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06年，德国汉学家沃尔夫冈·顾彬在接受“德国之声”的采访时，对中国当代文学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评和质疑。相关言论经中文媒体断章取义地转载后，以“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之名，不仅在中国学界引发了巨大争论，而且在舆论不断发酵的情况下，也引起了大众的强烈反弹。似乎可以说，顾彬的批评，触发了中国人心中一种普遍的文化民族主义焦虑。这一焦虑，自晚清开始，就一直深埋于中华民族心底，在世纪初错综复杂的文化争论背景下，显然更趋激烈。民族文化、身份确认、自我认同，交织着对全球化浪潮现代性的莫名恐惧，让人不知所措。在此语境下，来自域外的肯定，汉学学者对中国文化与文学的赞美，似乎更容易让人接受。但是，欧洲尤其是德国汉学家走了另外一条道路。他们并不欣赏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同质部分，相反，顾彬等汉学家希望从中国文学中找出源自中国文化本身的建构——一个可令西方不断镜鉴自我的“他者”。德国汉学的这种倾向显然与德意志民族长久以来的中国想象有关。

直到17-18世纪，德意志诸国依然无法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笼罩着这种深深的挫败感，德语文化界如莱布尼茨、歌德等人，不仅顺理成章地继承了中世纪的东方想象，而且深深沉迷于启蒙运动所引入的人民幸福、政治清明的“中国”形象。到19世纪，中国狂热在德语文学中开始降温，批评与质疑声压过了之前的赞美诗。19世纪前期的浪漫主义继承狂飙突进运动，后期的现实主义受大量中国实际调查及报道影响而多对中国持批评和质疑态度，黑格尔等德国古典哲学家对中国的消极评价也深刻影响了19世纪德国文学对中国的评价。20世纪上半叶的两场世界大战，让德语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更趋复杂。一方面，古老宁静的文化中国，仍是德布林、黑塞笔下能够拯救德国的希望国度；但另一方面，卡夫卡《万里长城建造时》中的东方帝国混乱而荒诞，与德国一样陷在权力的迷宫中不能自拔，布莱希特《四川好人》中西方影响下的中国，也正是德国现实的化身——东方拯救不了西方，西方也拯救不了东方。德国或中国的自我与他者就这样纵横交错，不分你我。

与德语作家们的中国想象起点相似，德国学者的汉学训练也大多是从中国古典文学开始的。谢淼在其著作《德国汉学视野下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与传播》中细致梳理了德国汉学的学科建构历史，认为直到二战以后，统治德国大学汉学系的仍是以研究、诠释中国古典文献为主要学术兴趣的“文化语文学派”。正如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对于德国来说，无论是18-19世纪，还是20世纪，能够充当自我救赎参照物的一直都是老庄学说中宁静致远的中国，现代中国只不过是布莱希特笔下的“四川省城”，受了西方的污染，化身成为西方世界拙劣的仿品。德语出版界对卫慧等身体写作者的透支消费，具体而微地坐实了这一想象。

与卫慧在欧洲遭遇恶评相反，张洁、阿城的作品在德国取得了极为正面的商业与学术评价。《沉重的翅膀》中的改革议题、性别意识与女性体验，都切中了20世纪80年代德国社会的兴趣点。张洁笔下这个新的中国印象，给了同处于制度困境之内的德国一种自我救赎的希望。而阿城在德国的广受欢迎，虽然得益于作品中鲜明的道家倾向与潇洒自如的写作风格，但其中的“文革”经验与知青记忆，显然也是相当重要的助力。正如谢淼所敏锐地注意到的：“阿城的知青身份，是每一篇德语评论文章开篇必论的话题，阿城下乡的辗转经历也被多次详细描述。”阿城《棋王》中随遇而安的少年，也是对张洁《沉重的翅膀》里中国形象的另一种遥遥补充：尽管前路多艰，中国仍能葆有庄子式的少年心境，在浊世之中诗意地栖居，守护灵魂的居所。

以张洁与阿城为代表的全新中国形象，构成了1980年代以降德国汉学界对当代中国的主流想象。更准确地说，他们希望能够为自己建造这样一个中国形象：既继承着古典世界的超脱凡尘的处世哲学，又在西方现代性之外，努力寻找着自我独特的民族自强之路，在全球化语境下，努力发出来自东方的声音。这种对中国独特现代性的期许，解释了德国学界为何热爱张洁与阿城，珍视张枣等人的中文现代诗探索，同样也解释了德国人对卫慧的始终排斥。正是出于这种期许，顾彬才发出了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的批评。

时至今日，中国理应有足够的自信，对他者的赞美能淡然处之，批评能反躬自省，而无须死死抱住近代以来的自傲与自卑，表面上不断宣泄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内里却深深渴望西方的认同。在这个意义上，顾彬、孔飞力及一切尊重中国经验并希望从中国的传统及现代发展中寻找现代性新路径的汉学家们，他们的赞美或批评，都值得我们虚心深究。也正因如此，从谢淼《德国汉学视野下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与研究》这样踏实细致的学术梳理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她潜心多年的学术史探索，更会体认到一种知识分子的时代责任感：在民族主义情绪的狭隘舆论中，突围出一条心怀世界的崎岖小路。同时，我们也期待看到谢淼对德国汉学的进一步研究，上可追溯至19世纪末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的在德传播，下亦应延展到莫言、毕飞宇、余华的德语译介与接受。对此，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