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们如何才能完成使命,写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那就要向我们的文学前辈们学习，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时代巨变中人民的喜怒哀乐记载下来,给予他们温暖和希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的讲话中指出，文艺创作就是“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振奋民族精神﹑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为我们的人民昭示更加美好的前景，为我们的民族描绘更加光明的未来。”这也是对文学创作者的殷切希望和谆谆嘱咐。我们如何才能完成这种使命，写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那就要向我们的文学前辈们学习，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时代巨变中人民的喜怒哀乐记载下来，给予他们温暖和希望。

作者应成为生活的亲历者和践行者

西藏文学已经有了近60年的发展历程，最令我们感佩的是那些文学前辈，他们在条件极其艰苦的时代，怀着赤诚的心，与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生产，在生活中发现美，发现可挖掘的文学素材，创作出了一批具有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如小说《我们播种爱情》《央金》《骏马飞奔》，诗歌《黑痣英雄》《波姆达娃》《大雪纷飞》等。这些作品在当时不仅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昂扬斗志，也起到了提高思想觉悟的作用。作品真实地反映了西藏时代的变迁和人民的觉醒，真实地记录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藏各族人民建设新西藏的火热生活场景。在这些作品的影响和感召下，一批藏族学者也积极参与进来，开启了藏文文学新的叙事领域。以往藏文文学的主题就是宣扬人世的苦难、无常、觉醒、皈依等，是为宗教服务的。但擦珠·阿旺洛桑和江金·索朗杰布等人却把创作的视角伸向了正在改变的当下生活，从拉萨发生的巨变中寻找创作的素材，写出了《金桥玉带》《欢迎文成公主进藏》等，这些作品思想积极、感情真挚，也使藏文文学的叙事领域得到了拓展，表现形式上也有所突破。那时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除了歌颂时代变迁和人民的幸福生活外，也反映出了人物命运的沉浮，展现了社会发展的光明一面。这些文学作品贴近群众，反映现实生活，真正起到了鼓手的作用，为推动西藏的民主改革和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正是这种亲历和参与，使得这些作品充满了蓬勃的生命，像一面镜子映射着时代前进中的方方面面，成为了人民喜闻乐见、经久耐读的作品。没有走进生活，没有从鲜活的现实生活中汲取养料，就不会涌现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如果马丽华不用脚步丈量西藏的每寸土地，就不可能写出《灵魂像风》《藏东红山脉》《藏北游历》等脍炙人口的作品来；如果没有生活的积累、积极的投身，就不可能成就加央西热的《西藏最后的驮队》，也就不会有西藏历史上第一位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生活比我们的想象更丰富多彩，更加斑斓，作者只有潜心扎入生活中，感悟生命，体会人民的情感，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才能写出具有较强生命力的好作品来。

作品应有核心的价值观

上世纪80年代，由于改革开放不久，各种思潮和主义蓬勃涌现，给固有的传统文学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当时文学成为一种时尚，作家诗人仿若明星一般。内地来西藏的文艺工作者人数不断增加，营造出了极好的文化氛围。这种新旧观念的冲撞，在文坛上涌现出了一批用汉语写作的以藏族为主体的作者队伍，他们的创作势头锐不可挡，成为西藏文坛的有生力量，形成了老中青三代结合，藏汉文创作同时并进的格局。1985年《西藏文学》第五期推出了扎西达娃、色波、金志国、子文、李启达等5人的小说小辑，从此西藏文学开启了从内容到文本叙事的一种探索。这种探索后来被冠名为魔幻现实主义。之后涌现的马原，更是在叙事策略的探索上走到了很远。他们一群人的涌现，使西藏文学推到了全国的最前沿，也掀起了国内对于文学叙事的先锋实验。以扎西达娃为首的西藏作家借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叙事技巧，结合西藏奇特的自然环境和藏传佛教所造就的文化沃土，推出了《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竹笛·啜泣和梦》《永恒的山》《没上油彩的画布》《巴戈的传说》等。这些作品在当时来讲，的确开创了一种新的文风，对后来西藏文学的创作影响至深。

