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按

为展现广东艺术的整体风貌，打造岭南文化艺术高地，广东艺术家们铆足了劲，创作了一系列的电影、话剧、舞剧、广播剧、歌曲等等，其中，更有舞剧《沙湾往事》、广播剧《罗湖桥》、歌曲《向往》和《爱国之恋》获得全国第十四届“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本周，本报介绍广东省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的获奖作品《大河之魂：冼星海和他的非常岁月》《大国商帮——承载近代中国转型之重的粤商群体》《我们的青春》以及最近新推出的电影《南哥》。这些作品以各自的精彩，从各个方面展现了广东创作者们在各自领域里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南方日报特别约请有关评论家作深入剖析，请读者予以垂注。

 

报告文学《大国商帮——承载近代中国转型之重的粤商群体》：

以思想之光烛照粤商历史

●彭程

“追寻中国的现代化脚印”，是杨黎光写作报告文学《大国商帮》的明确宗旨，这就赋予了这部作品一种远大的抱负，一幅宏阔的视野。以两千年时间跨度为背景，作品对作为一个群体的广东商人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家命运的关系，尤其是粤商对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进行了详尽的铺陈，深入的揭示，观点的表达颇具说服力。

丰富而扎实的文献价值，当是这部30多万字的作品给予读者的第一印象，也奠定了作者建构自己的理念大厦的基础。从秦始皇平定天下统一六国后南征百越开始，作者清晰扼要地梳理了岭南地区的历史沿革，以大量生动的资料介绍了其开放精神、重商传统的形成。受崇山峻岭的阻隔，据山海之险、得山海之利的地理环境，秦汉时代海外贸易的兴起及“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不但使岭南大地经济社会生活的形态与内地相异，更孕育了一种有别于中原内陆的精神气质。粤商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和发育，他们不仅是中国本土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东西方文明碰撞交流的结果。作为最早“睁眼看世界”的群体，他们得风气之先，具有强烈的开拓、创新、进取意识，“乐于面对蓝色海洋、勇于改变陈旧世界的文化血脉。”

这些描述，仿佛是一张油画浓重的底色，映衬出了其后两千年间的历史舞台上粤商活跃的身影，以及他们的商业贸易活动对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作为中西方贸易交流的桥梁，粤商群体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每个关键节点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在一个有着根深蒂固的重农轻商传统的古老社会，他们的活动空间又是有限的，历史上曾受到官方政策的掣肘，社会政治形态决定了他们的生存面貌。特别是全球化浪潮肇始之时，欧洲人向海外大力扩张，而清朝统治者却实施闭关锁国，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粤商作为当时跨越政商、沟通中外的特殊角色，小心翼翼地游走于官府和洋人之间，在夹缝中求生存，在艰难中生长。

鸦片战争中清政府的惨败，结束了广州一口通商的历史，五口通商，上海开埠，原来的广州十三行行商变身为广东买办，粤商在上海崛起。天朝衰败、虎狼环伺的严酷现实，直接促成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的兴起。粤商凭借其专长、资金和才干，在洋务运动中实际起到了主导作用。同时，他们在思想启蒙、国民教育、文化更新等方面都多有拓展和建树。深度参与社会变革，这正是他们与传统的晋商、徽商等商人群体的不同之处。他们由逐利商人变为社会改革的推动者，致力于将传统中国融入世界潮流，追求在这块古老土地上实现现代化，对近现代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创作这样主题重大、题材时空阔大的作品，十分要紧的一点，是需要把握好宏观与具体、思想和史实的关系。既要有宏大的整体格局，又要避免陷入空疏浮泛。“理”总是寄寓于“事”中，要做到以事证史，理念要在史实中得到验证，史实也要能够反映折射出历史的某种本质属性。在这一点上，《大国商帮》显示出了其学风扎实、针脚细密的一面。如前面谈到鸦片战争的起因及结果与中英两国对待商人的不同态度关系密切，围绕这一点，作品以详细的资料，描述了在清政府和“夷商”的双重夹击下，特别是官府的索取无度、苛捐杂税繁多，导致不少广州十三行行商的破产，不少人甚至被流放伊犁，他们的财产甚至生命都缺少制度保障。所举例证都是具体的人和事，来源于故宫中的档案文书，以及当时在华外商的文字记载。这种建立在还原历史真相基础之上的分析，自然能够产生较强的说服力。

