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历经百年的文学发展之后，中国文学已经形成了一些宝贵的民族文学经验，所以，选择性、规模化、优质化地进行中国文学的翻译“出口”，是中国文学整体性的参与世界文学市场的必经之路，无论这种参与所面临的是接受、抵制或是误读，但这一步是中国文学“世界化”的前提，也只有在世界文学流通的场域当中接受多元文化背景读者群的文学检验、批评乃至质疑，中国文学才可能在世界文学视野的平台上进行有效的反思、调整和建设，从而获得自我的进步并推动世界文学经验域的丰富，最终将“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世界性”这一抽象的理论口号，落实到具体的创作探索和文学实践中。

歌德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但他并未给出明确的定义，从1827年至今约200年的时间，包括勒内·韦勒克、迪奥尼兹·杜里辛、大卫·达姆罗什等人都就何为世界文学进行着争论、阐释和建构。世界文学作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学共同体想象，是一个极具感召力和诱惑力但又较难清晰界定和落实的开放性命题，因为世界文学自始至终要涉及到怎样的文学才是世界文学典型标本的厘清，它与国家文学和民族文学是否存在内在的关系悖论；它还要解决文学流通当中最重要的语言共同体的问题，那么这又易导致对“他者”语言思维和语言美学的隔膜、误读甚至消解的危机；世界文学还存在本土认同和世界改造的文化身份焦虑，缓释焦虑的必经之路就是对自我与外在关系的确认，但是这种自我与外在的关系基点又存在历史、时间、地理、空间等不确定的游移。

结合歌德对世界文学的表述和跨语言写作的实践，所谓的世界文学更多的是指一种跨国界或跨文明的全球交流意识，是一个带有理想化色彩的世界各民族文学彼此融合的“历史过程性描述”，而非具体的文学实体，这种文学融合的过程性描述，最终以世界各民族文学共和国或文学的大同世界建设为归宿。正如歌德所坚持的“世界文学”的使命是通过倡导相互欣赏、理解和容忍来促进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但并不意味着异质民族文化要归于同质，而是各民族文化应意识到各自的独立存在，坚持自己且又能容忍对方，放弃敌对的偏见而共存于文化生态当中，即“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至于实现“容忍和差异”同存的具体落实，歌德甚至还设想过由学者和作家共同组成一个国际化社区，遵循“社区行动”的公共口号，以真正践行在“人性”共识基础之上对差异存在的“容忍”。但是，歌德的这一对世界文学的设想，始终存在一个悖论性的症结，那就是一方面，他肯定差异性与多样性是民族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世界文学存在的基础，文学翻译将充当这一流通过程的中介，各国各民族文学理应都具备文学流通的资格；另一方面，在世界文学的秩序现场，到底是由哪种语言来充当中介，什么样的作品有资格进入世界文学市场进行流通，谁来建立和维护一整套世界文学的价值标准，这种世界文学的流通过程中是否存在类似经济领域当中常见的分工剥削、贸易不平衡等问题时，歌德又表示出隐晦的“欧洲中心主义”——“欧洲文学即世界文学”的看法，他认为产生于欧洲的多种文学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影响而生的欧洲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中心，这个中心将以“文学涟漪波”的形态进行文学扩张而构建出覆盖全球的世界文学。也就是说，在歌德对世界文学的设想中，存在着肯定民族文学差异性的多元主义和欧洲文学中心主义的悖论，即使他对中国文学的“东方迷恋”，也是为了“复兴他那欧洲人的自我”，因此歌德关于“世界文学”的构想是一种非常宽容和包容的欧洲中心主义，更是“异质文学彼此融合发展”的动态历史过程，只有无限抵近却难以真正抵达。歌德对世界文学的理论预设，即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的民族文学，进入世界文学融合发展的空间进程提供了文学合法性依据，但同时又诱导出民族文学“被他者化”的文化障碍危机。

