队伍进一步壮大的另一个标志，便是“80后”、“90后”诗人的大批涌现和被诗歌界的重视，像《诗刊》《星星》《扬子江诗刊》等很多刊物都纷纷以专栏、专题研讨等方式来发现和重点推介“80后”、“90后”诗人，不少“90后”诗人已崭露头角，“80后”诗人中，也出现了像郑小琼、胡桑、江离、肖水、茱萸和戴维娜等较为突出的代表性诗人。

从诗歌队伍的角度来说，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就是这几年来诗人群体意识的加强。随着21世纪以来地方性诗歌的形成潮流，建立在地方认同基础上的地方性诗歌群体便应运而生，这之中的“昆仑诗群”和“江南诗群”因为它们在地理、文化、精神与诗学方面相当鲜明的独特性，也因为其中的诗人们整体上的诗歌成就，而显得尤为突出。在此之外，由于种种原因一度离开诗坛而在21世纪重新进行诗歌创作、重返诗坛的诗人们所组成的“新归来者诗群”，以及由已经建构或正在建构中的“北师大诗群”、“复旦诗群”及“南大诗群”等所组成的“学院诗群”，这五年来也尤其活跃。

个体诗学的充分自觉和多向度的诗歌探索是这五年来极具诗歌史意义的现象，很多诗人通过自己的诗歌写作分别在诗歌主题、题材、诗体、语言、修辞，以及对于传统资源与域外资源、对于个体自我、生命、自然、人类和现实、历史、日常等诸多方面积极探索，自觉建构各自都具有核心意义的个体诗学，其中像吉狄马加的为了一种伟大而完整的、具有突出的人类意识的“完整性诗学”、李少君的“自然诗学”、柏桦的“逸乐美学”、沈苇的“混血的诗学”、王学芯的“光的诗学”以及泉子的以王阳明的心学为精神资源的“心的诗学”等等，都是非常可贵的诗学建构。再比如在诗体方面，这几年来，诗人们的长诗意识越来越突出，周伦佑、欧阳江河、西川、翟永明、吉狄马加、雷平阳、梁平、小海、胡弦、大解、杨键、陈先发、龚学敏、默默、蒋浩、任白和沈木槿等人，都曾写有优秀的长诗；而与“长诗”相对，2015年11月，蒋一谈出版诗集《截句》，积极倡导其所命名的“截句”诗体，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已经出版了一系列的“截句诗丛”，获得了很多诗人的认可和响应；“散文诗”这一独特的诗体类型通过这几年来周庆荣和箫风等诗人的倡导与推动，不仅比以往更加繁荣，也越来越获得整个诗歌界和诗歌研究者和诗歌批评家们的重视。

当代诗歌“新经典”的建构

新经典的建构，是这五年来中国诗歌界的一项重要实践。在这五年中，由于恰逢2015年的“新世纪文学十五年”和2017年的纪念“中国新诗100年”这样两个时间节点，因此对于21世纪以来中国诗歌以及包括其在内的中国新诗100年中经典作品的遴选与认定，便成了诗歌界常规性的重要工作。但这一工作，对于20世纪的时间范围内中国新诗经典诗人、经典作品的遴选与确认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倒是在对21世纪以来中国诗歌最新出现和亟待认定的经典性诗人、诗作即“新经典”的建构方面，意义十分重大。一方面，像如上所述的一些关于中国新诗百年经典的系统性选本，编选范围已经延伸到21世纪，都很自然地将各自所认定的“新经典”编选和纳入进“百年经典”之中，经典化意味毫无疑问；另一方面，像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宗仁发、张清华和王光明等所分别主编的年度诗选，如《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1—2010）·诗歌卷》（何言宏主编，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70后诗选编》（吕叶主编，上、下两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这样较为全面和系统性地“厘定”21世纪中国诗歌基本格局和“新经典”谱系的大型诗选，以及霍俊明主编的“中国好诗”诗丛，对于21世纪中国诗歌新经典的建构，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当然，除了权威性和有影响的重要选本，新经典的建构机制还应该包括其他类型的诗歌传播方式，特别是应该包括诗歌评论、研究与诗歌教育等相关机制，在此方面，我们应该特别感谢有关的诗歌批评家和学术刊物。为了系统性地研究和总结21世纪以来中国诗歌，遴选出其中代表性的诗人与诗作，《新文学评论》从2012年开始便开辟了张清华、王士强主持的“诗人档案”栏目，迄今为止，已重点关注和研讨了二十来位21世纪以来的代表性诗人；2015年，《名作欣赏》也特别开设了“新世纪文学十五年·诗歌卷”栏目，逐期研讨21世纪以来活跃于诗坛的12位诗人，遴选和细读了他们的代表作……如此种种，21世纪以来中国诗歌新经典的建构机制充分“运作”，已经初步建构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经典谱系，作为同时代人，这样的建构虽然很冒险，但却很有必要，它实际上就是在为未来诗歌史的经典认定作最初的遴选，因此也可以说，它是在作最初的奠定。在这样的意义上，这样的奠定和中国诗歌这五年来的种种实践、种种实绩，无疑都是在以各自的努力，扎实、坚定和充满劳绩地共同建设着我们21世纪以来新的“诗歌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