对思想容量和深度的追求，已经是当下报告文学创作中具有普遍性的现象。如果说《大国商帮》将这一点推进到了一种极致状态，应该不会有人质疑。强烈的思辨性，成就了这部作品最为突出的文体特质。创作者鲜明的主体意识当然是最关键的，数十万字的篇幅，也为这种思辨的充分展开提供了开阔裕如的空间。追根溯源、抽丝剥茧、层层诘问、相互对比，思辨的展开本身就呈现出一种独立自足的品格，使阅读成为一个思维激荡的过程。这当然会有助于读者深化对这部作品的理解。

探究对于现实的启示意义，是历史研究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作为以历史上的人物、事件为观照对象的文学作品，同样如此。当前备受全球瞩目的“一带一路”，是由中国政府主导的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国家倡议，要实现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的两大目标，都需要具备开拓、创新、进取的意识。这种精神曾经成就了历史上粤商群体的辉煌，也可以有效地转化为今天我们拥抱世界的精神资源，两者之间显然具有内在逻辑的相通性。

(作者系《光明日报》文艺部主任)

 

纪实文学《大河之魂：冼星海和他的非常岁月》：

从艺术情怀到人间正道的生命之魂

●徐肖楠

一曲《黄河颂》，颂出了民族之魂；一部《大河之魂》，写出了生命之魂。刘迪生的《大河之魂：冼星海和他的非常岁月》带我们回到以往的非常岁月，与冼星海的生命和音乐一起，共同重述了如歌历史和深情生命。

这部作品奔放而深情，悠深而炽烈，大气而细腻，在冼星海的生命和音乐之中特殊而具体呈现的是当年那种不能忘怀的在艰难中奋起的历史，而那段历史中突出的是民族之魂，在这部作品中，生命之魂、音乐之魂与民族之魂熔铸一体，这才是冼星海真正的伟大和生动之处。

这部作品抓住这种伟大和生动之处，写出了冼星海由朦胧人生到艺术自由、再到人间正义的生命之魂，这个生命之魂充满了强大的象征意义，融合了冼星海作为黄河之子的生命之魂、冼星海的音乐生命之魂、中华民族的生命之魂，这样的生命之魂既突出了哺育冼星海的中华大河，又突出了中华大河所哺育的代表民族之魂的冼星海。

人物传记的文学性必须包含思想性、历史性和审美性，这部作品所描述的冼星海的音乐与生命，除了其历史性特质，还有思想性和审美性品质，其思想性融合了人类与音乐的关系，也融合了冼星海的音乐思想，其审美性则包含了艺术与人类的关系，并且集中表达为一种诗性正义，具体地勾勒了冼星海如何将自己的音乐艺术愈来愈紧地与人间正义结合在一起，其突出之处是将音乐理想与抗击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具体行动结合在一起。

一部优秀的人物传记，不在于事无巨细地写出人物所经历的一切，而在于写出一种人的生存精神以及人物与历史的诗性关系，这是一部作品的写作深度和难度所在。对冼星海生命的深度叙述视点，是个人命运内外的民族精神与生命的理想主义精神的融合，这部作品并不停留于单独的个人命运琐事，而是让冼星海的每一个生命细节都成为中国命运和音乐情怀的具体体现，以音乐魅力、历史追寻、时代感受来演绎个人命运和民族命运，让诸种人生经历都从一种生命的理想主义衷情中演绎出来。

这部作品的主题与形式的结合情景非常有理想主义意味，逐层递进地写出了冼星海在理想主义烛照下的一生，写出了冼星海的音乐历程中所贯穿的理想主义情怀，这种理想主义从朦胧的艺术向往开始，到最后成为共产主义战士，正是这种理想主义光亮贯穿烛照了冼星海的生命，虽历尽沧桑却忠诚不渝。

这部作品写出了冼星海的强大生命精神力量和理想主义信仰，但并不抽象刻板。它具体地与民族、与历史、与音乐相连，诗性化地生动呈现了冼星海个人世界的情怀、情意、情趣和情性，正是在这些情怀、情意、情趣和性情的描写中，浓烈而逶迤地透露出一种人间正道与沧桑理想主义。在作品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冼星海的民族情怀和理想主义情怀、冼星海的家庭情意和爱情情意、冼星海对生活与音乐的情趣、冼星海作为艺术家的坦率、正直、较真的性情，这让冼星海呈现为一个具体真实而又衷情执着的人。这部作品没有堆积材料，没有去具体展开冼星海的琐碎生活，没有在诸多相关情景中过多停留，而是表现一种大气的生存意识和理想主义倾向，突出那些生命与历史的转折点，集中于一个个与音乐和历史有关的情节点上去展开叙事，集中于冼星海的艺术成长、追求、成就、影响而去抒情。

