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提网络文学创作的“中华性”
来源:《群言》2017年10期 | 夏烈 2017年12月20日14:34
今年9月,《光明日报》的编辑来跟我商量写一篇关于网络文学创作最新动态的短评,当我说可以提一提网络文学的“中华性”问题时,对方在微信里连续发了几句肯定的话,还带着感叹号,仿佛能看到她眼神中的光亮——若是在课堂见到这样眼神的学生,你会觉得她懂了;在工作中见到,则表明她好敬业!之后,就有了《是时候提出网络文学的“中华性”了》的千字短评,再之后,就是网络上大量的转载和个别学界文坛的同人来跟我说,这个点很好,可以再做些阐释。
在那篇短评中,我说:
为什么这么认为(是时候提出网络文学的“中华性”了)?这要从20年来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内部和外部因素综合来讲。可以说,网络文学既是一种根植于当代改革实践和中国民间及传统文化的创作混生体,也是越来越强烈地反映着全球化语境下中华主体性确立的敏感区。时代的势能,给了这个伴随新媒介崛起的草根事物成长契机。而这恰恰由于它既是世界的又是本土的,既是传统的又是时髦的,既是大众的又是部落化的,既是发达的又是发展中的,既是作品又是产品,既是它自身又是辐射文化产业链的IP(知识产权)。它在集中体现全球化和“互联网+”所有特质的同时,源源不断地呈现出沉淀于广大网络作者、读者的中华文化基因。而且,3.53亿人次规模的网文读者以及影视、动漫改编的用户群体,开始不简单满足于早期普遍认定的娱乐(“爽文”)诉求表达,而选择在阅读、体验中寻找生活参照、精神动力、价值关怀和家国情怀。
我想,有必要对这一概括式的描述作更多说明,让网络文学创作“中华性”的提法更为客观、丰满与合理。
网络文学目前的主流即类型小说,无论男频的玄幻、军事还是女频的言情、耽美,抑或男女通约的历史、职场、科幻等,其写作借鉴、文化来源、价值立场,可谓广收博纳、多元混生。换言之,网络文学的创作毫无疑问地处在当代中国的大语境之中,是百余年来中华文化转向和重构的结果,也是全球化、国际化经济文化处境下的应命缔结。我们在网络文学一事上所谈的“中华性”,已经不是简单的中国传统文化或者中国古典文化,而是包含了多个中国历史时期的大传统和小传统、古老基因和现代基因;它是中华已经完成和正在发生的文化遗传密码序列的当代体现、当代见证和当代融合。所以,你能看到今天的网络小说跟诗经楚辞、诸子百家、唐诗宋词、明清小说、民国文学的直接关联,也能看到它与西方神话、西方奇幻、推理悬疑、科幻电影、西方经典文学以及日韩流行文化、二次元文化的各种结合。可以说,中国整体有什么样的历史命运和时代抉择,网络文学的基因中就包含什么,于是在今天,既有直接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作品,也同样有续写革命历史文化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文化的精品力作。它是驳杂的,也是阔大的。
在这种多元混生的基因及其融合过程中,网络文学的主体部分却日益突出其更加倾向于中华审美和中华精神的面向。这在我看来是好的,也是需要研究和重视的。
比如,很多网络名家名作越来越倾向于中华史的叙述——你可以说这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强大的史传传统和历史演义的文脉所致——这本身就是一种“中华性”,即21世纪的网络小说作者仍然自动地绍继这样的传统和文脉,并擅长在此领域作为;有趣的是,众多“70后”至“90后”作者的参与,也在为这种历史增加崭新的认知和视角,丰富、发展了中华史的重述与演绎。代表者比如蒋胜男的《芈月传》《燕云台》,以秦宣太后芈八子、辽太后萧燕燕等女性为主角,重构女性主义历史叙事的同时,也建立了多民族融合之大中华历程的小说表达范式。又如酒徒的“隋唐三部曲”,孑与2的《唐砖》《大宋的智慧》《银狐》等,都对某一时期内中华历史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作出了比较精彩的重述和分析。客观上,中华史的小说叙事道路就是一种“中华性”的基因表达。
即便在以“怪力乱神”为能事的玄幻、仙侠类网络小说中,儒道释文化、人生观、美学特征仍在被年轻的网络作家们转化和肯定。他们把武侠、言情糅入其中,加之影视的推波助澜,产生了诸如《择天记》《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花千骨》《仙剑奇侠传》等热门大众影视作品,更有一批“玄武合流”“科玄合流”的作品成为网络阅读中的佼佼者。如猫腻的《将夜》和烽火戏诸侯的《雪中悍刀行》,前者通过夫子及其弟子们确立了儒家式的“人间”观照,用以对抗所谓光明而实则黑暗的“神殿”统治;后者更是架构了国与国、庙堂与江湖、中原和边疆的关系,演绎了政治、人性竞争和支撑中的复杂性。相同的是,两部小说都有充沛的中华精神认同,将平民视角和家国正义紧密相连。
