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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能为世界贡献什么》，韩庆祥、黄相怀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7月第一版，48.00元

编者按：当前，中国正前所未有地走进世界舞台中心，成为世界瞩目的主角。如何认识和把握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及其创造性贡献和世界性意义，成为学术界热议的话题。近日，韩庆祥、黄相怀等著《中国道路能为世界贡献什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紧紧聚焦于中国道路这个重大主题，系统分析展示了中国道路的“生存性贡献”“发展性贡献”“制度性贡献”“文化性贡献”“和平性贡献”。本报今天特组织这组笔谈，专家们围绕该书展开研讨，希望能引发读者的思考与讨论。

献给世界学术界的一份珍贵礼物

杨金海（中共中央编译局原秘书长、研究员）

如果说“中国道路”是中国人民贡献给世界的一份珍贵礼物，那么，刚刚问世的《中国道路能为世界贡献什么》就是该书作者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贡献给世界学术界关于中国道路研究的一份十分珍贵的礼物。

这是一本好书。首先是它的站位高。这几年，研究中国道路的中国学者不少，但大多是立足于国内来总结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就和经验。《中国道路能为世界贡献什么》一书则站在整个世界潮流的高度来系统阐述中国道路问题，而且重在阐述中国道路对世界发展的意义。

这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的思想是高度一致的。近几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提出了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的重要主张，受到国际社会广泛而热烈的好评。西方各大媒体纷纷发表评论，认为中国引领世界的时代已经开始。这说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即正在从世界舞台的边缘向中心迈进。

的确，经过近40年的改革发展，中国不仅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探索出一条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道路，这条道路具有世界意义，在很多方面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所借鉴，有的也可以为发达国家所参考。其中有的经验还具有领先世界的水平。所以，我们不仅要继续积极参与全球事务，在许多领域，还要有引领世界潮流的勇气，积极作为。

前几年，我国学术界就有人在讲，要有引领世界潮流的勇气。该书充分体现了引领世界潮流的勇气，并在如何为世界提供“中国理论”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同时，该书力图全面总结中国道路的成就、优势和经验，是世界学术界全面了解中国道路的重要参考书。

本书从五个方面阐述了中国道路的世界贡献，即中国道路在人类的生存、发展、制度、文化、和平方面，都有独特的创新。这些研究十分富有启发性。

比如，中国道路为世界各国的社会制度安排提供了借鉴。社会制度是什么？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社会制度本质上就是社会结构，包括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以及思想文化结构。在这三个基本的社会结构层面，中国道路都有很多创新。

在经济结构上，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应当讲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它把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势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优势结合起来，让“两只手”都发挥作用：一是“看不见的手”即市场这只手，二是“看得见的手”即政府这只手。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说到底只有“市场”这一只手；苏联则只有另一只手，即“政府”那只手。实践证明，单靠一只手肯定不行。单靠市场必然发生经济危机，单靠政府又会把经济控制太死，经济没有活力。现实证明，我们采取的这条路子是最好的，是一条新路，既能够避免经济危机，又能够保持经济发展的活力与高效。

在政治结构上，我们的制度也是比较先进的。西方说我们是一党制，也有国内学者说是多党制。我觉得这都是不对的。我们实行的是一党领导、多党参与的政治协商制度。这既继承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党领导，又避免了苏联的一党集权；既有多党参与的民主性优势，又避免了西方多党制的混乱状态。

在文化结构上，我们也是“一元指导，多样并存”，即在党和国家发展方向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在一般的文化发展上，允许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包括允许宗教的发展。这样就既保证了国家思想文化发展的总体稳定，同时又保证了各家各派思想发展的自由性、多样性。

中国道路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它有一套比较科学的制度结构。这是“中国奇迹”的秘密所在。把这个秘密揭示出来，告诉世人，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中国道路所蕴含的很多问题。

中国道路的成功及其世界意义

董振华（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7·26”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的重大成就，“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农业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难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改革开放以来短短的几十年之内，我们开辟了中国道路，创造了令世人惊叹的中国奇迹，中国发展的密码到底在哪里？这个不仅是国际社会希望破解的谜题，也是中国人自己想要探寻的秘密。《中国道路能为世界贡献什么》这本著作力图给出中国学者自己的答案。通过审视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大势，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辉煌成就不容置疑，也否认不了。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取得的成就，不仅让我们自己振奋，也让世界瞩目。怎么在一个如此人口众多、贫瘠落后的国家实现现代化？世界上没有过，我们自己也很惊奇。从发展的资源来看，我们老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这个都对。但是我们的资源平均到每个人头上，就显得严重匮乏了。我们没有发展的优势。但是，我们用事实证明中国确实创造了中国奇迹，这个不能否认，也否认不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可能有人会指责我们说，贫富差距拉大了，生态恶化了，精神家园失落了等。但是，西方发展过程中没有经历过吗？那各种各样的陷阱说明了什么？说明成长都是有烦恼的，发展都是有代价的。我们只是经历了发展的辩证法的过程而已，并没有陷入什么陷阱。只不过由于发展阶段不同，发展起来以前的问题和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呈现出不同特征而已。

第二，西方发展道路之所以造成“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实际上是因为发展背离了价值理性。“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所表达的意思不是一个工具性问题，而是价值问题。衡量整个世界进步的根本标准不是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而是“为什么发展”的价值理性。脱离了价值理性引领和规约的发展，是导致发展陷阱的根本原因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在“7·26”讲话中，首先强调“要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指出我们的发展是一种追求共享这一价值理性的发展，这是克服西方发展道路弊端的根本路径。

