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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作家、文学评论家、诗人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在诗歌和戏剧批评方面都颇有建树。他发表的小说批评不多,但其意义不可小觑,最有名的一篇当属1750年3月31日发表于《漫游者》第4期的《新现实小说》。因有感于《蓝登传》和《汤姆·琼斯》出版后大受欢迎,约翰逊写下了这篇文章。这是一篇了解约翰逊对小说的看法的关键文献。

“新小说”贴近现实

在这篇文章中,约翰逊首先提出上述作品的出版表明已经出现了新的小说类型。早先的小说是可以称之为罗曼司喜剧的小说。这一类小说的“职能就在于无需费尽奇巧而能引出真实的事态,无需借助奇迹而能永葆读者的兴趣”。但是罗曼司喜剧小说也有缺陷,约翰逊引用其他学者的话将其展示了出来,“若是将隐士与树林、打斗与海难从他们的书中清理出去,几乎所有的内容都会消失尽净”。

“小说所展现的是生活的真实样貌;它的形色多寡,无非取决于每日上演于人世间的事端。”这里,约翰逊强调的是“真实”。他曾说,“小说的合理要求就是传播真理”。通过《蓝登传》和《汤姆·琼斯》这两本小说,他发现现代的小说家不再像以前那样写作了,他们写的是一种新小说。这种小说要求小说家“从广结知交、人事往来中获取人生的阅历,学会精细入微地观察世事”。这两本小说都集中于描写主人公的人生阅历。《汤姆·琼斯》自汤姆·琼斯的童年讲起,令读者的心一直悬到了矛盾的解决。“汤姆·琼斯容貌出众,生气勃勃,我们每个人都喜欢认识这样一个热情的朋友”,英国小说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的这番评论更能让我们相信《汤姆·琼斯》这部小说的写实性,从而更能理解约翰逊的“真实”。《兰登传》的主人公则过着一种粗犷而凶险的海上生活,在其中,他历练世事人生,最终抱得美人归。

约翰逊所说的“真实”已经超越了“逼真性”也就是作品与现实之间的一致性。他的这种“真实”几乎等同于“真理”,所以,关注小说的道德功能就是必然的结果了。约翰逊认为新小说起着指导行为和引导人生的作用。新小说因为接近生活,所描写的人物有些就是“等同于世上的人”,他们“遭受与世人相同的命运”,是读者可以模仿的。

作为西方古典文艺理论流派的继承者,约翰逊相信艺术的本质是对自然的模仿。这种模仿理论源起于柏拉图,在浪漫主义兴起之前,一直是西方文艺理论的主流。约翰逊是模仿论的信奉者。他在评论莎士比亚的时候就说,莎士比亚胜过所有其他作家之处,至少胜过所有现代作家之处,在于他是表现自然的诗人,他向读者展示的是一块忠实地映现社会风俗和人生景象的镜子。在评论小说的时候,他依然遵循古典主义关于艺术模仿自然的原则,认为小说模仿的是现实人生,而现实人生也可以模仿小说。新小说中的人物不再像罗曼司喜剧小说中的人物那样都是远离现实生活的传奇,是读者难以模仿的人物。这种新小说,简直就可以称之为“贴近日常生活的个人历史”,它的作用和效果要超过道德宣传和日常生活中的讲道理。而喜欢阅读新小说的年轻读者社会阅历浅,难免会心仪模仿书中的人物。小说人物对读者的影响大,所以,读者所受的益处与害处就完全取决于小说中的人物的塑造。

小说应“寓教于乐,寓乐于教”

约翰逊认为小说家如享有选择人物范例的自由,也应该“展示其中最佳的”。具体地说,小说的目的首先可以是教诲读者免于以身犯险,其次可以教会读者躲避现实生活中小人设计的陷阱,从而让读者既能够自保又不违反道德规范。根据道德标准,约翰逊认为小说中刻画人物时要格外注意,有些人物根本不值得出现在小说中。这样的话实在是明察世事的智者之语,不禁让我们想到目前流行于坊间的一些描写强者、巧者的小说,小说中的人物人情练达,玲珑八面,一心追求所谓成功,其实道德感十分薄弱。

当然,模仿自然的创作也不是没有漏洞。有一些作家为了表现自己遵循自然,就会创造善恶两种品质融合的人物。刻画这类人物本身并没有错,但是小说家往往对善恶的比例缺乏把握。有时其笔下的人物竟然会让读者善恶难辨。此外还有的小说家刻画人物时赋予人物高绝的才情,这一小点才情常常会使读者忘记人物的罪行,而欣赏起人物来。当然最需要驳斥的还是第一、二两种情况。对普通读者来说,这两类人物是最具有迷惑性的,因此也是危害最大的。在《新现实小说》一文的结尾,约翰逊说小说家要把“美德以最理想的形式展现在世人眼前”,要灌输给读者一种信念,美德是知性最高的证明,是伟大人格唯一坚实的基筑;而邪恶则是思想狭隘的自然结果,它以错知错觉开端,以名声狼藉收场。

文学批评采纳道德标准在西方由来已久,柏拉图即从这个角度批评文学。不过当时的文学体裁主要是诗,所以柏拉图论述文学的着眼点也是诗。约翰逊的文章开头就引用了古罗马文学批评家昆图斯·贺拉斯·弗拉库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诗艺》里的一句诗“寓教于乐,寓乐于教”。这句话很好地点明了约翰逊《新现实小说》的主旨。

约翰逊的意思是文学创作需要关注问题,并且这种关注要含有教育意义,故事的寓意要先于故事而存在,作家要以具体的情节来说教,把寓意说出来。最好的情节设计大概就是在故事结束时恶人得到惩罚,好人得到报偿。这是一种理想的正义,随着文学观念的变化,这种理念就显得落伍了。甚至还有其他英国文学评论家认为一部小说的道德是与它的艺术成为一体、不可分离的,像约翰逊那样强调说教其实是一种偏差,是不可取的。

当然,就后来作家、批评家们对道德在小说创作中的地位问题的讨论发展来看,约翰逊的观点还不是很精细。因为虽然他认为小说写作要考虑道德问题,但对具体应该怎样做,他的论述显得比较粗放,只是很概略地讨论了小说家写作时要给读者人生指导,而塑造小说人物要有几个方面的考虑。至于具体该怎样写才会对读者产生最大的道德教诲,则是19世纪的后来者,如爱德华·布尔沃-利顿(Edward Bulwer-Lytton)等人的事情了。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