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童书出版：作家与出版社相互扶持

记 者：您是怎样走上少儿出版和儿童文学创作之路的呢？

刘海栖：我其实还是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出版人，准确地说，是一个童书出版人。

我是1976年到出版社工作的，直到2009年奉调去山东省作协，在出版社工作了33年。我进出版社时，就开始做童书，那时叫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少儿组，我就在那里编少儿刊物。从此就没有离开过童书出版的岗位。1984年，明天出版社成立，我在这一年担任了总编辑，1998年又担任社长。上世纪80年代初期，各家少儿社相继成立。少儿社基本都是脱胎于各少儿编辑室，而少儿编辑室大都是出版儿童文学图书，早期少儿社的编辑多是做儿童文学的编辑，甚至很多老一辈的儿童文学作家都是在少儿社工作，各社也多从做儿童文学图书起步，最早的那批少儿社的领导同志，大都有儿童文学的情结，我也不例外。

在明天社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出版领域还没有完全摆脱计划经济，没有被完全推向市场，我的压力不大，就开始试着写一些儿童文学作品。那时我写了几部长篇，虽然这些作品在现在看起来并不成熟，但敝帚自珍，它们奠定了我后来进行儿童文学创作的基础。上世纪80年代末期，出版社的竞争开始激烈，工作压力增大，我就把创作放下了。不过，我始终倾心于儿童文学，也把抓好儿童文学读物作为明天出版社努力的方向。后来一段时间里，明天社确实成为国内儿童文学出版的重镇，出版了大量优秀儿童文学作品，有的作品几乎获得了国内所有的重要奖项，有的作品至今依然是市场上的畅销书。

除了原创儿童文学之外，我还注意对国外优秀儿童文学的引进。在社里有关同志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引进了大量世界级的国外优秀儿童文学作品，比如罗尔德·达尔、凯斯特纳、特拉弗斯、扬松、克吕斯等，这些作家所有重要作品至今仍是明天社这艘大船压舱的宝贝，为国内读者所瞩目。与儿童文学关联紧密的图画书也很早就进入了我的视野，在图画书还没被国内大多数读者接受的情况下，我就将其作为重点项目来抓，聚集了大量最优秀的国外图画书资源，并且很早就由引进走向出版原创图画书，带动了国内重要作家进入儿童图画书的创作领域，明天社也由此成为国内最重要的出版图画书的出版社。通过一系列努力，明天社由建社初期以10万块钱起家的小社弱社，发展成为净资产超过一个亿的大社强社。

就在明天社的事业蓬勃发展向新的目标迈进的时候，我奉调去了省作家协会工作。当时是有点失落的，毕竟除去在部队当兵的几年外，我一直没有离开童书出版，没有离开童书，我的事业在这里，我的朋友们也都在这里，我甚至大病一场。我当然不甘心，经过思索和寻找，不久我就知道应该做什么了。我找来很多书大量阅读，做必要的准备，病好之后的一天，我写下了第一个字。我对朋友们说，我又回来啦！

记 者：您做了30多年的童书编辑和出版，在您看来，新世纪近20年以来，儿童文学出版较之以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刘海栖：我从事童书出版30多年，见证了儿童文学发展各个时期的情况。上世纪80年代可说是儿童文学值得书写的一个时期，它为今天的儿童文学的繁盛奠定了基础，也深刻影响了之后儿童文学的发展。上世纪80年代不但涌现了众多的儿童文学作品和儿童文学理论，其更大的意义还在于，形成了一支创作活跃、风格多样的儿童文学队伍。1986年，文化部和中国作协在烟台召开儿童文学创作会议，有200人参加，全国有影响的老中青三代儿童文学作家都参加了。当时参加会议的风华正茂的青年作家，有许多至今依然活跃在创作一线，有很多人已经成为儿童文学创作的标志性人物。我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会议上那些令人钦佩的身影和声音。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儿童文学读物的出版出现了低潮，这与市场的发展有关。当时各个出版社都开始注重市场效益，而儿童文学读物并不是容易带来效益的出版品种，很多时候不如低年龄段的儿童读物畅销。大多数少儿出版社甚至取消了儿童文学编辑室，只有个别社还保留着。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作家也不多，且作品集中在个别出版社；这些儿童文学作家的市场地位也比较成问题，有些现在很重要的作家，在当时被某些出版社用很少的钱买断了所有作品。当然，那时也有很有眼光的出版社和童书出版人，他们一直在坚持儿童文学读物的出版，像《草房子》和《第三军团》以及一批至今依然有影响力的优秀作品就是那个时候出现的。我始终对这些甘于寂寞、卓有眼光的坚守者满怀敬意，也从他们的执著中获得前行的勇气。

