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当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莫言业已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中国”已经毫无疑问是“世界”的构建者和推动者时，中国文学也顺理成章地开始转向讲述中国故事，显示出获取世界性关注和引领世界的欲望。

进入21世纪，我们已经习惯于在“世界”和“中国”这样的话语系统下讨论文学问题，作为经济体量排名第二的世界大国，我们很自然地觉得我们有理由承担更大的责任、具有更重要的位置、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而我们的文学也理所当然地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至少我们就在“世界”之中并与“世界”同步。但是，现在我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进行一番历史的考察就会很容易发现，其实并不是那么天经地义的。

有学者主张，可以把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回溯到1890年陈季同的《黄衫客传奇》，陈季同是一位在欧洲生活了十余年的外交官，他的《黄衫客传奇》所表达的也是晚清时期社会上层的所思所想。不能否认，在晚清时期某些新文学的因素便已萌生，而关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文学状态是什么样的这一问题，既可以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加以考察，也可以从底层民众的角度来加以考虑。1900年前后，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是义和团运动，这一事件曾经被梁启超在其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描述为“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他把义和团出现归因于这种通俗小说的盛行。后来，另一个义和团运动的亲历者、当时直隶怀来县的知县吴永写了一本《庚子西狩丛谈》，在书中也把义和团的兴起归纳到中国传统小说身上，并且非常具体，说中国小说有两大势力，一个是《封神演义》、一个是《西游记》，神魔侠义这两派思想混合到一起就是义和团的灵魂。

考虑到在那个时代绝大多数人是不识字的，底层民众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并不是通过阅读书籍，而是通过观赏戏曲表演，可以说对于当时人口的大多数而言，戏剧才是最重要的精神产品。当时有一位美国传教士明恩溥，他在河北、山东等地区传教多年，1899年他写了《中国乡村生活》一书。在书中就记述了戏剧对北方民众的组织和鼓动作用：一旦某一个村庄要举办戏剧演出，周围整个一片乡土上的村民都会大规模地聚集到一起，这片乡土会为之兴奋得颤抖。“聚众”是当时戏剧的重要功能之一，一旦人由“个体”变成了“群众”，就奠定了政治乃至军事运动的可能。所以当我们考察义和团运动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戏剧和义和团运动始终存在伴生关系——起事要唱戏、战斗过程中要摹仿戏、打赢了对手就让败者“罚戏”，在这场农民运动之中，戏剧并不仅仅起到观赏娱乐的作用，而是有着巨大强劲的政治功能。同时，戏剧本身也对观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是：1900年，前文提到的知县吴永被义和团抓了起来，因为吴永奉旨对义和团时剿时抚，态度不一。义和团对其极为不满，审问他说：你为什么对待我们的态度前后反复，一会儿安抚我们，一会儿攻打我们，这是什么意思？吴永的回应特别聪明，他说：皇帝是万民之主，威福本可从心。你看戏文上，古来的忠臣义士，忽而抄家问罪，忽而拜相封侯，前后反复是非常正常的。于是义和团马上就哑口无言，这显示出他们非常认同这种逻辑，也可以看出当时戏剧对普通人的思想、行为的影响有多么大。

另外，20世纪初，戏剧对中国普通民众精神世界的影响并不是单向流动的，而是闭合循环的，也就是说“戏剧”和“历史”会循环流动。当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马上就人把他们的故事编成戏曲，当时有一个戏叫《柳条记》，还有一个戏叫《鞭花记》，全都是讲义和团首领的，用的也都是真实发生的历史素材。更有意思的是，过了几十年后，山东大学对义和团运动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调查，其中包括对当事人的采访，当时还健在的农民在回忆和口述历史的时候，就把这些戏剧里的故事直接当成史料讲述给调查员，“戏剧”和“历史”由此形成了一个闭合的循环。

这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而且可以肯定，这种现象没有受到过世界文学的影响，就是中国文学最原初的状态，至少在底层民众中是遵循了这一“闭环”规律的。而且这种状态持续的时间非常长，从1900年到1940年，中国华北地区的很多地方都是如此。而考察新文学的历史就可以看到，在新文学中所呈现出的重要问题，一直都是如何打破原有的闭环结构，再造新的结构，这里所说的“结构”，实际上就是底层民众的精神样貌。对此，赵树理就是一个敏锐的先行者，他的出身和所受的启蒙教育、他父母长辈甚至会道门信仰都决定了他对于这种古老的闭环系统有着深刻的把握，所以赵树理才能够先人一步地认识到，20世纪40年代的华北文化仍然是“观音老母坐莲台，一朵祥云降下来，杨柳枝儿洒甘露，搭救世人免祸灾”。而后来延安文艺也是在相当程度上打破了这一逻辑，才形成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通过打破和重组底层民众的精神结构，来解决夺取政权的问题。在延安的舞台上曾经上演过莫里哀的《伪君子》、果戈理的《钦差大臣》、曹禺的《日出》，相比之下显然更加“世界”一些，但这种“世界”并没有在战争中发挥作用。在战争中起到作用的仍然是那些更加古老和本土化的经验。或者说，被本土化了的“世界”才真正发挥了作用。后来人民军队之所以能够战胜对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精神世界的改变，当他们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时候，很多对手的军歌还仍然是北洋时代流传下来的“三国战将勇，首推赵子龙，长阪坡前逞英雄”。

考虑到新文学的出发点，“走向世界”显然并非虚妄，而是一段艰苦卓绝血泪不断的历史，义和团与戏剧的故事距离当下并不遥远，但100余年的时间已足够让我们用更为宏阔的视角来观察和理解这一历史现象。不难看出，在100多年前，当时的中国文学确实非常“中国”，无论知识、思想还是信仰都是“非世界”的，当时中国人的焦虑是亡国灭种生死大事的焦虑，体现在文学之中，是“那边一只帆船在那洪波巨浪之中，好不危险！”（《老残游记》语）；当我们解决了这一问题之后，中国人的焦虑就变成了如何取得发达国家的认同，体现在文学方面，是“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20世纪80年代口号，而这个“世界”是只由发达国家构成的）；而当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莫言业已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中国”已经毫无疑问是“世界”的构建者和推动者时，中国文学也顺理成章地开始转向讲述中国故事，显示出获取世界性关注和引领世界的欲望。如果进行一番细究，这种“获取世界性关注和引领世界的欲望”也与此前的“如何取得发达国家的认同”一脉相承，隶属于民族国家叙事。也许在不太久远的将来，“走向世界”会迎来终结，人们也会对“走向世界”这一进程展开历史意义上的评价。如果在文学层面上进行一个预判，我认为这段历史的意义是积极的。

当我们“走向世界”已经走了100多年以后，我们会很自然地认为“世界”和“我们”之间的关联非常紧密、我们就生活在世界之中。而实际上，100多年之前，我们的出发点其实远远不在世界之中，这些经验是不应该被忘记的。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