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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本生成方式来看，明清章回小说大体可分为世代累积与文人独创两种类型。世代累积型小说主要成书于明代，代表作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此类小说一般都是在历经几百年的发展、演化，若干代人的累积、修订后，才由某一编创者加工写定的，因而在文化意蕴、艺术表现等方面都与文人独创型小说有显著的差异。

所谓的连续性，是指世代累积型小说成书过程的世代相续、绵延不断。我们当下所见，仅是这些小说成书过程中的一些点，如果仅着眼于这几个点，忽视成书过程的连续性，就会因文献自身的间断性、跳跃性，而导致我们对成书问题的误判。如研究者一般认为，宋元时期的《武王伐纣平话》对明代小说《列国志传》卷一与《封神演义》都有直接的影响，《封神演义》是在承袭前二书的基础上踵事增华而成，而对《武王伐纣平话》与后二书之间近三百年的文本空白期却置若罔闻。当然，有的空白期可能并不重要，甚至是可以忽略的；但有一些空白期则至关重要，我们应尽力寻找一切蛛丝马迹，还原那些尚有迹可循的缺失环节。只有充分重视世代累积型小说成书过程的连续性问题，对点与点之间的空白期有一探究竟的意识，才有可能“于无声处听惊雷”，在成书过程的研究上有所突破。

世代累积型小说的编创者或为书会才人，或为书坊主，或为下层文人，他们虽然身份各异，文化修养程度不同，但都或深或浅受过儒家思想的熏陶。因此，面对民间色彩浓郁的既有故事与素材，他们多会采取以正统叙事整合民间叙事的编创策略，将民间叙事中的相关因素纳入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正统叙事的范围内。

如关于《水浒传》的主题，历来有“忠义说”与“诲盗说”的争议，后世又演化出新的主题的论争。究其原因，实际上是编创者以忠奸对立的格局改造水浒故事的结果。水浒故事原貌深具游民文化色彩，讲说江湖好汉争凶斗狠、打家劫舍、对抗官府的故事，其间行侠仗义与野蛮暴力的思想内容并存。但《水浒传》早期版本的写定者具有浓重的正统观念，《水浒传》最早的名目即为《忠义水浒传》，明人亦有“《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的看法（杨定见《水浒传全书小引》）。《水浒传》的写定者虽以“忠义”标举全书，但对忠、义二者并非等量齐观，实际上是以忠为主，以义辅忠。书中的人物形象体系，也呈现出明显的忠奸之分的格局。

以正统叙事整合民间叙事，编创效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叙事趋向正史，使全书的艺术表现不尽均衡；二是思想趋向正统，使全书的思想性质不完全协调一致。因此，世代累积型小说的文本形态往往具有参差性。

因素材来源多元、加工程度不一等原因，世代累积型小说的艺术表现往往不够均衡。如《三国演义》，当涉笔刘备阵营及相关事件时，往往不厌其详、精彩纷呈；记叙曹操与董卓、袁绍、袁术等的纠葛时，则相对简略，给人的印象不深。这与其因世代累积的成书方式所导致的文体不严格统一、艺术成就不均衡有关。有学者指出，《三国演义》文本主要由三种文体构成：准记事本末体、准话本体和准笔记体；其中写得最精彩、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内容，多是以准话本体呈现的部分；以准纪事本末体呈现的部分，精彩程度则要稍逊一筹。这是编创者将来源不同的故事整合于一书的必然结果。再如《水浒传》，前七十回的故事非常精彩，令人欲罢不能，而后面的征辽、征田虎、征王庆等内容，则平板乏味，几令人难以卒读。究其原因，主要是故事来源不一，本有高下精粗之别，编者将其整合于一书，导致全书艺术表现的失衡。

较之艺术表现的不均衡，文化意蕴不协调的问题更为突出，也更为复杂。几乎每部世代累积型小说，在思想内容上都存在着矛盾，甚至是内在的悖论与冲突。如在《西游记》前七回中，孙悟空是一个极具叛逆精神、自由个性，且神通广大、几乎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超级英雄，但在第十四回皈依佛门后，非但叛逆精神几乎消磨殆尽，尤其令人费解的是，这个昔日的超级英雄居然连一些不入流的小妖都打不过，甚至要请一些当年败在自己手下的神道帮忙。造成这一矛盾的根本原因，是编者把道教系统的修炼猿故事和佛教系统的听经猿故事相捏合（张锦池《西游记考论》），把原属南方系统的神通广大、狠毒好色、号称“大圣”的猴精故事和原属北方系统的护送唐僧取经、忠义正直、号称“行者”的神猴故事相捏合（蔡铁鹰《〈西游记〉的诞生》），因而在文本中留下了难以完全弥合的罅隙，这也是后人在讨论孙悟空形象及该书的思想性质时歧见迭出的根源所在。

总之，较之文人独创型小说，世代累积型小说在成书与文本等方面都有所不同，而对二者差异的体认程度无疑会对研究者的研究思路、解读方式乃至具体观点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讨论世代累积型小说的特征问题，实际上也直接关涉到此类小说的研究方法与阐释路径问题。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