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2017年世界文学年度报告会上做中国文学年度报告，我不免要多思考“世界文学”这个词。诸位报告人的题目实际暗含了今天我们对“世界文学”的想象：非洲、欧洲、美洲、亚洲、大洋洲，以及阿拉伯世界。“世界文学”如此辽阔，促使我也要重新思考何为“中国文学”。我希望以选取关键词的方式呈现2017年中国文学的“别有所得”，当然，这些看法很可能是偏见，实属一家之言。我将从“四个年度故事”、“三个年度作家”、“两个年度关键词”说起，最终，在“世界文学”的语境里我想讨论的是：为何说“远行人必有故事”，“为何中国作家如此热衷于讲故事”，在此，我提供的不是答案，只是思考。

2016年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长篇作品是书写时间和历史的，比如《望春风》、《北鸢》、《茧》；2017年，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则关乎某位普通人的生活起伏，他们远在边疆，远在茫茫人海深处，远在过去或未来……这些作品让我想到那句欧洲谚语：“远行人必有故事可讲”。

四个年度中国故事：《心灵外史》《奔月》《离歌》《大乔小乔》

2017年最令人惊喜的长篇作品是《心灵外史》，小说首发于《收获》杂志，作者是石一枫。这是发表之初即引起广泛关注的作品，它讲述了大姨妈的一生之“信”。大姨妈五六十年代信仰革命，八九十年代痴迷于气功，后来追随“传销”，新世纪则信仰上帝……大姨妈具有典型性，她的生活轨迹随我们的时代波涛而起伏。某种意义上，《心灵外史》是一个人甚或一代人的“盲信”史，作品思考的是我们时代人精神的信仰缺失以及如何重建。这是卓有意义、极富眼光与洞见的作品。它具有穿透力和思考力，识见与美学并存。读这部作品，会想到百年新文学传统——作家不仅仅要写出人民的悲欢，更要写出他们心灵与精神的重重疑难。《心灵外史》的发表让人看到百年优秀文学传统在新一代作家这里得到了切实而卓有意义的回应。正是在此意义上，我认为，《心灵外史》是2017年度中国长篇小说美好而重要的收获。

第二个年度故事是《奔月》，作者鲁敏。小说关于一个女人的自我消失。小六在车祸后假装已死，离开家乡南京开始新生活。在乌鹊，她遇见新的人，新的事，但是，生活的本质没有变，想要的自由没有找到，却发现生活的荒诞越来越叠加。鲁敏不是复现生活的作家，她的卓而不同在于进行形而上的追求——在当代中国，很少有作家像鲁敏这样对“脱轨者”有如此强烈的好奇心。她的人物总是渴望脱离正常轨道。脱轨使不可能的变得可能，使风平浪静的生活变得痛楚不堪。于脱轨处，她笔下的人物“死去”又“重生”，有如灵魂的“出窍”与“奔月”，由此，鲁敏和她的人物一起站在了平庸生活的对立面，也一起直面了人性的无尽深渊。

第三个年度故事是《离歌》，作者周晓枫。《离歌》是2017年最为杰出的长篇非虚构作品，收入散文集《有如候鸟》。屠苏曾经春风得意，名校毕业，在机关工作，成为家乡的骄傲；但又处处不如意，婚姻解体，最终与父母亲朋生疏。渴望成为人上之人，但却又无法获得自我；渴望当官和权利，但似乎也未能进入另一种阶梯。有着文学与理想主义光环的人，在现实面前最终一败涂地。谁记忆中没有一位鲜衣怒马一骑红尘的少年呢？转眼间他就变为孤魂野魄。屠苏这一形象如此具有普遍性，一经发表便备受好评。《离歌》之好，在于逼近我们的生存真相，照到我们身上的黑暗和苟且，以及，人性黑暗的深不可测。某一刻，你不得不承认，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住着一个“屠苏”。

