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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由老舍写于1943年的短篇小说《不成问题的问题》改编的同名电影正式上映。如果不是被改编为电影搬上大银幕，又爆冷斩获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与台湾电影金马奖，大概没有多少人会知道，老舍先生还写过这么一篇小说——《不成问题的问题》。且不谈《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这些大部头的名作，即使是在老舍先生诸多令人称道的短篇小说中，这篇小说也很难称得上是一篇经典之作。就连老舍之子舒乙都感到费解，这篇从来无人问津的小说到底哪里吸引了改编者的兴趣。到底是导演梅峰慧眼独具，还是小说真的隐藏着什么“不成问题的问题”呢？

《不成问题的问题》是老舍1942年秋冬在重庆写下的一个两万多字的短篇。通过讲述抗战时重庆远郊的一个小农场中新、旧主任的“斗法”，老舍以漫画式的笔法，勾勒出了一系列形态各异的国人精神肖像。从1942年10月下旬开始动笔，到圣诞节前夕完稿，这篇小说的写作并不轻松。在此之前，老舍全身心投入到抗战宣传工作中，已有四年没有写过小说了。可以说，《不成问题的问题》也是老舍重新选择“小说”这一体裁书写战时中国的起笔之作与回归之作。1943年1月3日到24日，《不成问题的问题》连载于重庆《大公报》第三版，继而收录于文聿出版社1944年3月出版的《贫血集》中。虽然老舍在序言中自谦道，“其人贫血，其作品亦难健旺也”，但批评家李长之却对集中的五篇小说大加赞赏，并特别指出《不成问题的问题》正是其中“最佳”的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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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华农场：大后方的“乱世桃源”

“任何人来到这里——树华农场——他必定会感觉到世界上并没有什么战争，和战争所带来的轰炸、屠杀与死亡。专凭风景来说，这里真值得被呼为乱世的桃源。前面是刚由一个小小的峡口转过来的江，江水在冬天与春天总是使人愿意跳进去的那么澄清碧绿。背后是一带小山。山上没有什么，除了一丛丛的绿竹矮树，在竹树的空处往往露出赭色的块块儿，像是画家给点染上的。

小山的半腰里，那青青的一片，在青色当中露出一两块白墙和二三屋脊的，便是树华农场……”

1942年12月，老舍在散文《述志》中说，“‘七七’抗战后，我差不多没有写过什么与抗战无关的文字”。然而《不成问题的问题》一开篇就为我们营造出了“树华农场”这样一个远离炮火、宛如世外桃源一般的空间。写作这篇小说时，抗日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抗战之初，知识人与文学家大多坚信，战争的炮火在轰毁一切的同时，也能够带来民族的新生。然而伴随着战争的胶着与消耗，这种乐观与信心也变得模糊起来。正所谓“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在抗战动员的激情背后，大后方日常生活中的庸俗面向与种种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

风景怡人而物产丰饶的树华农场却偏偏赔钱，正是老舍有意在这个看似封闭独立的桃源幻境上撕开的一道口子。由于农场主任丁务源老于世故、左右逢源的“敷衍主义”，股东们又碍于吃人嘴短的“情面主义”，上至场长下至园丁都只顾着中饱私囊，树华农场逐渐变成了一个不干实事、积重难返的尴尬所在。利益链条既不可撼动，腐败习气又根深蒂固，即便是从美国学成归来的园艺专家尤大兴，也最终在这个人情世界的贪与恶面前败下阵来。更可怕的是，在尤大兴走后，“树华农场恢复了旧态，每个人都感到满意”。我们仿佛又回到了“五四”启蒙时代，鲁迅笔下祝福的空气微醺，街市依旧太平。正如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所言，“战争延宕多年，磨钝了老舍原先指日凯旋的期望。而后方艰困的生活以及政府官僚的腐败也榨干了他对社会重建的信心。”

树华农场之于战时中国，几乎是个一望而知的寓言。在四十年代“抗战建国”的大背景下，以“树华”二字为农场命名，不能不说蕴含着某种“重树中华”而不得的反讽与悲戚。这让“树华农场”这个虚构出来的小世界，既构成了一个关于现代中国的文化寓言，又染上了几分奥威尔《动物庄园》式的反乌托邦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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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生相：国民性的试验场

树华农场的寓言性远比“中国式的人情社会”要丰富得多。丁务源、秦妙斋、尤大兴、明霞等一个个精到鲜明的人物形象，虽然在寓言化的构造与漫画式的笔法下带有一点概念化的嫌疑，但更以一种“众生相”的形式将树华农场变成了一个解剖国民性的试验场。

农场主任丁务源精明油滑，老于世故，不仅打理着农场的大小事务，更打点着场长和股东们的生活日用与红白喜事；靠着“敷衍”二字，对上孝敬逢迎，对下笼络人心，因而总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丁务源而言，“天下事都绝对没有问题，因为他根本不去办”。像老舍《离婚》里的张大哥一样，丁务源的为人做派简直得了老中国处世之道的精髓。

