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必须继承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回到中国古汉语和中国文学的高贵、典雅和古典叙事上来，以真实、真情、真言、真人、真性情、真故事为文学载体，以人为上，以人性为重心，写人的真性情与真情实感，以真正的中国风格和气派，经营好自己古方块字的文学世界。

我们正步入一个新时代。这个新的划界是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为标志的。处于这样一个新变当中，报告文学作家当然应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崭新的思考与表达。在新时代，中国作家是要勇敢地站到阵前的，不能做旁观者，不能让文学缺席，不能让最纯粹的民族言说远离时代。作家的表达和叙事谱系，应该有自己独特的叙事坐标。诠释一个新的时代，留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族群进入中国时代的演进史、心灵史、精神史，文学书写责无旁贷，中国作家责无旁贷。作家关于新时代的书写，一定要经得起时间、历史和读者淘洗，在新时代的叙事方面应有更阔大的格局、更长远的眼光，让自己的作品真正成为不负时代、不辱种群、不悖良知的心灵之书，始终做到恪守底线，尊重规律，爱护作家，善待艺术，立足当下，心向未来。

报告文学的文体特征，注定了它与中国时代贴得最近，也最具前沿精神。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文学，始终不能忘记的便是人民群众。最有力的笔触，最称得上浓墨重彩的诗章，应该是苍生在上。报告文学的书写和表达，一定要上承天心，下接地气。惟其如此，文学才有真正的力量，才能展示它的预见性、揭橥性、思辨性和悲悯度、温馨感，才会有大时代的意义和化外之功。基于上述诸点，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这个大时代的文学叙事天空之下，作家应该有怎样的站位与姿势？应该秉承一种怎样的文学法度与道统？应该有怎样的哲学向度和历史深度？结合近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上的报告的体会，尤其是总书记对优秀文化的论述，我感到，面对一个中国时代降临的书写时，报告文学作家起码要处理好三个关系。

新时代与风神韵

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总是让作家欢欣鼓舞，总是让文学跃跃欲试。回首新中国成立将近70年的文学之旅，确实令我们欲说还休。十七年文学出现了一个高潮。对于那个远去时代的文学书写，究竟应该如何判断其文学、文化与精神的价值，这大体上可归于文学史家的话语范畴，我不想妄评。但其中有一点不容否定，那就是过去时代的书写，曾影响几代人的青春、人生和理想，并持续至今。

改革开放开启了思想解放和文学解放的新时代，所以才有了上世纪80年代文学的启蒙，才有了报告文学的一次井喷。但之后，一批报告文学的大将随风而去，从此星光黯淡。他们所碰到的冷暖两端，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作为这支队伍的旗手，徐迟先生却以文学的中道和大雅，岿然不动，终成丰碑，这同样值得后来者思考。

第三个时代，即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标志。身处其间，作家自然不能缺席，不能失语。刚刚降临的这个时代，必定是中国历史上意义非凡、变动不居、影响深刻的一个时代。作为时代的观察者、书写者的作家们，尤其是报告文学作家，应该如何看待这个时代的相关特性？如何打造与强劲发展的中国经济相称的话语谱系、文学谱系等等，这些都是大家需要沉下心去凝视、自省、反思、呈现的东西。

面临这类挑战和机遇，作家可以做的就是拿出重量级的思考成果来，拿出重量级的作品来，忠实记录能反映一个时代本质、反映社会发展进程的历史和现实图景，得出不同于学者、专家和一般受众的见解。只有如此，作家才能真正称得上是不失立场，时代才能真正称得上是气象万千。作家在观察、思考、书写的过程中，要树立起一种认识，那就是，褒与贬都必须符合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长远利益。恶意抹黑固不可取，盲目自大同样面目可憎。中国模式应是一个漫长进程，它无法毕其功于一役。它不是一日、数年，甚至不是一百年可成，很可能是一千年、两千年、三千年……这是历史大势，是世界大势，其中也可能会存历史迷局、书写短板。因而需要我们认真妥善地去把握、处理相关题材，需要我们抚今追昔、觉是知非。

就目下情况而言，强劲发展的经济需要可以与之相匹配的文化表达来呼应。这里有一个评估与衡量的问题。我觉得须依照三个坐标体系来评估与衡量。一个是红色坐标，一个是历史坐标，一个是世界坐标。红色坐标，自然是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所倡导、所褒扬的方面，是正向书写，是现实摹画。也就是说，它首先应是民族的号角，是精神的旗帜。历史坐标，则是三千年的文化、文学的衡量标尺，即文以载道。这也是一种国家意义的书写。《诗经》《左传》《史记》《战国策》皆如此，它们都是一种王朝庙堂的正史书写，并最终成为文学的经典。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对于优秀传统文化表达了无限的温情和敬意。这种坐标，其实就是国风，是春秋，是战国策，是汉文章，是唐诗、宋词，是元曲和明清笔记、话本小说的坐标。再一个是世界坐标，那就是人类优秀文学作品的评价体系，即对人类命运，对爱情、荣誉、尊严、牺牲等人性的深刻独特的书写。