第四个年度故事是《大乔小乔》（中篇小说），作者张悦然，收入小说集《我循着火光而来》。作品关于一对姐妹。妹妹非法出生，因为她的到来，父母失去工作，生活没有出路。长大后妹妹来到北京，努力抓住一切机会让自己生长，姐姐则留在父母身边，被他们的痛苦和灰暗吞食，绝境之中的姐姐来到北京，向妹妹求助。但妹妹害怕因帮助姐姐而失去现在的生活。小说语言绵密、饱含汁液，张悦然的故事沉静中有波澜，跌宕而山重水复。这是有关历史节点的作品，关乎一代人在困境中的挣扎，同时，也关乎普遍意义上的姐妹情谊。

当然，今年还有一些年度中国故事令人难忘。《王城如海》（徐则臣）中，你不得不思考在雾霾重重的天气里我们该怎样呼吸；《寻找张展》（孙惠芬）中，对张展的寻找不只是对一位青年的寻找，还是对我们时代痼疾的重新面对；《梁光正的光》（梁鸿）关乎梁光正命运，更关乎别一种农民形象；《好人宋没用》（任晓雯）中，宋没用真的没用吗，她身上分明是我们时代症候的强烈映射；《芳华》（严歌苓）中，刘峰何以由英雄坠落为可怜人，他从什么时候开始被时代甩开？这些作品，几乎无一例外地关注我们时代的个体与个人，经由书写，这些人如巨大镜子般立在我们眼前，一个、一个、又一个……最终拼贴出属于中国人的生存图景。

三位年度作家：李敬泽、李修文、双雪涛

所谓年度作家，指的是新鲜的、对当代文学格局形成冲击的力量。《青鸟故事集》和《咏而归》两部作品的先后推出使李敬泽成为2017年度作家。《青鸟故事集》关于东西方文化交流，《咏而归》则关于经典作品的重新诠释。这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作者，在此之前，李敬泽是当代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批评家，在此之后，他是跨越文体边界的先锋写作者。两部作品都有辽阔驳杂，泥沙俱下之美，为我们打开了理解世界的新路径。作家讲述东西方文化的劈面相逢尤其让人惊艳，眼光独到，力透纸背。在这些作品中，他找到了属于他的“显微镜”，他看到精神的证物，见证一个个卑微和软弱的人；他看到他们用双脚丈量大地，前仆后继为我们绘制世界地图。当然，他也找到属于他的“望远镜”，时间之远到清末、唐宋、春秋战国；地域之远到波斯、西域、意大利、英国、古罗马、美国、古巴……李敬泽的写作关乎一个有中国之心的写作者试图回到传统内部重新发现中国，也关乎一位当代写作者如何于历史深处理解人类文明推进的难度。

另一位年度作家是李修文，他是沉寂十年重新出发的写作者，《山河袈裟》是2017年广受欢迎的散文集。《山河袈裟》每一篇写的都是普通人，贫穷的人、失意的人，无助的人，但也是不认命的人、心里有光的人。也许，在另一些人看来，这个世界是残酷的，但是，李修文着意使我们感受到这无情之外的“有情”。他把世间那如蚁子一样生死的草民的情感与尊严写到浓烈而令人神伤——他使渺小的人成为人而不是众生，他使凡俗之人成为个体而不是含混的大众。《山河袈裟》中，你能感受到李修文的修辞之美，那种凝练、跳跃、悬置，那种旁逸斜出、突然荡开一笔，那种强烈的情感凝聚力与爆发力，以及，一种与古诗意境有关、令人着迷的戏剧性场景复现……都在《山河袈裟》中出现了。由此，《山河袈裟》脱颖而出，由此，那些日常生活场景在李修文笔下生成了熠熠闪光的有情瞬间；由此，我们对散文文体认识得以拓展，我们重新理解散文写作的诸多可能。

第三位年度作家是双雪涛，他的年度代表作品是小说集《飞行家》。他是一位80后作家，来自东北。他的笔下有艳粉街、光明堂以及红旗广场，它们坐落在那个寒冷而遥远的北方之城，那里分明已经成为双雪涛的文学疆域。而他笔下的人物也多是久违的，他们被这位作家用一种独属于文学的魔法召唤而出。正如双雪涛所言，他在“为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故乡人民留下虚构的记录”。这些故乡的人民如此令人亲近，他们有血、有肉、有骨头，眉目清晰，活生生。双雪涛的语言简洁、有力，如刀刻般，有属于寒冷北方的凛冽之魅。语言最重要的是准确，或者说是接近准确。在这位作家那里，你能感受到他与词语之间的融合关系，在他充满某种奇妙魔幻色彩的笔调中，夹杂丰饶的隐喻、象征，以及对现实的抵达描述，此一文学风景在当代中国独树一帜，殊为难得。——以《平原上的摩西》、《聋哑时代》和《飞行家》为代表作品，双雪涛一跃成为当代中国文学最受瞩目的新作家。

