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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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用“代际差异”来划分当代作家的方法颇多争议，然而实际上，在当下的文坛，还没有哪一种方法可以取代以作家的代际为尺度所做出的划分。毕竟，同代作家之间总是有太多的相似性可供分析，他们作为一个文学集合体的价值超越了社会学意义上的群体。更何况，任何作家的创作都离不开他/她所经历的那个时代的特色，作家的创作也或多或少地打上了属于他/她的那个时代的烙印。特别是在近年来，这种以“代际差异”来划分作家的方法已普遍见于媒体宣传和学院批评的生产机制之中。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无论如何强调同代人之间的差异和区别，你都无法忽视文坛“某某后”作家作为群体镜像所凸显出的价值认同与审美风尚。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90后”作家（不同于畅销书作家）的悄然登场如同“于无声处听惊雷”。一方面，“90后”作家没有像他们上一代人当年那样，一夜之间集体性地喷发出来，而是整体上还处于相对沉稳的状态；而另一方面，文学人才的代际成长又是不可忽视的现象。于是，我们惊喜地发现，“90后”作家借助各大媒体特别是文学期刊的推广宣传，已逐渐地崭露头角，为人所知。这些文坛的新生力量已然登上了各大期刊的不少版面，甚至一跃成为不少杂志力推的重点。比如，《人民文学》在今年增设“九〇后”栏目着力推介“90后”文学新人的作品；《大家》在今年增设的“新青年”栏目推介包括“90后”在内的三个代际的青年作家的作品；《作品》则继续打造“90后推90后”这一品牌栏目。再如，有的期刊会不定期地刊发90后作家的作品，像去年年底《上海文学》就推出了“‘90后’诗歌选”；《西部》则开设“90后小说”作为头条力推；而今年年初的《小说月报》也不甘落后，专设“90后作品小辑”。还有的期刊虽然明目上不谈“90后”，但一些为文学新人设置的栏目中同样刊登了不少“90后”作家的作品，像《十月》的“小说新干线”、《创作与评论》的“新锐”、《青年文学》的“一推一”“出发”等等。可以说，这些文学期刊作为重要的传播平台，它们在新生代作家创作的关键时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也是借助这样一道光亮，一些崭新的面孔开始在文坛变得逐渐的清晰。李唐、庞羽、郑在欢、马亿、王苏辛、苏笑嫣、林为攀、周朝军、王棘、范墩子、王闷闷、智啊威、文西、索耳、鬼鱼等一大批“90后”作家正以勇于探索的艺术形式和丰富多样的文本类型进入读者的视野，也在不断刷新着我们的阅读体验乃至文学观念。与此同时，我们也得以窥见这些“小荷已露尖尖角”的“90后”作家们现有的创作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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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为了有意摆脱上一代人的标签，虽然同为青春写作，“90后”作家与“80后”作家明显不同。正如徐勇所说：“如果说‘80后’青春文学的模式，可以概括为叛逆形象、成长主题、创伤书写、文学救赎、虚化历史和崇尚时尚等几个主要方面的话,‘90后’青春文学则具有更多可能和敞开性，显然要难以概括得多。”的确，“90后”出生和成长的时期，不仅是中国经济高速崛起的新时期，也是文化更加多元开放的新时期。这一环境使得“90后”作家的视野明显比前代人更加开阔，价值观也更加多元包容。他们大多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其中不乏有在高校就读硕士、博士或者有海外留学经历的高学历人才。他们一方面在全球化时代汲取着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也就较少地遭受到来自传统的束缚，表现在渴望展示出更加自我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清醒地认识到现实中的种种弊端，但在摆脱道德重负的同时又无法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清晰的价值体系。就像“90后”作家李唐说的那样：“许多人无法接受，他们注定要经历一次次精神的幻灭，这无疑是非常痛苦的过程，就连我这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也能清楚地感受到这里面的痛苦。”“你所谓的‘对’与‘错’，没有人知道在明天会不会调换位置。因此不管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地位，每个人心里多多少少都会感到不安。”也就是说，走在了现代社会最前端的这一代人，看似摆脱了一切沉重的负担，但他们的内心无时不在现代的边缘挣扎，他们甚至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何以如此，以及应当如此吗？结果是，在“90后”这里，似乎一切都是浑然天成的，他们不仅没有赶上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甚至就连9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也没有留下多少记忆，所有的“大历史”与“时代感”均与他们无关，呈现在他们面前的乃是集现代化成果和弊端于一身的复杂社会。这样一来，混杂着全球化时代自由漂移的快感和现实秩序结构性失范的焦虑，“90后”作家在注视这个世界的开始就是暧昧不清的，他们明显感到介入现实的无力，而这种无力感集中体现在他们作品中所传达出的个体的孤独感、漂泊感，还有面对时代价值中空的疏离和迷茫。