此外,军事类网络小说始终以另一方式强化着“中华性”表达,这一表达借助电影《战狼》的主题“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得到清晰的标举。在战狼系列的编剧四人组中,始终有两位网络作家的名字:纷舞妖姬(董群)和最后的卫道士(高岩),他们过去在起点中文网、铁血网、逐浪中文网等连载的《鹰隼展翼》《弹痕》《第五部队》《诡刺》《中日战争》《边缘狙击》等,多为英雄主义的军事类网文代表作。他们代表的一拨网络作者则以爱国主义、革命历史传统为精神养料,从国际政治、军事博弈的角度回到“中华性”的母题,虽然内部有其复杂性(比如民族主义),但也是重塑中华主体性的路径之一。
关于网络文学与文化传统的关系,复杂性是不容回避的话题。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常常会遭遇“转了坏的”和“转坏了的”部分。比如过往传统文化中的“黑道文化”(江湖文化、流氓文化)和风水文化(相术、堪舆术等),已经跟现代文明价值与科学认知格格不入,不可能成为当下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难以转化和发展成为当代共识。然而网络小说中的黑道小说和风水小说为数不少,故事好看但亦残暴离奇,作为娱乐的一部分满足了一些民众消遣和猎奇的需要。这种貌似中华题材却违背主流价值观的内容,是需要把控的重点难点。
所以,正面高扬网络文学“中华性”趋势之时,也要注意维护现代性的底线,即是否具备“中华性”品格。
从文化的“中华性”过渡到文学的“中华性”,我想阐述另一个意思。
中国古典文学在文学革命后转向现代白话文,经历了晚清这样一个前文学革命时期。某种意义上,新文化运动所确定的白话文和向西方经典文学全面学习的方向,是对晚清这个过渡阶段的再选择。但诚如海外著名中国文学研究者王德威所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换言之,在晚清这个更为丰富多元、雅俗共赏的裂变繁荣期中,文学变化、创作道路包含着更大的信息量。更直接地说,由于民族的历史际遇,我们向东洋西洋学习,确立自己文化、文学新身份的时候,是不是也果断乃至武断地切断了曾经很多面的中国文学可能性?
一个事实始终在提醒我们,在通俗的、类型化的故事中,有更多中国元素、中国情感、中国密码被有效地安置、寄放、传播着,有更多中国读者对于这样的文学创作是喜闻乐见的。不少通俗文学在民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八九十年代以及新世纪以来的网络文学中不断重现其辉煌的流行度和传播率,是谁在促使它们回到中国现场,又是什么原因让这些被启蒙主义和精英文学批判过、摈弃过、压抑过的东西一次次“还魂”,并生动甚至繁荣地表现中国人喜怒哀乐,成为几代人记忆的呢?我想这就是“中华性”即中国基因。
恰如诗词歌赋、中医药、礼俗民俗、国乐会成为当代中国人赖以证明其民族身份、贴近中华水土的印证信物一般,中国故事的整个叙事方式、叙事精神,依旧会是受过中华文化哺育的世界华人的一个最大公约数。一方面,我们接受文学书写方式的变革,不断吸收外来营养和新传统;但另一方面,对于中华传统故事的美好记忆及整套叙事特点也绝不会因为身处不同地域、环境而被抹去。于是,无论鸳鸯蝴蝶派、民国新武侠、港台新武侠新言情还是网络类型小说,都会便捷地回到“我是中国人,要讲述中国故事”的逻辑轨道里去。这是网络小说在文学层次上最重要的传统即其“中华性”呈现。
当中国人越是全球化生存,越能感受到中国综合国力增强所带来的中华崛起时,这种中国故事的讲述习惯就被赋予了“在世界如何建立中国人自己的身份”这样一种坐标思维,如此,网络文学的中国故事讲述方式便与我们在世界中建立中华主体身份坐标完完全全地联系在一起,这也是网络文学海外传播获得一定成功并充满自信的原因。
我曾提出,当一种大众文艺载体成为时代的强势,引发各阶层的广泛关注之后,势必带来“文脉与国脉相连,文运与国运相牵”的社会性、政治性、历史性赋格。固然商业的规律依然牵制着平台、作者和作品的诸多方面,但这种制约也不全是创作的敌人,某种意义上它们同样是刺激和启发作者认识全球化本质以及中国历史潮流的近因,只要作者能够平衡其中的重心并逐渐上升到创造性转化,剩下的关键就是如何通过大众的文学叙事机制完成合理合法的“中华性”网络文学经典。——所以,这个时机提出网络文学的“中华性”命题,是基于事实,也是基于期许。期望正在发展变化中的网络文学创作能够熔铸更高的价值观照,在未来影响中国文学的凤凰涅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