西藏魔幻现实主义高光一闪，便坠入到了一种低谷中。西藏文学却执意要在魔幻的梦游中深潜，且越陷越深，以致于游离了真实的生活，存活于一种臆想的西藏世界中。读者离作者越来越远，文学作品已经不能给读者提供精神价值，不能安抚人们的心灵了。结果西藏文学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这与作家自身游离于社会，不关心人民的关切是紧密相连的。西藏评论家尼玛扎西敏锐地发现了问题的症结，1999年他在《西藏文学》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浮面歌影——关于当代西藏文学生存与发展的一些断想》的评论文章，从宏观上给出了西藏文学该往何处去的答案：“面对那个年代曾经凸现和热涨的宗教气氛，一部分人异常复杂地在思路上顺承传统民族文化，忽略实际生存层面、直接上升追索形而上学，在方式上却多少以现代诗性的、个体化的虚构手法展开了趋向神秘化和所谓‘多元化’的探索。他们试图以一种全新的姿态深入西藏的生存之境，但进入了之后却发生了深刻的迷失，一定意义上没有能再次清醒地走出来，没有实现文学创作上的真正超越……”“今天静呈面前的西藏文学的整体面貌之中，我们触摸不到凹凸之间粗糙、厚实之感，看不到置于现代中国锐进的时代风尘里，雪域社会浃于骨髓、润玉四体、磨合与发展嬗变的沉淀而现实的疼痛，感受不到那些令人饮泣和震撼的大气磅礴力量，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袅袅婷婷、纤细柔弱的抒情和自白、浅浅淡淡、隐隐约约的磕碰和擦蹭，自欺欺人、沉迷不醒的怀旧和呻吟，轻飘扶摇、空灵精致的幻梦和臆想……”对于西藏文学应该写什么，他又说，“首先要求我们拓宽自己的创作视野，西藏文学应该彻底走出狭隘的‘地方民族情结’，毫不迟疑地担负起反映呈现所有‘在西藏’的人们‘生活梦想’的责任，担负起时代背景下跨越历史局限溶入现代世界之图景的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也指出：“文艺只有植根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才能发展繁荣；只有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才能充满活力。”而且，必须要有精深的思想和核心的价值观。

从传统文化中写出新意来

上世纪80年代，我们蜂拥而至地接受西方文化和思潮，实践西方文学创作的理论，把传统文化丢弃在一边。可是，经过30多年的摸索和探究，我们却发现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是如此的旺盛，是我们立足于这世界的根基。这给很多作者带来了一种文化自信，开始关注自身文化，关注民族历史，写大的时代背景下整个民族的命运变迁，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如朗顿·班觉的《绿松石》、旺多的《斋苏府秘闻》、扎西班典的《普通家庭的岁月》。他们将原汁原味的民族生活和情感化为文字，呈现了一个纷繁复杂的西藏社会画卷。这些作品当时一经出现，在读者群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这种以时代为背景，展现民族苦难，民族命运的作品，已经超越了之前藏族文学所要表达的意义范畴，与当下的文学所承担的责任义务近了一步。

20世纪90年代，很多西藏汉语作家陆续离开了西藏，使得西藏文学逐渐走入低谷，一度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率先做出示范的便是央珍。她潜心创作的长篇小说《无性别的神》，给人们指出了西藏文学应该写什么的问题。之后，格央的《让爱慢慢永恒》，白玛娜珍的《拉萨红尘》《复活的度母》，尼玛潘多的《紫青稞》，次仁罗布的《祭语风中》等，给西藏文学指出了关注民族文化、民族历史、民族进步的方向，将这些化为文学素材，反映当下民族地区正在发生的社会、经济的深刻变化。他们从藏族传统文学中汲取养分，寻找新的文学叙事增长点，丰富和充实文学的表达方式。随着国家对文学艺术创作的高度重视，当下丰饶﹑驳杂的现实生活，给西藏各民族作家提供了最好的文学创作好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