王苏辛的《白夜照相馆》写的就是城市中新移民者的孤独和漂泊。白夜照相馆的存在，不是为了留住当下的美好，而是为了制造一种拥有美好过去的幻觉。李琅琅和刘一鸣是驿城的新移民，他们之所以选择去白夜照相馆照相，是因为自己的真实身份无法令他们在这个城市中立足，因此他们要努力摆脱掉自己的过去，而白夜照相馆恰好提供给他们一个“进入新城市的通行证”，尽管拥有这个“通行证”意味着背叛自己真实的过去。与之相对的是，白夜照相馆的老板——赵铭和余声同样是两个不愿直面过去的移民者。他们二人在为别人制造“历史”的同时何尝不是在掩盖他们埋藏自身“历史”的真相？他们同样为了在城市立足而放弃了尊严和爱情。不妨说，白夜照相馆构成了一个时间化了的空间。在这里，移民者借此和自己的过去告别，企图用空间的转换来换取时间的断裂。然而，这种努力注定是徒劳的，因为逝者如斯，它无法因人力而被任意的篡改。当小说中的人物拼命要在现实中创造一种断裂的时间之时，现实的平衡就会立刻被打破。而这些说到底，不过是城市异乡人的苦痛挣扎，他们的孤独、漂泊和无力传达出“90后”作家对他们身处的这个世界的原初感受。

如果说《白夜照相馆》是以外来者的视角揭示出城市移民者的精神状况，那么李唐的《降落》则试图从城市内部窥探边缘人的真实处境。小说的主人公砂原是个整日游手好闲的“流浪者”，而在别人的眼中，他干脆就是“一个贼”。可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流浪者”的目光，我们才得以观察到这个城市里那些不为人知的群体。以捕猫为生的那群少年，还有桥洞里的那些老人，他们与这个正在高速发展的城市格格不入，也是这个社会的边缘人。这让我想到了本雅明笔下的巴黎城的“游荡者”，他们游离于人群之外，却意外地成为这个社会最为敏感的因素。同样，李唐在这篇小说中着力最多的也是这些居无定所的边缘人，但他们却在无形之中暴露了这个城市的隐痛。如今聚集在跳伞塔下面的老人或许就是当年那些渴望成为伞兵的年轻人。他们曾经的梦想是从高空降落到地面，因为只有在这短短几秒钟的时间里，他们的身体才能离开地面、自由飞翔。在我看来，小说之所以取名“降落”，除了表明身体在空间上的位移之外，更隐喻出城市中人的精神的急转直下。时过境迁，曾经企图俯瞰地面（现实）的那种高空飞翔如今变得不切实际，人对地面（现实）的依附如宿命般的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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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的观察，“90后”作家对这个世界的体悟尤其带有一种疏离之感，这种疏离感成为“90后”作家区别于前代作家的重要特点。他们似乎不愿纠缠在无穷无尽的一地琐碎之中，而更愿意以一种“低空飞翔”的姿态注视着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这体现为他们普遍推崇一种具有想象力的写作。事实上，“90后”作家毫不掩饰想象力之于写作的重要性，他们尤其强调想象与现实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任何文学的写作都无法脱离我们所身处的世界；而另一方面，文学经验又不是对这个世界的简单的复制，而是需要作家凭借他/她的想象去深入地洞察世道人心。“想象力对我来说就是脱离日常重负的某种可能性，现实中我们无法飞翔，但在想象中一切皆有可能。”这种想象力的好处在于，作家在一刻也没有忽视现实这片土壤的基础上，还与现实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正如卡尔维诺所说：“谁想看清尘世就应当同它保持必要的距离。”当然，有距离不意味着不关注现实。相反，这种距离感使得作家更为有效地介入文学的现实基础。为此，“90后”作家一方面力图表现出人与环境的那种强烈的紧张感；另一方面也在积极地思考这种紧张关系之所以出现的原因所在。