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世界范围内文学水平的重要风向标，一定意义上引领着全球文学的艺术先锋潮流，现代中国文学的百年诺奖梦终于在2012年实现，莫言的获奖标志着中国文学成功跻身世界文学的流通领域并获得世界性认可；但从获奖的数量和空间分布来看，诺奖的生态不平衡格局仍然坚固，获奖人数最多的是欧美国家，所谓的世界文学市场的大本营始终是以欧美为中心。改变这种不平衡格局将是一个艰难、漫长的历史进程，文学话语权、文学影响力的提升，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需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整体性的提升，包括经济发展、国际声誉，特别是文化引领力的进步和前瞻。那么，中国文学如何在世界文学市场中获得话语权？除却外围性因素诸如经济、政治等的现代性建设之外，就文学本身而言，我们可以在坚持“优质文学进口”的同时，采取“优质文学出口”的方法。因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发轫，就是以大量引进西方文学，并与本土现实融合的方式汇入到了世界文学的大市场当中的，但在历经百年的文学发展之后，中国文学已经形成了一些宝贵的民族文学经验，所以，选择性、规模化、优质化地进行中国文学的翻译“出口”，是中国文学整体性的参与世界文学市场的必经之路，无论这种参与所面临的是接受、抵制或是误读，但这一步是中国文学“世界化”的前提，也只有在世界文学流通的场域当中接受多元文化背景读者群的文学检验、批评乃至质疑，中国文学才可能在世界文学视野的平台上进行有效的反思、调整和建设，从而获得自我的进步并推动世界文学经验域的丰富，最终将“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世界性”这一抽象的理论口号，落实到具体的创作探索和文学实践中。

具体来说，因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思想体系深受欧美文学的影响，无论是被动汲取或是强行植入，现代文学当中“人的文学”的观念、文学的现代主义美学乃至语言符号和文体自觉，已经深深浸淫在西方话语系统的笼罩之下，中国文学对西方文学的大力引入最终导致本土文化思想认同的危机甚至是湮没，参与世界文学的思想价值观的整体构建，获得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引领力认同，中国文学普遍面临如何进行华夏民族话语的创造性继承、转换和言说的尴尬。这就需要中国作家充分挖掘、整理和提炼中国文化中的要义精髓，那些极具本土化语境且被历史所证明的古代和现代的文化价值观、宇宙伦理观、修身哲学观，诸如儒家的“仁”、道家的“道”，都需要积极地与西方文化思想进行对话、嫁接和融合，开展兼备世界文化内涵的民族文化建构，并在世界文学价值的基础上，进行富有民族化特征的思想体系言说。当然，由于中西方文化历史和政治经济的历代差异、分歧甚至是抵制，华夏民族的思想观念体系要想真正整体性地获得西方国家乃至世界范围内的认同，必将是一个漫长而系统的过程，但全球化的文化机遇毕竟提供了文学言说的巨大裂隙，且为既有的西方现代文化体系提供着一种东方式智慧的“别样现代性”。

中国文学跻身世界文学市场流通领域的另一文化资本是东方式的本土美学资源，且被莫言的获奖所验证，这就宣谕出中国文学在保持与世界文学思想领域的先进性的同时，更多可以凭借文学民族化的美学创造性，跻身世界文学的流通市场，而这种文学的美学经验可能成为他国他民族的文学借鉴之源，甚至获得世界文学范围内的共识性美学接纳。从瑞典文学院授予莫言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中，可以解读出莫言的写作一定程度上符合了西方国家对中国作为东方后发现代性民族国家的诸多认知和想象，包括人性的、地域的和政治的异域想象；同时，授奖词又极力肯定和褒扬了莫言小说所具有的美学冲击力——这是一种融合了现代叙事技巧和中国本土化社会历史景观的新的小说美学经验，最终在人类普遍人性的深刻洞察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和深度，莫言获奖的外围性因素也论证了宇文所安的一种判断：“它们不能太有普遍性，也不能太异国情调；它们必须处于让读者感到舒适的差异之边缘”这一西方国家对异域文学接受的普遍原则。当然，莫言不能代表中国文学的全部和整体，但他跻身世界文学的流通市场，并以其独特的“既具有世界文学的普遍人性”，又具有“鲜明的异质民族文化”，同时这种“时空差异并不妨碍人类基本情感和伦理道德的相互感受与相知”的文学创造性经验，对于中国文学的“世界化”方法是极具启发性的。至于世界文学空间倚重于“欧美化”的不平衡格局，除了进行政治经济等国家软实力建设以增强文化吸引力之外，同样可以将中国作为东方国度的文学贸易集散地，增强汉语写作被译介的关注幅度和流通频率，使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市场的文化资源流动中努力占领较大的“市场份额”，这是一个难度很大、充满不确定性的历史性文化工程，但这也是变革世界文学空间分布的不平衡格局、挑战世界文学的欧美中心主义生态秩序的一种可能性方法。

(作者单位：山西财经大学文化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