刘迪生的文笔力量就在于绚烂强烈地挥发了这种理想主义生命情景，不论随着冼星海在浪漫激情的音乐中怀想，还是感受在时代剧变中冼星海的现实追求，那种对历史和生命关切的衷情，那种超越功利和狭隘的大气，都会让人流连忘返，融入生活心扉，成为一种共同的生命体味，也成为一种时代的生命气质。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电影《南哥》：

大胆破格塑造感人形象

●祁海

最近上映的中影集团十九大献礼影片《南哥》，描写广州一名下乡扶贫干部郭建南因辛劳最终倒在扶贫岗位上的先进事迹。这类英模题材电影会好看吗？

许多观众看完《南哥》，都大为惊喜，因为该片突破了许多老套路。

这部影片的片名就很特别，不是英模题材电影常用的以人名命名的片名，而是叫《南哥》，给人一种很平和亲切的感觉，弱化宣教色彩，缩短了英模人物与普通观众的距离。

扶贫肯定艰苦。《南哥》没有回避生活中不完美的那一面：主人公郭建南来到粤西穷乡僻壤扶贫，此地村民住在泥砖危房；留守的都是老人和半失学儿童；孤寡五保户哑姑实在太穷，设路障强迫过路人留下“买路钱”；村干部和村民们对脱贫失去信心，只会等政府发救济款；上级制定的扶贫计划难以落实……

令人意外的是，这部描写英模艰苦奋斗而且不幸逝世的电影，总体格调并不沉重，反而较轻松、活泼、优美。

南哥并没有一脸忧郁的沉重感。影片更多的篇幅，是突出他的热情、乐观和智慧。如其他扶贫干部面对多处漏雨水的办公室发愁，南哥却笑说：“水为财。”他善于智取巧干，施妙计让养蚝大户刘老板与郑村长放下昔日仇怨握手言欢，共谋脱贫大计；他教农妇哑姑科学养鹅，让鹅群多听优美音乐长得快，他筹集自来水工程款，善于“借花献佛”；对于上级的指挥，悄悄地另辟蹊径，让成功的事实胜于辩论……南哥的家庭生活也很快乐。他爱吹口琴，比拉二胡吹笛子更富有轻松活泼的现代感。他称呼老妻不喊名字，老是假装正经地报告“班长”（妻子是他中学时代的班长）；他还会蹑手蹑脚地绕到正在看书的女儿身后，捂住女儿的眼睛……

《南哥》的破格，还在于并非只写牺牲奉献，描写先进人物也会获得好报。南哥曾经为未获工程师职称而耿耿于怀，但他扶贫取得的辉煌战绩，使他获得巨大的成就感，所有忧烦霎时消散，顿感一身轻松。

影片描写欢乐英雄，是否真实？

当然真实。先进人物固然有共性，但也有千差万别的不同个性。广东人生活在开放地区，乐观、务实、精细、善谋。

更大胆破格的是，与这位光荣牺牲的英模配戏最多的聋哑农妇哑姑，因为其表演全靠手舞足蹈以及“哦哦”叫唤，富有喜剧色彩。南哥逝世的悲情大波澜，也由喜剧表演带出来。南哥在睡梦中平静地去世，哑姑如常来送早餐，以为南哥没睡醒，就搞笑地逗他，后来发现不对头，立即惊恐大呼，发疯似的冲出去敲锣喊人！俗语说：要想甜加点盐，《南哥》用大喜变大悲的表演，使英模逝世的悲剧效果具有爆炸效果，反而更强烈！

视听冲击力，是电影的强项。一部电影如没有声画造型的美感，等于资源闲置，岂不可惜？《南哥》既要真实反映贫困的乡村生活，声画造型又力求具有形式美，这是一对矛盾，能两全其美吗？能！

《南哥》展现的山乡最初很落后，农民的生活环境当然不漂亮。但创作人员设法挖掘出可展现画面美的元素。如：大自然的山山水水是美丽的；农民脱贫致富之后，生活环境也变得很美。南哥的家在广州，更带出富有现代美的大都市壮丽风光。

