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传统文人有自怜自夸的毛病,他们回顾往事的文字总是为自己说话。我曾经在评英国当代作家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时说过,自我在回忆中不断生成,不变的自我往往是美好的虚构。钱锺书是不写回忆录的,他意识到回忆都不大靠得住,当一个人回忆的时候,某种奇怪的心理功能就会耍弄他、保护他。因此他说:“我自知意志软弱,经受不住这种创造性记忆的诱惑,干脆不来什么缅怀和回想了。”钱锺书还指出,关于历史的写作,现在支配着过去,“自我整容”是在不知不觉间完成的。今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是一位专写记忆的大师,他的小说往往借用人物不同时期的记忆过程来刻画性格、反思历史,并由此揭示人性的脆弱和“事实”的多重面相。

回忆是审视生活的过滤器

石黑一雄1954年生于日本,1960年跟父母移居英国。一位亚裔学生在英国接受教育,当然对自己特别的身份比较敏感。石黑一雄在接受采访时说过:“虽然我在英国长大,在这里接受教育,我看待世界的方式中一大部分是日本的,因为我由日本父母抚育,我总是通过我父母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但是我以为更应该把石黑一雄当作一位有着强烈国际意识的英国作家来看待。比如关于记忆以及相关的自我认知、自省或文饰也是当代英国作家(如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朱利安·巴恩斯)所热心探索的话题。石黑一雄1978年毕业于肯特大学后又在1980年获得东安格利亚大学“创作课程”(creative writing course)硕士学位。这门课程开办的时候引起一番争议:哪有作家是这么培养出来的?不过读过这门课程的学生很快用自己的小说创作业绩为母校赢得了荣誉,麦克尤恩就是这些学生中最早出名的一位。

石黑一雄的第一部小说《远山淡影》(A Pale View of Hills)出版于1982年,翻译成中文只有8万多字,只是较长的中篇,但这是一部让我非常佩服的处女作。1989年石黑一雄的代表作《长日将尽》(The Remains of the Day)获当年布克奖,作者才35岁。我国外国文学研究者当时就非常关注石黑一雄,《世界文学》和《外国文学动态》都曾报道过他的新作。笔者主编的英国二战后小说研究论文集《现代主义之后:写实与实验》(1997)里就收有上海社科院瞿世镜先生的文章《当代英国中青年小说家》,石黑一雄在文中占有显著的地位。

《远山淡影》就是对“创造性记忆”的解剖。小说中的叙述者“我”也承认:“回忆,我发现,可能是不可靠的东西;常常被你回忆时的环境所大大地扭曲,毫无疑问,我现在在这里的某些回忆就是这样。”叙述者悦子是移民英国的日本人,二战之前就在长崎结了婚,生了女儿景子,但是二战结束后悦子独自带景子移民英国,后来嫁给一个英国人,生了第二个女儿妮基。她没有交代为何离开她的日本丈夫。两个女儿在异国长大成人后,景子自杀了,原因不详,或许她并未融入新的环境。景子的死成为悦子的心病。当妮基去看望独居的母亲时,悦子心里明白:“她来是准备告诉我,事实仍旧如此,我不应后悔从前做的那些决定。简而言之,是来安慰我,我不应为景子的死负责。”悦子是在自欺,她完全屈服于钱锺书所说的“创造性记忆的诱惑”。石黑一雄说:“我喜欢回忆,是因为回忆是我们审视自己生活的过滤器。回忆模糊不清,就给自我欺骗提供了机会。作为一个作家,我更关心的是人们告诉自己发生了什么,而不是实际发生了什么。”悦子回忆的方式非常特别,这与石黑一雄做社工的经历相关。他注意到无家可归者不会直截了当地说出他们的故事:“我就觉得用这种方法写小说很有意思:某个人觉得自己的经历太过痛苦或不堪,无法启口,于是借用别人的故事来讲自己的故事。”在《远山淡影》里,悦子虚构出一个佐知子来掩护自己,尽量为佐知子对女儿万里子的行为辩解,从而不必直面自己的罪恶感。但是她的故事讲到最后的时候,一不小心暴露了真相:佐知子就是她自己,而心理受到巨大伤害的万里子就是她自杀的女儿景子。

