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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佩甫说过，广阔的平原是他的领地，那里的人物就是他的植物，是他写之不尽的文学泉源。几十年来，他一直深植于中原大地，从不懈怠，笔耕不辍，一步步地播种着开拓着他的中原领地，讲述诉说着他的中原故事，创造刻画着他的中原人物。从《羊的门》里的呼天成，到《城的灯》里的冯家昌，再到《生命册》里的吴志鹏，李佩甫雕刻了一个个中原人物画像，一群群中原人物的众生相。他把中原人物写活了，写透了，写神了，写绝了。他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平原客》是又一部中原人物群像雕刻的力作。只不过这一次他将笔触对准的是当代官场生活。以一群现代官场知识分子为中心，以一位副省级高官杀妻而走向毁灭的离奇案件为线索，李佩甫描绘了一幅当代官场文化的生态图和社会变迁的风俗画。在这幅生态图景里，他塑造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有位高权重者副省级高官李德林，有趋炎附势、权力寄生者如刘金鼎，有特立独行、赤胆忠厚者如老公安赫连东山，还有下里巴人的社会底层者，沿街乞讨、看门守院的弱势者。李佩甫是刻画人物的高手，总能活灵活现地展现不同类型人物形象特有的精神、性格和气韵。如李德林第二任老婆徐二彩的世俗和粗暴，常务副市长刘金鼎的精明与狡黠，副省长李德林的才华与短识。这些人物，就像一个个类型多样而色彩各异的平原植物，天然地生活在平原大地上，既是平原文化的表征，又是平原文化的内蕴。这里的一切风物，在李佩甫的笔下都是活的“存在” 。每一个人物，像一草一花一木，一麦一苗一叶一样，都充满着生长的活力和伸展的冲动，都是“活的时代精神的灵魂” 。在李佩甫的文学观里，生命似乎不仅仅是历史的存在，也是环境的存在和先验的存在。正所谓“一方水土一方人，一方人来一方魂” 。只有把一个地域的环境、历史的存在弄明白了，这个地域的人物性格、文化心理、思维方式才能真实呈现。李佩甫的这一文学观，在《平原客》里得到更为生动的诠释。

《平原客》继承了李佩甫小说擅长处理复杂人物关系的传统。他追求在“冲突性张力”中塑造人物的观念，表现人物精神的复杂性、性格特征的鲜明性。 《平原客》将这一文学观念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小说中有父子关系冲突、夫妻关系冲突、公媳关系冲突、同僚关系冲突、上下级关系冲突。这些人物主体关系的冲突和矛盾极富张力，有时候剑拔弩张到令人惊心动魄的程度。李佩甫总是能够在平静而又简洁的叙述中将这些冲突和矛盾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李德林与两任妻子的冲突，读起来摄人心魄，扣人心弦。再比如，老公安赫连东山父子的冲突，虽然没有戏剧性场面的铺排，但是通过赫连东山的“他视化”叙述，让人感受到父子两人冲突的力量、力度和层级。复杂人物关系的冲突，构成了《平原客》叙事的一大特征，也是作者处理人物关系的一种模式。然而，这一模式在李佩甫的文学叙事中有着更深层的文化意蕴和社会考量。比如，李德林与第一任妻子罗秋旖的矛盾，本质上实际是两种生活方式和两种文明形态的冲突。罗秋旖不能容忍的是李德林带来的农村生活的方式和思维。再如，老公安赫连东山父子冲突，之所以对抗到格格不入的地步，从内在关系来看是赫连东山传统文明思维与儿子90后数字文明生存方式和价值选择的冲突。他不理解儿子数字化生存的逻辑， “仍然固执地认为，儿子的钱是不干净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李佩甫始终关注的仍然是社会大变迁视野下传统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和数字文明转型中的矛盾和困惑，以及传统文明的生存方式、生存思维在转向融入现代文明过程中经历的各种不适、各种问题和各种冲撞。这种文明转型的精神苦痛，才是他创作的自始至终的母题。在所有冲突性人物关系中，李德林和第二任妻子徐二彩的冲突最引人注目。两者在没有情感认同基础上建立的婚姻关系，因为徐二彩婚后自私、粗暴和野蛮个性的逐步暴露而彻底破裂。面对这样一种情感存在，作为省部级高官和高级知识分子的李德林，选择的却是一种根植传统文化深层的另类思维—— “黑道”方式，来拯救自己无法用现代法律方式解决的婚姻痛苦。这就使得冲突具有了更大价值的反讽意味。一个曾经留洋归国而接受过西方文明洗礼的高级知识分子和高级官员，主体思想的深处始终走不出的仍然是一种传统文明的思维逻辑和精神窠臼。

相较于《生命册》 ， 《平原客》创作的主题倾向似乎发生着变化。前者生命价值的终极追问，让位于作者对人物成长和日常生活的故事性关注。 《平原客》中的人物主体，似乎都不关心生存的终极价值问题，更关注的是如何在现实社会中的更高位置生存和更大财富攫取。没有精神底色的映照，成为该书人物主体的共同精神风貌。李佩甫似乎是有意回避此前创作的终极追问，转向一种更为日常的“自然现实主义” 。于是乎，客观的现实白描成为作者写作的重心，故事情节的匠心设置成为小说结构的亮点。比如，常务副市长刘金鼎，主导其生存发展的思维除了权力欲望的逻辑，再没有被充分言说的人生反思。与刘金鼎遥相呼应的是，司法局常务副局长姜保国在升迁受阻而表现出的“精神扭曲” ，以至于产生报复性杀人的思想冲动。企业家群体的精神虚空，同样在商人谢之长身上表现得令人深思。为了衬托自己文化的缺失，他购买大部头书籍作为办公室的摆设，甚至到大学象牙塔进行所谓的“镀金” 。附庸风雅，滥竽充数的洋相，令人叹为观止。围绕这些人物主体的精神缺失的呈现，成为小说引人思索的空间。

不得不承认，从《羊的门》开始，李佩甫的文学语言逐步走向成熟，风格逐渐自成一体。长短结合的句式铺陈，俚俗穿插的语言风格，不疾不徐的语言节奏，使得《平原客》的“中原味”更为浓郁。李佩甫具有捕捉当代新鲜语汇的天赋，并将其融入到自己的故事叙述中。很多生活用语都被他轻松拈来，出神入化地运用。比如书中“端”字，被作者阐释得意蕴无穷。在他这里，语言不仅是最高的生活哲学，也是文化的根本存在。也许，正是因为这一观念，他对语言艺术的锤炼、打磨，才不断地驶向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