于是，观众可饱览一个个美如ＭＶ的画面：空中航拍的苍翠山林清净山涧，彩霞初现的宁静村庄，丰收稻田如铺开金黄色地毯，象征光明的萤火虫在月夜碧潭漫天飞舞，落日辉映的巍峨大厦建筑群流光溢彩，广州居民在西关清雅庭园吟唱粤曲……主角南哥的许多镜头利用光效、焦距景深的变化，把人物拍得很美，富有雕塑感。影片用逆光拍摄南哥欣赏毛茸茸的小鹅群，人的喜悦之情和小动物的可爱，十分逼真漂亮，体现一种劳动美。

《南哥》的大胆破格，使这部主旋律电影跳出生硬说教的俗套，具有优美浪漫的诗化散文风格，在纪实性英模题材电影中是一大突破！

(作者系广东省电影行业协会策划总监）

 

系列纪录片《我们的青春》：

用信念铸就理想的青春

●高瑶

青春岁月，花样年华。青春留给人们的记忆，隽永而绵长。纪录片《我们的青春》真实地记录并呈现了一群80后、90后年轻人，他们是新生代的中国共产党员，他们在各行各业脚踏实地，他们用理想诠释着青春，用信念铸就着梦想。

广东广播电视台马志丹工作室推出的系列纪录片《我们的青春》，正是以80后、90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员为创作蓝本，着力刻画了党员代际更替后的新特质新气象，以真实的影像，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历久弥新的青春气息和生生不息的激情活力。

《我们的青春》每集35分钟，共22集，讲述了20位年轻党员的青春故事。这部纪录片获得了高起点、高品质、高收视的“三高”评价，打破了人物纪录片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在卫视频道黄金时段播出的行业常态，为激励年轻党员奋斗进取提供了昂扬向上的能量源泉。

塑造年轻人物群像，彰显拼搏进取精神。《我们的青春》以主人公的不同职业、不同地域、不同性格入手，选取了具有典型特征的人物代表，将他们多元化的人格魅力如实呈现在观众面前。在阿坝州高半山下支教的王梦颖，把对学生的真挚感情和对信念的执着坚守，化作了对孩子们的谆谆教诲；《北京日报》一线摄影记者和冠欣，用文字和图片丈量与真相的距离，却在一次次危机中与死神擦肩而过；出身农家的村干部张亮，为了解决致富难题苦苦探寻出路，一次次跌落谷底，又一次次绝境逢生。每一个青春故事的细节都不尽相同，但是故事中的共性却令人感动，这其中既有面对困难苦境时的坚定执着，也有梦想实现时熠熠生辉的人性光芒。《我们的青春》广泛选取了具有典型性格特征的主人公，塑造了年轻党员的人物群像，既富有时代气息，又具有社会认同。节目通过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人物故事，彰显了普通年轻党员拼搏进取的正向能量，集中体现了当代青年积极向上、勇于逐梦的时代精神，起到了启发人、鼓舞人、激励人、鞭策人的积极作用。

叙事节奏张弛有度，拍摄视角别具一格。讲故事不难，难的是如何讲好故事。在《我看见娃娃的第一眼》的故事中，主人公助产士颜凤常驻产房，她的主要工作不是正在接生就是准备接生，故事情节难免单一平淡。为了生动讲好故事，摄制组进行了近三个小时的深度采访拍摄，在工作与生活中深度挖掘人物特质，形成了故事中的冲突与矛盾。从对操作注射神经阻滞麻醉时的手足无措，到对各种突发情况处理时的冷静沉着；从对产房血腥气味的不适，到对产妇生产时歇斯底里的感同身受；从遭受同事的非议和排挤，到通过自己的努力与大家共同进步。节目用一连串跌宕起伏的情节安排，把控住了故事的叙事节奏，丰满了人物形象，将颜凤“立”了起来，赢得了观众的“芳心”。在《穷学生郭显磊变形记》中，节目采用对比手法，展现了郭家的命运沉浮。这期节目拍摄历时12年，从郭显磊少年时期的模样开始，跟踪记录了郭显磊艰苦求学的坎坷之路，讲述了他承担家庭重担的艰苦不易，表现了成年后的他兢兢业业努力奋斗的整个过程。节目组充分利用了郭显磊少年时与成年后的镜头对比，通过穿插剪辑的手法，表现了他虽从贫困中走来，却从未被贫困压垮，凭借知识与技术安身立命，依靠理想与信念化茧成蝶的拼搏故事。矛盾冲突的化解，凸显的是叙事的张力；编辑手法的运用，呈现的是镜头的语言。《我们的青春》把两者巧妙结合，在平凡人的身上发掘不平凡的事，使得节奏更有跳动感，人物更具丰富性，从而达到了吸引人、感化人的目的。

（作者系《广电时评》杂志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