石黑一雄是极为含蓄克制的作家,他丝毫没有渲染悦子说漏嘴的场景,一切还是那么自然冲淡,读者很容易漏过那个精心安排的细节。深怕读者不能领会自己深刻用意并有铺陈之病的作家不妨学一学石黑一雄的隐忍不发。悦子放弃为自己辩解了吗?她还是会说自己离开日本有正当的理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景子好(“我是为你好才这样做的!”这是很多父母的口头禅)。悦子内心深处有一股股冲突的潜流,她始终没有勇气公开懊悔,更谈不上忏悔。她还想欺瞒自己,在欺瞒中获取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

一部拷问良知、推敲记忆之作

石黑一雄的第二部小说《浮世画家》(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1986)以二战前后的日本为背景,也是拷问良知、推敲记忆之作。主人公小野增二是日本战前和战时很受欢迎的军国主义画家,日本战败后他突然枯萎,画作也都收了起来,连在家里也不敢挂出来。但是他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正常退休的。日本投降后美国文化涌入日本,小野暗暗不服。外孙一郎在家里假装骑马奔驰,嘴里还发出马嘶声,原来他是在学美国牛仔“独行侠”(Lone Ranger,美国电影);他想做“大力水手”(Popeye the Sailor,美国漫画人物,后改编成动画片),劝外公多吃菠菜。我国读者对日本在美军占领期间发生的文化巨变所知不多,未必会对这些文化转型的细节感兴趣。为了理解《浮世画家》,美国史学家道尔(John W. Dower)的《拥抱战败》(Embracing Defeat,三联已出胡博译本)是很有帮助的。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尽管日本还有无数未能清理的废墟,文化却变得与战前难以辨认,连小野的女婿也认为,孩子与其崇拜日本历史上的武士,还不如崇拜美国英雄。面对新时代的潮流,小野无所事事,“只是闷闷不乐地在家里转悠”。他回忆起自己少年时学画的经历,自己对得起当时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同学吗?如何评价战争中的死者就更难了。他们是死得“英勇壮烈”还是“为了愚蠢的事业浪费了生命”?小野和他女婿的观点出现分歧。年轻一代反思战争,有和平主义的思想,还有些人“不敢露出自己的真面目,不敢承担自己的责任”。这不正是一度自以为“爱国”并被战前的官方宣传洗脑的画家小野吗?小野自语:“年轻一代的性格出现了一种我不能完全明白的改变,这种改变在某些方面无疑是令人不安的。”30年代初期出现一座新酒馆,它的内部装潢也在颂扬所谓的“爱国精神”,而小野就是这家酒馆的常客。小野至今仍然如此强辩:“他们的作品都是坚定地效忠于天皇陛下的。”小野的创作对国内已经兴起的殖民扩张主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居然还有充足的“理由”:艺术界的“颓废”倾向削弱了传统的文化结构,必须与之对抗。这使人想起30年代德国的伪古典主义法西斯艺术。

小野年轻时住在“毛利君”家里学画。在他含混不清的回忆中,读者得知一位叫佐佐木的学生被画室驱逐了,小野本人是不是在此过程中扮演了可耻的脚色?在小说中他的回忆变成了诿过于人的“杰作”,与悦子的回忆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学生绅太郎战前跟着小野画所谓“中国危机”(即卢沟桥事变后日本的侵略)宣传画,公开表达了他对小野的作为心存疑虑。但是小野的记忆却是一片模糊,他甚至说:“当时国家处于紧急关头,应该停止犹豫,做出决策了。据我回忆,你画得很好,我们都为你的作品感到骄傲。”绅太郎想请小野给有关部门写一封信,说明他画那张宣传画时当面对老师表达过自己的犹豫和反对,但是小野对他的态度却非常野蛮:他转过身,背对着绅太郎,不予理睬。小野认为绅太郎“不需要用谎言替自己开脱”,但究竟是谁在为自己开脱呢?