举例说来，庞羽的《一只胳膊的拳击》突出了世态炎凉和底层人物生存的艰辛；王棘的《驾鹤》通过韩老三的遭遇揭露出亲情关系的冷漠；重木的《无人之地》通过一对陌路男女的相遇揭示出底层人物的精神世界的荒芜；郑在欢的《外面有什么》则借助儿童视角反观成人世界里的自私和冷漠……

在这些众多直面人的生存和精神困境的作品中，我唯独喜爱庞羽的短篇小说《福禄寿》，这是因为它近乎无情地展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困顿和精神危机，而且这种困顿和精神危机已然深深地植根于每个人内在的灵魂之中。瘫痪后的老教授华玉卿过着锦衣玉食的富足生活，不仅衣食无忧，享受着保姆的照顾，而且事业有成，他所引以为豪的乃是卧室里摆满的奖杯和证书。可就是这样一个在别人眼中“什么都有了”的“成功人士”，他的精神世界竟是如此的脆弱和不堪一击。“你们都是骗子，学生来骗众人敌对他，保姆来骗钱，居然小小一个姑娘，觊觎上他整个的财产。”——这是华教授在小说结尾处的愤怒之语，也是他对周围人的清醒的认识。在他看来，这些人所做的一切无一不是在觊觎他的名誉与金钱，就连他最值得骄傲的成果也被学生推翻了。不妨说，在华教授表面光鲜的背后，隐藏着一颗空虚而又焦灼的内心，它是如此的不安，又是如此的孤独。

与之相对，保姆元嫂一家是小说中的另一组人物，他们的身份与华教授不同，是社会中占绝大多数的普通平民，但作家并没有凸显他们生存的艰难或者物质上的贫乏，而是更多地将笔触聚焦于他们的精神状况之上，从而揭示出底层平民的精神扭曲。元嫂夫妇体现出的是一种典型的小市民式的狡黠，他们趁华教授不在家的两天肆意挥霍着一切，丈夫马东强甚至偷走了华教授的奖杯。更加令人咋舌的，是女儿马兰靠出卖色相来诱惑华教授，企图成为这个房子的女主人。这些普通人所表现出的种种丑态足以令我们窥见其内心的阴暗和扭曲。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尽管华教授和元嫂一家在金钱和身份上的差距如此之大，但他们却共同“分享”着这个时代的压抑性的伤痕。换言之，在今天这个社会，无论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华教授），还是众多的底层平民（元嫂一家），他们的内心无一不在忍受着灵魂深处的煎熬。从这个意义上说，《福禄寿》成了理解我们这个时代深刻的精神危机的巧妙的寓言:无论你是否摆脱了物质困境，你都无法走出精神困境的卑弱人生。

上文所述种种，正是我对目前处于上升期的“90后”写作的匆匆一瞥。从整体上看，有些作家已然形成了自己的叙述风格，并日臻完善，而更多的作家恐怕还停留在对他人经验的邯郸学步式的模仿和套用，因而作品也略显生硬。在我看来，“90后”作家所要做的乃是尽可能地抛开“青春写作”的标签，坚持用自己的眼睛乃至心灵去洞察我们身处的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并且始终以艰苦卓绝的姿态努力向思想和艺术的纵深处开掘。与此同时，创作主体要尽可能地超越他们现有的经验模式，克服艺术思维上的惰性，特别是突破对前人已有文学经验的模仿。从这个意义上讲，“90后”作家的写作之路依然任重道远。

作者：杨毅，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