空头艺术家秦妙斋则浅薄浮夸，不学无术，整天游手好闲，夸夸其谈，自称“全国第一艺术家”，打着财主父亲的旗号招摇撞骗。如果说丁务源长于笼络，秦妙斋则善于煽动。在对抗新主任尤大兴的过程中，丁务源利用了秦妙斋的好斗，煽动工人逼走了尤大兴。然而苟以利合，必以利散，秦妙斋失去利用价值后也就很快被丁务源所出卖。

在老舍小说的人物长廊中，丁务源和秦妙斋可谓其来有自——中庸圆滑的老派市民与肤浅夸饰的新派市民，一直是老舍文化批判的对象。有意思的是，在《不成问题的问题》中，老舍揭示出了二者之间隐秘的关联：“丁主任爱钱，秦妙斋爱名，虽然所爱的不同，可是在内心上二人有极相近的地方，就是不惜用卑鄙的手段取得所爱的东西。”而在丁务源与秦妙斋背后，还有一群庞大而晦暗的乌合之众。在丁务源的默许和包庇之下，农场工人好吃懒做地混日子，偷鸡摸狗，监守自盗，形成了一种由上至下的腐蚀。

农场的新主任尤大兴出场时，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浑浑噩噩的堕落局面。尤大兴在美国求学，聪明强健，不善应酬，吃苦耐劳，视工作与学问为生命，相信“科学的方法与法律的生活，是建设新中国的必经的途径”；受到抗战的感召回国，尽管他对国内的“虚伪与无聊”早有预料且并不乐观。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正直热诚的实干家，却在人情世界里碰了壁。尤大兴的太太明霞为了缓和尤大兴与农场众人的关系，却被丁、秦二人影响和利用，使尤大兴在工人中间丧失了威信与立足之地。明霞本想成为尤大兴和这个人情世界之间的疏通管道，却最终成了大坝上的决口。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在危急关头，尤大兴也暴露出了与其踏实坚毅的工作伦理不相匹配的脆弱，很快便败走而去。

老舍的高明之处恰恰在于这种整体性的反讽——由于缺乏斗争的策略与决心，殉道者尤大兴仍然是一个失败的新人。尽管尤大兴可能代表着老舍对于某种理想的抗战生活态度的想象，如“合理的生活”、“健康的愉快”、正当的娱乐、有效的组织，但老舍同时也洞悉了这种清教徒式的、唯理性是从的西方工作伦理在面对中国传统人情社会时的水土不服与外强中干。

发生在树华农场里的故事，既是一场对于国民性的解剖与试验，更是一场中国传统人情伦理与西方现代工作伦理之间的较量。如果说在丁务源和秦妙斋的“不成问题”上，我们看到的是“五四”启蒙和浴火抗战都难以更动的民族性，那么尤大兴遭遇的则是一切本能依靠实干和理性解决的问题都恰恰“成了问题”的荒诞感。在1938年的《抗战教育》一文中，老舍谈到自己的写作正是希望“在讥讽中寓规劝之意”，以达成一种“有创造性的教育”。如何针对“不成问题”的世界大声提问，如何在中国社会既有的情感结构中引入一条有效的改造之途，或许正是老舍在小说中试图提出的“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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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董的好处”：一个悲观主义的寓言

在1956年出版的《老舍短篇小说选》中，在《断魂枪》、《微神》、《月牙儿》等名篇之外，《不成问题的问题》不仅入选还位列压轴，或许也隐约透露出老舍对这篇小说的珍视。在小说选的后记中，老舍不无自谦地写道，“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作品实在有些过景了。那么，就请读者以古董看待它们吧。我希望：古董也有古董的某一些好处。”

与老舍经过多次修改的很多小说不同，《不成问题的问题》自问世以来，几乎没有做过任何修改。这篇小说之所以像一个寓言，让我们在七十多年后读到它时仍心有戚戚焉，也不仅是“太阳底下无新事”这么简单。树华农场里的故事的确是个十足的老故事，在丁玲的《在医院中》、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那里，好像都能读出某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哪怕是再久远一点的民间故事，也总是蠹虫碰上骗子，合起伙来欺负老实人，结局不是老实人得遇神助，便是宵小们遭了报应。如今八点档的职场剧、商战剧或冒牌职业剧中，我们很容易看到海归精英或光鲜的新人，如何一步步打怪升级或克己复礼，终会取代碌碌无为的主事者扭转大局，说不准还能顺道娶走人家的千金。一切问题似乎真的已经“不成问题”。又或者说，我们仿佛已经过于轻易地得到了一种想象性的解决。

因此它们不是寓言，而仅仅是古老童话披上了现代外衣。相比于古老故事里不言自明的道德教训，或通俗戏剧里轻巧光明的尾巴，老舍无疑是悲观的。正如老舍的另一篇小说《牺牲》中所说，“人生在某种文化下，不是被它——文化——管辖死，便是因反抗它而死。在人类的任何文化下，也没有多少自由。”与那些众望所归的胜利相比，老舍笔下的反讽、怀疑与荒诞有一种恒久的悲观意蕴。正如李长之一语道破的那样，《不成问题的问题》“代表了作者根柢上的悲观的智慧”。恰恰是这样的老故事里未曾解决的老问题，为一切看似喜乐的圆满景象，打上了一个严峻的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