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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北京主持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讲话中更是充满期待地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中国最近走过的40年，是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40年，同时也是中国思想学术砥砺前行的40年。这40年，中国人在思想上的激烈蜕变和艰辛探索体现在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精神变迁中，在从事思想文化研究工作的知识分子那里，这种变迁显得更加深刻和典型。年终岁末，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举办了名家圆桌之“思想与学术40年”学术论坛，一批40年来中国思想与学术的重要见证者、参与者和推动者，就40年的心路历程和思想轨迹，进行了梳理和反思。他们或冷峻或平和或热情的语言风格，无不折射出一个民族奋然前进的精神轨迹。

清华大学哲学院院长陈来教授40年来始终沉潜在中国哲学研究领域。“中国哲学”是最近不到20年的学术自觉，以往这个学科是以中国哲学史的方式，单一地关照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在陈来看来，上世纪 70年代以前学者们对问题的意识还局限于教条的意识形态或者西方流行问题意识的影响，现在的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今天的学者更注重于中国思想家的固有体系、固有问题和内在理解”。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哲学在各个领域的研究日益深入，范围更加宽广，形成了完整的学科研究部署。“我想不用客气，今天我们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不仅在规模上超过了日本、欧美和我国香港、台湾，已经成为世界中国哲学研究的主体。”

北京大学何怀宏教授40年前还在北京军区五七干校农场里奔忙。1984年，他考上人民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踏进了思想研究的大门。他以“时代、历史、永恒”三个概念作为思想上的纽结。所谓时代，就是关注，传统文化如何通过合理扬弃，转化成现代生活可以利用的精神资源。所谓历史，不仅仅是思想史、观念史、制度史，而是深入世界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的内部，因为“历史是矫正我们思想非常有用的领域和学科，我们容易浪漫、容易空想，读读历史是最好的”。所谓永恒，就是近年来，不仅关注规范、共识，而是关心价值、信仰：“从个人来说做一个有信仰的人，从社会来说如何使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有规矩的社会，实质是有相当不错的价值追求的社会。”

武汉大学邓晓芒教授多年来以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康德的研究蜚声思想界。这位思想者40多年前下过乡、做过搬运工，生活的磨炼，使得他的哲学思考，具有一种朴素的人间情怀。“哲学这个东西应该是活出来的，而不是学出来的。”在长期的原著研读和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基础上，2000年他写出了《新批判主义》，开始形成自己的一个批判性的构架。“我觉得应该有一种批判主义，别人也好、自己也好，一视同仁，都要放在天平上称一称，衡量一下，来形成一种观点。”奠基于此，他展开了自身称为“人性批判”的思想历程。这种批判固然包含了振兴中华或者是应对现代化的问题，更根本的是从人性的深处提高民族的素质。批判是为了更清醒地继承，批判同时包含自我反思，知识分子“要做一个反思的中国人”，以便为将来做“（康德那样的）世界人”做好准备。

上海交通大学萧功秦教授，以倡导新权威主义政治哲学产生了广泛影响。数十年来，他沿着自己的思想进路，对新权威主义的思考进一步深化，目前，他思想的焦点在于探索中国如何向更高阶段的社会主义民主过渡。他认为，一个良性的新权威主义政治取决于四个条件，一个是有较强执行能力的政府，一个是在意识形态信仰和常识理性之间具有基本平衡，一个是尊重社会发展过程中一元性和多元性的统一，一个是尊重经验尝试过程中，问题导引的制度创新。“制度创新不是建构理性的演义的产物，它的创新是根据问题，问题倒逼过程中想出办法。”

北京师范大学张曙光教授结合自身的成长经历，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出发，梳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三个历史阶段的发展。第一个阶段是伴随思想解放，对经典作家著作的重新解读，实践唯物主义、人的主体性、人的本质、世界交往等成为那时的研究热点。第二个阶段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大量引介和研究，主要的目的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变化，增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实感和针对性。第三个阶段是研究群体出现分化，部分学者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的哲学广度，并期望在更广泛的学科背景中深化研究。另一部分年轻学者倡导和推进马克思学，以类似乾嘉学派式的考索和求证，努力探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原生样态和思想场域。还有一部分是在文化价值哲学深层探讨中西马的三者关系，及其吸收借鉴的文化空间。张曙光认为，当代文化哲学的建构，迫切需要帮助人们真正确立现代自我意识，建立基于兴趣、思想、信仰的新共同体，并在天地人的大格局中理解人的生存本质，实现人的自立自主。

海德格尔考察“历史”的词源的时候，他认为历史是有意义的发生，今天站在新的时代门槛上，回过头来审视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上的努力掘进，其历史意义和价值进一步凸显。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哲学家沈湘平说：“40年来，不管是凸显还是淡出，思想与学术或此消彼长或相得益彰，变幻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观念图谱，从总体上推动了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的进步，也渐次迂回地影响到生活中的每一个人。” “四十不惑”，四十年的思想与学术使得中华民族在新的更生中沉淀了丰厚的精神成果，也曾经历了一次次裂变的阵痛。类似这种反思和交流也许是对40年历程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