小野另一位学生黑田在战时被关入监狱,当作“叛徒”,还遭毒打,战争结束后就释放了,而且得到艺术教师的职位。读者能从小野回忆的碎片中推知小野是导致黑田被捕的责任人。小野拜访黑田不遇,碰到黑田的学生,还是以教训的口吻说话:“我和黑田先生刚认识的时候,你实际上还只是个孩子。关于你不知道的一些事情,我希望你不要草率地得出结论。”年轻人也不顾情面:“坦率地说,我很惊讶您有这样的勇气。竟然登门拜访,仿佛您只是一位友好的访客……可是我们现在都知道了谁才是真正的叛徒。”小野真的忏悔了吗?丝毫没有——他还在对自己说:“我不会让年轻人的话严重影响我的情绪。”当他在女儿相亲的餐桌上说:“当时我是凭着坚定的信念做事的。我满心相信我是在为我的同胞们谋福利。可是您看到了,我现在坦然承认我错了。”这是真心的悔恨,还是为自己开脱罪责?他甚至教训下辈:任何一个看重自己尊严的人,却希望长久地回避自己过去所做事情的责任,这是我难以理解的。承认自己人生中所犯的错误,并不总是容易的事,但却能获得一种满足和尊严。不管怎么说,怀着信念所犯的错误,并没有什么可羞愧的。而不愿或不能承认这些错误,才是最丢脸的事。

反讽是石黑一雄擅长的修辞技巧。小野战时的作为是出于真正的“信念”还是萨特所说的“虚假信念”?《浮世画家》几乎没有冗笔。战前,企业家杉村明死后,小野买了他位置极佳的大房子,具体过程披露了吗?读者能相信小野的叙述吗?一部不过10万字的小说隐藏了大量似非而是、似是而非的内容,有心人可以挖掘出丰富的内涵来。

探讨记忆和忘却的意义

但是石黑一雄也在不断给自己开拓新的领地。无所顾忌的记忆真能照亮自我、启发良知吗?他的近作《被掩埋的巨人》(The Buried Giant,2015)从另一个角度讨论了记忆和忘却的意义。6世纪的不列颠人和撒克逊人比邻而居,相安无事。现在的和平建立在一个奇怪的基础上——两个族群的集体记忆消失在一片迷雾之中,那块雾霭之地由一条母龙看守。过往的血腥历史是否应该激活?宽恕和复仇,应该作何选择?能够愈合旧伤的迷雾消退以后,小说里那对寻找儿子的夫妇也将恢复他们的记忆,他们还将和好如初吗?读到结尾处,我们的心里升腾起一片不安。20世纪90年代的巴尔干半岛上一些已经沉睡的历史被不同族群不断讲述、回忆,结果各种扭曲的民族主义化为巨大的破坏性力量。是否作家也应该节制煽起仇恨的冲动?

最后再说几句。石黑一雄小说涉及重大历史事件,《上海孤儿》(When We Were Orphans,2000)与中国近代史关系紧密,叙述者的回忆和侦探般的敏锐判断让我钦佩。现在说到《长日将尽》,人们一般都为叙述者史蒂文斯未能实现的爱情惋叹,但是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背景同样值得关注。达灵顿勋爵和他的一些朋友希望用外交途径来应对德国方面的要求。为什么当时英国精英阶层中不少人有这种倾向?仅仅谴责臭名昭著的绥靖政策还远远不够,我们需要回到历史的现场,需要意识到达灵顿勋爵也是行走在迷雾之中。《凡尔赛和约》对战败方提出极为苛刻的条件,战胜国一些有正义感的精英为德国抱不平,最有名的就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读一读凯恩斯的经典《和约的经济后果》(1919)就会看到二战与一战之间的联系,但是达灵顿勋爵的橄榄枝反而煽起了无底的领土欲望。这已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就此打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