具体到报告文学写作，我想说三个字：风神韵。

风不仅是文人墨客、高人韵士的风骚、风流、风情、风月，而是一种文学初心的回归，是上古的正大气象，是诗三百的国风传统，是人民性的书写，即风雅颂之风；是关乎小人物生命、生活、生存方式的低吟浅唱，是关于人的情感哀婉悲怆的观照，是关于你家我家的离合悲欢的表达，是关于你我的风月浪漫的言说。它的主体是人，是平头百姓，更是大写的人，是关于苍生的命运、情感、荣誉、勇气、牺牲、灵魂、孤独、希望、自豪、同情和怜悯之精神的写照。它讲的一定是中国故事，是我们这个民族所怀有的光荣与梦想、尊严与荣耀。离开此，便不是文学，或者说，不是好的文学。

神是神品，是上品的风骨、风神，就是一个民族哲学的向度与精神维度。中国作家不缺生活，不缺技巧，甚至不缺想象，缺的是我们对中国时代崭新独到的发现乃至深邃宽广的历史照亮和哲学思考。当下中国作家所缺的，或许就是独到深邃思想对中国时代的精神发现与洞照，既缺一种新时代的文化风骨、风神，又缺古老大国所独有的文学风神韵；既缺一个民族的精神之魂，更缺一种面向世界书写的文学自信和话语权。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融入了全球化的大潮，但中国山脊却从此扁平化。可以说，这是一个创新与欲望一样失控的年代。面对五千年来的这样一个大的历史变局，作为一名中国作家，我们对于这个时代所应有的态度，不应只是贴近，不应事不关己，或者持谄媚之态，而应该是在一个更广阔的历史纵深、更高远的视角之上，对这个时代进行独到准确的把脉和哲学思考，用思想之光照亮心灵皱褶，在穿透这个机遇与风险同在、奇迹与挑战并行时代的过程中，振起精神之魂。

至于韵，那就是风韵、情韵、余韵以及诗韵和韵律之美。文学是要讲究文本、文体的。不是说遇上一个好题材，你拿到手了，就成功了。有许多作家将一个好题材写坏了，珍宝就此被委弃糟蹋。如何写得情韵盎然，回味无穷；如何写得趣味十足，一咏三叹；如何写得铿锵有力，击节而歌；如何写得余韵绕梁、三日不绝，这些都是我们在文学之韵方面，要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

表扬稿与黑白灰

不必讳言，当前报告文学的创作，确实充斥着大量的表扬稿。表扬稿的弊病就是只有报告，而无文学，以纪事为乐、为快，只知就事论事，并无人物的命运、爱情、生死、荣誉、尊严和牺牲的动情抒写。

习总书记提出四个讴歌：讴歌党、祖国、人民和英雄。这是总的指导原则，不能动摇。那么，怎样才算是讴歌呢？我理解，讴歌就是必须坚守格调健康、情感真实、不负时代的基本面，褒奖民族精神、国家公义、心灵律令，要见人见事见史见思，做到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但一味把作品写成表扬稿，是不是讴歌呢？很难说。校正表扬稿写作，最好采用绘画的黑白灰。

黑白灰是绘画的三个重要元素，通俗一点讲就是明暗、空间和主次。将这种元素引进报告文学里头，非常有必要。对表扬稿的一次反动和越轨写作，则可看作是一种恰到好处的唤醒与回归。

绘画元素的明暗，可以理解为人类的光明与晦暗、黑与昼、生与死的搏击。是命运的沉浮与轮转，是爱情的绝地逢生，是失败的尊严与涅槃，是人的生命与生存、荣誉和牺牲的重塑，是革故。它的对象依旧是描写人，是大写的人的浮世绘、工笔画。写人在历史与时代之中的担当与牺牲、沉浮与宿命，写人性的美丽与悲怆、人情的温婉与良善，还有人性的复杂与黯然。这是一个人类通行的亘古不变的写作真理。倘若没有我们对人类文学古老真理的唤醒与抒写，我们所写的爱情就不是美丽与凄怆，而是肉欲与风月，我们悲歌的壮烈赴死就将变成毫无意义的牺牲。纵使是胜利抒写，也是一种看不到希望的成功。

再一个是空间，我以为这个词用于报告文学文本的鼎新尤其好。绘画空间说法，其实就是一个时空概念，是文本结构中的多维度与多向度。其于小说和报告文学以及别的文体，都是一个必须逾越的门槛。跨过这道坎，便可以走向文本创新的自由王国，打通创作的任督二脉，达至天马行空之境、纵横捭阖的时空之域，链接历史与现实、风情与民俗，召唤与复活人文精神。

