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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由明末凌濛初创作、苏州安少云尚友堂崇祯年间刊刻的 《拍案惊奇》与《二刻拍案惊奇》中，有两篇署名为“即空观主人”的序言非常引人注意。《拍案惊奇序》称，冯梦龙的“三言”面世以后，“肆中人见其行世颇捷，意余当别有秘本，图出而衡之”。于是便请凌濛初编同类的话本小说集，这就是《拍案惊奇》，投放市场后获得成功。《二刻拍案惊奇小引》也提到：“贾人一试之而效，谋再试之。”以上两篇序言提到的“肆中人”、“贾人”，就是崇祯年间苏州书坊尚友堂的主人安少云以及围绕在他周围的一批编书先生、刻书先生。

明代不仅是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辉煌时期，也是古代小说尤其是古代通俗小说刊刻的鼎盛期。以明代作为立足点，探讨书坊及书坊主与中国古代小说的创作、传播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古代小说在进入印刷出版时代以后所出现的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古代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视角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兴起的文化学研究热潮，把中国古代文学置于古代文化的宏阔背景中加以考察，首开风气的是程千帆1980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以及傅璇琮于1986年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唐代科举与文学》。这两部著作都是从科举与文学关系的角度入手开展研究，这样的学术思路、研究方法很快得到学界的认同，以此为标志，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文化学方法迅速升温、普及。

从中国古代小说的角度而言，出版文化与古代小说的关系相对密切，7世纪我国就已经出现雕版印刷，11世纪出现活字印刷。自五代以后，雕版和活字印刷成为书籍生产最主要的方式，也是中国历代小说作品生产的主要方式。晚清时期采用西方铅印、石印技术印刷了很多小说作品。自宋代至晚清出现大量小说刊印本。在中国古代小说形成与发展、流传的过程中，书坊、书坊主、刻工等群体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从出版文化的视角进行考察，有助于揭示中国古代小说特定的发展历程。

古代小说文本的“外部研究”

迄今为止，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其中关于古代小说尤其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名著版本研究的成果很多，从出版文化的视角研究古代小说，既借鉴以往学术界关于古代小说版本研究的成果，又与小说版本研究之间存在着显著区别。

版本研究主要是小说文本的“内部研究”，考察小说文本的形态特征以及流传过程中的演变规律、真伪优劣等，注重文本之间的比较、鉴别。中国历代小说刊印文献汇考与研究则是小说文本的“外部研究”以及考察由“外部”通向文本“内部”的过程、特点、方法。

对中国历代小说刊印文献汇考与研究的目的主要在于，从文献资料和理论研究两方面就中国历代小说的刊印历程（包括古代和近代木刻本、活字本以及晚清时期采用西方铅印、石印技术印刷的小说作品）进行整体、全面的考察。在此基础上，探寻中国历代小说刊印的史料价值、文学价值和文化内涵，搜集、整理中国历代小说版画文献资料并开展深入研究，考察古代小说刊印的主体——书坊、书坊主群体以及历代小说刻工，搜集、整理出版流传海外的有关古代小说出版文献。继而通过编撰相关著作，对中国历代小说刊印的地域分布及其特征，中国古代出版文化与小说创作、流传的关系进行理论归纳与阐述。

刊印文献的整理考察

开展中国历代小说刊印文献汇考与研究有着独到的学术价值、应用价值和社会意义。有关中国历代小说刊印的文献资料散见于世界各地，散佚严重，亟须加以搜集、整理、保护。之前，唐传奇《游仙窟》、明代“二拍”、《型世言》等很多珍贵的小说版本都是学者从海外搜集回来的。目前，日本、韩国、俄罗斯、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等国家以及中国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的图书馆还保留着很多珍稀小说刊印本，需要认真加以搜集、考证，并整理出版，以丰富中国古代小说的书目资料、版本资料，丰富中国古代小说乃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内容。

古代小说与出版文化之间关系紧密。刊刻出版业兴起以后，小说作为商品，一般要经历如下的生产过程，即：创作者→小说文本→文本编辑者→刊刻出版→发行者→读者接受。以往的古代小说研究过多地关注小说刊印这一生产链条上一个或几个环节，比如对创作者生平事迹、思想状况、心理状态的考证，对小说作品的形象塑造、叙事方法、艺术特色等加以阐述，不太重视古代小说在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时代作为商品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很少把小说作为商品放在其生产、完成的整个链条中进行考察。

与诗词文赋等文体相比，古代小说特别是通俗小说篇幅较长，情节复杂，头绪繁多，所以更多地依赖于刊刻出版。可以说，刊刻出版业的兴起给古代小说的传播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书坊及书坊主的介入使小说呈现明显的商品特性，市场和读者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小说的题材选择和创作倾向。从出版文化的层面阐述书坊、书坊主与小说之间的联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古代小说创作、流传的内在规律及演变特征。

此外，印刷术是中国的发明，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小说刊印尤其是晚清以前大规模出现的小说雕版印刷，体现鲜明的“中国元素”和“中国特色”。小说刊印在中国古代印刷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开展中国历代小说刊印文献汇考与研究，有助于加强中国古代印刷史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发掘、弘扬、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很好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出版史研究的专业编撰

对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始于海外学者。20世纪20年代之前，两位日本学者在这方面作出过重要贡献。日本汉学家狩野直喜曾在京都大学文学部讲授“中国小说史”，盐谷温所撰《中国小说史略》则对包括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在内的中国小说史编撰产生广泛的影响。鲁迅早在1923—1924年通过北京大学新潮社出版《中国小说史略》，分为上下两册，1925年由北京北新书局合成一册出版。到目前为止，各种中国古代小说通史、小说断代史、小说文体史、小说研究史著作层出不穷，但尚未出现一部 《中国古代小说出版史》，即从出版文化的视角，把古代小说放在文化生产出版的链条中进行考察，从而明确古代小说形成与发展的真实历程及其内在规律。

有鉴于此，在出版文化的视角下开展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其核心任务之一就是要编撰一部相关的专业著作，如《中国小说出版史》，从时间和空间（地域）两个维度来对历代小说刊印情况进行研究，按时间先后顺序，兼顾时间、空间两个维度进行综合考虑，以立体化揭示历代小说刊印的真实状况、发展历程及演变规律。就小说文体而言，包括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在时间维度上，分唐至元代、明代、清代、近代四个阶段进行阐述；在空间维度上，通过数量统计的方法，统计不同时期小说刊印的总体情况，探讨其发展历程与特征，考察不同时代小说刊印兴盛的原因、小说刊印与小说选本、小说流派、小说体制、小说评点、小说读者等多方面的密切联系。在编撰过程中，可以采取数量统计法、比较方法以及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相结合、个案分析与整体研究相结合等方法，挖掘不同时期小说刊印的特点与规律，以此探寻出版文化对中国古代小说形成与发展的深刻影响。

文化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蔚为大观，不过就整体来看，现有的从出版文化的角度系统、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著述还比较缺乏。从历代小说刊印、小说出版的角度出发，探讨古代小说的稿源、编辑与发行、小说流派、体制、选本、评点、插图、广告、读者等问题，探讨古代出版文化与小说创作、流传之间的密切联系，必将有力推动出版文化与小说关系的研究，从而丰富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内容、视角和方法。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历代小说刊印文献汇考与研究”（15ZDB07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