第三，每个国家应该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道路为什么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或者说中国为什么能干成这样的事，国际社会也在思考这个问题，而我们自己也需要深入思考。因为虽然我们做出来了，但是我们是根据实践经验创造出来的，这个经验只能说明过去，不能必然说明未来，如果找不到必然性的因素，那么我们的发展也许会面临更多的偶然性。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中国方案里面就有中国的“道”，即发展的根本价值和信仰。这个“道”具有共性和普遍性，但是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由于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不同，人民的需要和要求不同，也就是说具体的“势”不同，他们可以而且必须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不同的“术”，也就是不同的道路去实现发展的价值。

中国话语建构的历史审视

李海青（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唱响中国声音，构建中国话语。我们知道，中国话语是针对西方在世界上的话语霸权来讲的。实际上，西方话语的强势并不仅仅始于美国的崛起，也不仅仅始于大英帝国的崛起。西方话语的强势实际上开始于西方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与宗教改革时期。那个时期，西方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优势地位开始显现，西方现代文明开始发端，西方话语也开始逐步塑造。比如，启蒙运动从抽象意义上倡导人的普遍统一的理性和当代西方倡导的价值就有其内在的、历史的关联，都是一种抽象的、普遍的价值理念与思维方式。经过资本主义后来几百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源于那个时期的资本主义价值理念与话语体系遂在整个世界的话语中占据了支配地位。就此而言，今天我们中国话语建构所要应对、借鉴与扬弃的，实际上是西方整个近现代以来数百年的理论与话语传统，殊为不易。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更为深刻地理解构建中国话语的必要性与面临的巨大挑战，也可以更为深刻地认知《中国道路能为世界贡献什么》这本书的重大意义。如何有效回应西方的话语霸权？如何把今天中国对于世界的巨大贡献讲清楚？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唱响中国声音？这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时代性任务，该书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可谓典范。

从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来看，中国应对西方强势话语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最初，随着世界市场的开辟与西方的侵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传统的儒家话语已经基本失效，无法应对西方基于市场文明的强势话语，解决不了中国紧迫的现实问题。那个时期积贫积弱的中国是“没有资格说”。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两大阵营的相互孤立和封闭，我们批判西方、宣传自己，但与西方缺乏交流、对话，理论与话语都差异很大，很大程度是“自言自语说”。改革之初，西方文化大量进入，对中国文化冲击很大，国人的文化自卑心理很重，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再者，改革之初中国经济尚不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刚刚开辟，尚不完善，中国话语的现实基础尚不扎实。这一时期，我们在与西方的话语较量中也没有多少话语权，所以我们是“失语无法说”。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我们开始认识到西方理论与话语的问题、话语的霸权，也开始萌生建构中国话语的意识，但是从萌生意识到自主建构非常艰难，摆脱西方话语的影响并非易事，人们感到困惑难解。想摆脱、想建构，但“困惑不会说”。新世纪以来，我们与世界交往愈益增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也更大程度上显现出自身的优越性，不论是政界还是思想理论界在这一时期的自主话语意识都进一步增强，自主理论构建越来越成为基本的共识，某些方面也有所探索，可以说这一时期我们是“努力尝试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展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综合实力与国际影响不断提升，中国由世界大国正在逐步成为世界强国，世界瞩目中国道路、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我们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时候，人们的话语构建意识更加强烈，党中央也强调讲好中国故事，唱响中国声音，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国内理论界也在积极探索。可以说，现在我们在话语方面是“探索引领说”。一方面，我们在很多领域还在积极探索，试图概括新范畴、提出新观点、形成新理论，另一方面，在某些领域我们也开始逐步发挥中国话语的引领作用，比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

当前的话语建构可以说是总体探索中的部分引领，当然从中国话语的“部分引领”到中国话语在诸多领域的“主导引领”肯定还有一个长期的过程，未来路还很漫长，我们还要充分借鉴各种优秀的话语资源。

《中国道路能为世界贡献什么》为我们贡献了什么？

唐爱军（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中国道路将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和现代化时代潮流结合，为古老的文明注入了社会主义的活力，使中华民族在今天焕发青春。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秘诀，就在于将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华民族的再度青春化有机结合起来，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民族主义情怀有机结合起来。研究中国道路，就要对中国道路的核心内容和世界意义进行进一步提炼和阐发。韩庆祥、黄相怀等著的《中国道路能为世界贡献什么》在这个方面做出了意义非凡的尝试与贡献。

第一，从哲学的高度对中国道路进行了理论阐释。该书从学理角度对中国道路的哲学精髓和核心要义加以提升，概括为“一主二合三基”。“一主”，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二合”，就是中国道路体现着一系列基本的矛盾双方的结合、协调，如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相结合、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效率与公平相结合等；“三基”，是指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要注重三种基本目标、三种基本力量和三种基本机制。其中，三种基本力量的提法最有特点，这种力量就是党政主导力量、市场配置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

第二，从五个维度阐释中国道路的世界贡献。五个贡献之间具有内在的、层层递进的关系。生存性贡献和发展性贡献属于器物层面，制度性贡献是制度层面，文化性贡献是思想文化层面，和平性贡献则是直接立足于世界维度讲的。

《中国道路能为世界贡献什么》一书还有两个特点：一是它摆脱了“外部反思”的思维方式，深入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实践和中国道路的实体性内容当中去，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理论提炼和意义阐发。二是它摆脱了学术与政治的二元对立，坚持“用学术讲政治”的原则，用严肃的学术态度、严谨的学术方法探讨重大的政治主题，实现了“学术性贡献”与“政治性贡献”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