进入21世纪，尤其是近十几年，儿童文学又有了大的发展，有业内人士把这称作儿童文学的“黄金十年”，从规模和影响力上来看，这种说法大体准确。

记 者：国家和社会都大力提倡儿童阅读，家长和孩子们对于儿童文学作品的选择也越来越精益求精，这种对于好作品的需求给童书出版提出了怎样的要求？

刘海栖：近十几年儿童文学的爆发式的发展，其原因大致明确，其中，国家和社会的推动起了重要的作用，促进阅读已经进入立法，这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

儿童文学的发展自然也离不开儿童文学作家自己的努力，现在，中国儿童文学已经有了一支很有阵势的队伍，蓬勃向上，浩浩荡荡：老作家依然焕发青春，笔耕不辍；中青年作家越来越成熟而勤奋；儿童文学作家队伍里甚至出现了优秀的成人文学家的身影。阅读推广活动也日益普及，家长们的素质不断提高。但是我想说，其中出版社的作用不可替代，正是由于出版社市场意识的增强和能力的提升，以及对于需求的引领，才使得中国儿童文学读物无论在数量规模还是在市场份额占比都具有世界领先的位置，这也为中国的儿童文学真正走向成熟、走向高水平、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现在儿童文学读物的繁荣，很大程度上还是数量规模和市场份额上的大幅度增长，我们的童书，尤其是儿童文学读物，在质量上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对于要很好地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还有距离，想要真正比肩世界级的儿童文学大师还有不少的路要走。在这方面，除了儿童文学作家要努力认真地写出好作品奉献给读者，出版社也有更多事情要做，除了出版本身的技术性问题需要解决，出版社的工作还有导向性，往往会引导作者的创作方向，会左右一些作者的选择，从而在整体上影响市场的走向，所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我想，出版社应该既尊重市场，又引导市场，大家一起努力，互相扶持，共同成长，才能拿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

编辑与作家共同成长

记 者：在您看来，出版社和编辑在“作家的诞生”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刘海栖：我是很看重编辑的地位的，我觉得出版社最核心的资源是编辑，没有一支好的编辑队伍，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出版社，这个道理看似尽人皆知，但实际上，在市场压力和指标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培养一支好的编辑队伍并不容易做到。在一些出版社中，编辑往往处于被动位置，要为完成利润指标而拼命工作；要被渠道的话语权所左右，渠道不是为产品服务，而是反过来产品为渠道服务；编辑还被要求尽心尽力地去为重要的作家服好务，在有众多竞争者的作家争夺战中，尽可能地抢来有市场价值的作家书稿；编辑花费更多的时间埋头于案头工作，其实对于重要作家的稿件并没有发声的权利，甚至被要求不能对稿件加以改动。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久而久之，年轻编辑逐渐失去了职业自豪感和创造力，人才流失不断出现。

我理想中的编辑和作家是共同成长的关系，在作家和作品的成长过程中，编辑为他创造必要的条件，包括传递积累下来的经验教训以供参考，向作家提供必要的市场条件，而不是只把有限的资源向成熟而有市场的作家倾斜。当作家的作品被读者接受，甚至越来越成功时，编辑就退隐到后面去寻找新的方向。即使是童书编辑，也和任何编辑一样，有自己的职业理想和职业尊严，也要有自己的职业规划，市场是一个好的学校，但服务不是编辑工作的全部。作家应该尊重和理解编辑的工作，为编辑的工作提供方便，甚至为年轻编辑的成长贡献自己的力量；作家要视编辑为朋友和合作对象，而不仅仅是服务者。只有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出版社的队伍和产品的发展才会进入良性循环。