最后是主次。一切文学都是写人的，惟有从人性、人的情感和人的命运出发，才是文学的真谛。40年间，我们经历了一个奇迹与梦想不断发生的年代，好多工程震古烁今、空前绝后。然而这些大工地、大工程、大创造后边，站着一支亿万人的民工队伍。青藏铁路，他们是主角；两万多公里高铁修建，他们是主角；南海填岛，他们仍旧是主角。所有大工程背后，都有他们的身影。然而一旦落幕，他们便默默地离开。作家有责任为他们代言，将他们平凡、质朴的故事，写成新史诗。我们的采访视线和讲述重点不能离开那些最普通又最可敬的大众，不能离开那些创造了奇迹而又默默无闻的平凡人物。无论是人物、场面、脉络、细节都是有主次之分的，都会有主线、暗线与伏线之分。可惜的是，不少作家只希望抓住一个好题材，以为这样就成功了一半，而宁愿置认真采访于不顾，置脉络与细节的挖掘于不顾，置深邃精妙的思想提炼于不顾，置精湛的美学元素鼎新而不顾，最后写成了一地狼藉，难以卒读。因此，避开表扬稿的写作，最好的办法就是引进绘画的黑白灰之道，写出人性人情之美、之善，也道出其黯，甚至其灰、其黑来，让读者通过对比，形成通识，知道何为至真至善至美。

文学性与信达雅

相比于上世纪80年代，当下报告文学无论是在创作的体量、数量和文体的变化上，都形成了超越态势，构建起了中国文学方阵的一支主力军。可是我们也不能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有的报告文学写作，报告大于文学，新闻多于报告；有的语言太制式化，遭到文学界同行诟病。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缘此，报告文学作家被矮化、恶化的现象时有发生。

新世纪以降，一批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加盟于报告文学作家队伍。这对于改善报告文学作家队伍的素质与结构，是一件可喜的事情。然而，报告文学过度小说化的倾向，使之不断突破报告文学的边界与地线。失度就会失真，失真便会失态，失态就必致失语。为此，对于过度的文学化，我想提三个字：信达雅。

信达雅，出自严复的《天演论》。对于翻译而言，信则不伪，就是真实；达则有度，度存极致，是为畅行不拘，志节中正，杜绝过之而犹不及。其实，说的还是一个度的把握问题；雅则为分文野，见辞彩，夫子云，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在特别强调文学性的今天，我有一种忧虑，过度的小说化，其实会伤害报告文学文体本尊。

我要特别突出信，强调真实。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和底线，失真则亡。奥地利作家茨威格说过：“我丝毫不想通过自己的虚构来增加或者冲淡所发生的一切的内外真实性，因为在那些非常时刻，历史本身已经表现出十分完全、无需任何帮手，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一个作家都甭想去超过它。”我们处在这样一个色彩丰富的时代，每天都要直面高岭低谷，直面离奇而又真实的社会景观，真实生活远比作家更富有想象力，因而作家需以行走之姿，走到、听到、看到，从大量的真实事件和人物中去发现独特生动的细节和文学精彩。我个人在创作中遵循的是“三个不写”原则：走不到不写，听不到不写，看不到不写。

第二是达，达而有度，达而准确，达而极致。好的文学在于度，在于藏，将深邃的哲思藏于故事之中，藏于人物的命运之中，藏于细节之中，令人过目不忘。纵使需要点睛之笔，也是寥寥几句。引而不发，引而不语，令人扼腕长叹。而非站出来大发议论、大声说教，尤其对心灵鸡汤类的慰藉，读者是最为反感的。达至有度，达成极致，就是文本、语言、叙事、故事，既要志节中正，又不能太陈旧。内心要有所守，有所本，但写法不能太老实，要革新，要敢于超越，敢于创新，以求实现文学的经典化。

雅，是取义、恭俭，是文采，是才华横溢而不炫耀，是真正的中国风格和气派。在一些作家作品中，上古时代的中国正大气象不再，古汉语之高贵、典雅、洗练之美尽失，唐诗、宋词的平仄押韵节奏之美烟消云散，而中国文学则由是被高度欧化，变成了一个个繁复、冗杂、累赘的长句。这样一来，中国文学失去了本色，迷失了自己，中国文学无魂、无文、无神，成了一条无源无水的干涸河床。

当代中国作家正生逢其时，此乃一个催生伟大文学的年代。作家应该反思过去，自省内心，关注精神的矛盾和挣扎，瞄准未来，重新归零，以求再整装待发，吮吸中国古典文学菁华。必须继承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风格，重拾山河，回到中国古汉语和中国文学的高贵、典雅和古典叙事上来，以真实、真情、真言、真人、真性情、真故事为文学载体，将此作为叙事之核，将平民百姓置于文学之顶，以人为上，以人性为重心，写人的真性情与真情实感，以真正的中国风格和气派，经营好自己古方块字的文学世界。将每个汉字当作一兵一卒，一车一帅来运筹，注重谋篇布局，排兵布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