记 者：对于童书，您是出版创作两手抓，既是编辑、出版人，又是作家，我很好奇，在出版或创作过程中，会有出自另外一个身份的考量或审视吗？比如写作时会从出版的角度来看待或修改作品吗？

刘海栖：有写作经验对于一个编辑甚至一个出版社的社长来说当然有好处。第一个好处不用说，有创作经验的编辑或者社长，更容易对书稿做出判断，对于需要调整的书稿提出适合的意见，甚至能预见到书业市场的发展，从而做出有前瞻性的调整和安排。我在做出版社社长期间所抓的一些选题，无论是原创或者引进的作品，现在都还是非常好的产品，被业内所瞩目，继续产生着效益，我想这和有创作经验有一点关系，知道什么东西好，不至于被漏掉。

还有第二个好处，我在当社长期间，提倡编辑写作，并且做出决定，为每位从事创作的编辑在社里出一本书，当时出书还不是太容易的。我之所以这样做，是想要通过这种方式培养编辑对职业的兴趣。一个好的写作者，自然对于编辑这个职业充满兴趣与尊重，会尽心尽力地去工作。而且写作也能帮助编辑提高水平，做出更好的书来。我那时给好几位编辑出了诗集、散文集或者小说，其中有些人也因此有了很好的发展。

编辑和出版生涯的确也对我的创作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写作中，我会考虑如何更好地配合出版的因素，比如字数与定价、开本，对设计提出意见，尽量去适应出版方面的需要；我也注意把自己对市场的经验用到写作中，避免给出版社造成压力。写作中，我对于童书的特殊性也会考虑，比如对于图画书，会力求文字和内容有利于插图画家更方便地去表现。由于有出版经验，我和编辑交流起来也比较顺畅，尤其对于年轻编辑，我也会利用这个机会，把自己的编辑和出版经验分享给他们，在细节上多做一些提醒，希望能对他们的职业能力提升有所帮助。

我的童话都能在现实中找到影子

记 者：您新近出版了一套《豆子地里的童话》，里面多是描写孩子的乡村生活和彼此情谊，您是怎样选取创作素材、确定主题的？

刘海栖：《豆子地里的童话》是一套三本的系列童话，分别是《胜利大逃亡》《鸡蛋保卫战》和《寻友历险记》，我很感谢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所做的工作。

我主要从事童话的写作，我的童话多与我的生活经历有关，这套《豆子地里的童话》依然如此。我写了乡村的生活，写了那些有着乡村意象的主人公们，他们甚至是动物或者虫子。我的父亲生长在山东的胶东乡村，虽然他很早就离开了那里，但总对早已陌生的老家津津乐道，似乎年纪越大越有感情。我小时候经常在暑假里被他发回老家，老家的那些山，那些水，那些绿油油的田野，还有可爱的豆子地给了我深刻的记忆，我一有机会就跑向豆子地，在堂弟和其他小伙伴的带领下，去捉蝈蝈、逮蛐蛐儿、抓豆虫。我们从豆叶下面抓住肥嘟嘟的绿豆虫，用铁丝从它屁股捅进去，把肚皮翻过来，擦干净豆虫肚子里的脏东西，放到火上烤，烤得喷香，嘎吱嘎吱吃得津津有味。回到城里之后，我们还是常常跋涉到郊区的豆子地里逮蛐蛐儿，晚上才去，用手电筒照着逮，逮住了就放进用纸做的袋子里，把纸袋子穿起来挂在裤腰带上，像挂了一圈子弹夹，高高兴兴地回家，我们家床底下都是大大小小的蛐蛐儿罐。这些回忆一直在我脑海里回旋，我就把它们写进我的童话里。我也去墙根下抓土鳖，抓了到中药铺换钱，去买柿子皮吃，我把这也写进童话里。后来我参军的部队驻地就在农村，我们经常要去帮助老乡干农活，拉练到一处地方，放下背包就去给老乡打水，我对那些井台和辘轳记忆犹新，这些都写进了我的书里。

乡村在我的记忆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我觉得我是幸运的，因为乡村是我生命中的根，这个根给了我营养，于是我的生命就有了更多的色彩。我把这种类似于乡愁的东西融入童话，这既是我情感的释放，也是给现在小读者的礼物，希望他们知道，世界大得很，比书桌和城市大许多，但我们都要记住乡愁；我也希望小读者在可能的前提下，走进大自然，那里有无数的新鲜事，值得去探索，并且能因此而受益终生。

记 者：您曾说过，作品基本都是来源于生活经验，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影子。对于童话而言，您是如何处理现实与想象的关系的？

刘海栖：这套书里的故事肯定有我所经历的事情。我们那时的男孩子都崇拜英雄，喜欢看打仗的电影，喜欢读《夏伯阳》《红旗飘飘》，喜欢一切与军事有关的，痴迷于做官兵捉强盗的游戏。后来我还去当了兵，站岗放哨拉练打靶，听号声哨声，新兵怕哨老兵怕号，“一长一短拿筷子拿碗”……我把这些生活都写进故事。时至今日，我感谢生活的馈赠，我的生活经验给我的故事提供了最为可靠的保障，我的故事也因此有了根。

我喜欢童话写作，还因为童话创作有无限的可能性，童话的疆域如此阔大，童话的想象如此美丽，叫我欣喜和神往。但我的童话都是建立在生活的基础上的，我不善于上天入地，我也不善于穿越古今，虽然那些东西也很棒，也为小读者喜爱，但我做不来，硬去做肯定做不好。我的童话基本上都来源于生活经验，建立在真实基础上，都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影子。我今后还会沿着这条路往下走，争取能做得更好些。

记 者：这套作品与您以往作品相比有哪些不同之处？

刘海栖：我在这套童话里对朋友这个概念做了一些诠释，我这么多年的生活经历，也许是从小当兵过集体生活的经历，使我对朋友这个概念有了比较深的认识。我觉得朋友对一个人是很重要的，尤其是一个男人，我无法想象一个人能够在没有朋友的情况下很好地生活，每个人的成功都无法脱离别人的帮助。当然，有时可能会由于轻信而受伤，但你不能因此而失望，而心生怨怼，而放弃对美好友情的期盼。我在这方面是乐观主义者，我希望世界上多一些信任，男孩子们能够去多信任别人，和大家一起，甚至像那些动物乃至虫子一样，手挽手地去对付看起来强大得不得了的对手。

另外，我在创作中是有意识地去追求幽默的，但不知道做得好不好。对于幽默，很多理论家做了精辟的论述，下了很准确的定义，现在也有很多体现了这种特征的作品，值得我学习。我只是在努力地寻找属于自己的东西，我想要的是具有辨识度的幽默。我不想去简单地搞笑，幽默应该是渗透到骨子里的东西，它在必要时会自然地流出来，生活里处处都有令人会心一笑的东西。

记 者：在您心目中，好的童话作品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

刘海栖：好的童话作品要有一个好故事，我在努力地营造这种故事。我觉得，有些童话缺少必要的难度，其实，即使是低年龄段的童话，也应该具有一定的写作难度，这个难度不仅体现在语言上，更多的是体现在故事上，一个好故事太难得了！我想，作家们都应该去追求有难度的写作，应该把故事编得精致再精致。

儿童文学现在遇到了一个好时代，现在的儿童文学作家是幸福的，也是幸运的，被那么多的读者所关注、所钟爱。而正因为如此，每个儿童文学作家就更应该知道自己肩头的担子有多重，自己的责任有多大。我们面对的是孩子们那一双双渴望的眼睛，他们要得到最好的营养，我们决不能辜负他们，决不能对他们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只要想到这个，我就会谨慎地下笔，慢慢地写作，争取写得好点，再好点。每个童书作家都应该把为读者负责作为惟一标准，大家一起努力，儿童文学就能攀上更高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