两个年度关键词：“远行人”与“故事”

两个年度关键词是“远行人”和“故事”。“远行”之于今天的我们如此重要。——一个凭借网络或新媒体理解世界的人，与一个行走于大地与民间的写作者，文学气质必然相异。

今年，有两位作家的作品让人想到远行人与故事之间的密切关系。《西南边》，作者冯良，一位沉默的文学编辑，一位有着彝族血统的作者。《西南边》长达五十万字，讲述了彝汉之间近六十年来民族融合的故事。这是拓荒之作。现代以来的文学史上，还没有哪位写作者为大凉山以及这个“害羞的民族”写下如此厚重的作品。她的语言陡峭、凌厉，与所写之地紧密贴合，因为那里地势山高水长，那里人民朴素、纯粹、有性格。这是作家命中注定的作品——她讲述自己民族的历史，关于“彝娘汉老子”的故事。民族关系的历史映照在三对夫妻那里，尤其令人难忘的是上海医生夏觉仁与彝族女子曲尼阿果之间的情感纠隔：她纯洁、美好、执拗而不知变通，他被她的美深深吸引。然而，炽热的爱一点点被日常、光阴、运动、利益及肉欲磨损。阿果对婚姻的失望，在常人看来是丈夫肉体出轨，但更大的伤害则来自男人精神上的背叛，来自“大难”面前他的“趋利避害”，以及，对她信仰的内在不尊重。男女之爱岂止只是男女之爱？它象征着征服与接纳，分离与融合，亲近与反抗。你能想象蛮荒之地爱情的热烈吗？作为文学世界的远行者，冯良写下了我们时代最为偏远之地的爱恨悲喜，它有野蛮的性感，同时也是动人心魄的。

《青苔不会消失》是袁凌十多年来记者生涯中最具代表性的非虚构作品，那里有十二则惊心动魄的灵魂故事，更浓缩了中国社会灰暗阶层人物的运命。那些生活在煤矿里的工人们，那些事故的幸存者们，那些被生活抛弃的人，那些残病之人，那些穷苦之人，那些流离失所者……他们身上的光热都凝聚在此一作品里。作为写作者，袁凌“诚实地面对他们的沉默，感受其中质地，保留被磨损掩盖的真实”，记下了我们时代地表之下的艰难与疑难。他的文字诚挚、朴素、有力量。——在困苦时刻书写沉默者的作者，如同大地上辛苦劳作的农人一般值得尊重。读《青苔不会消失》会认识到，在今天，做到完美修辞并不是写作者最大的挑战，勇敢正视眼前之事并诚实抵达地表现才是我们时代写作者应该具有的美德。

当然，远行人并不只是前面所述那些作家，还有另一些未出现在聚光灯下的作品。《驱魔》是韩松长篇系列小说《医院》的第二部。那是我们常人难以想象的未来：在21世纪中期，名为杨伟的病人从病床上醒来，发现世界已被人工智能统治。那么，人是什么，病人又是什么？人是被用来计算的，而人的病痛则是敌人外力所植。在李宏伟的《国王与抒情诗》中，对那位黎普雷而言，他有多看重人与人之间的情谊，便有对另外一个世界的无望。你，是要这个人类，还是要一个个人？这是哈姆雷特似的问题。读这些作品，你不得不为远行人这一身份着迷，认识到“优秀写作者必然是远行人”这一事实。那么，什么是“远行”呢？它固然指足迹之远、想象之远，更重要的，是指作家眼光之远与思考之远。

一个年度文学问题：中国作家如何讲故事

此时此地，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我们都是在世界文学想象之下进行汉语写作，没有哪个作家可以逃脱这样的想象。世界文学的趣味已然浸润在我们的血液中。读某些作品，你马上会意识到，这位小说家有走向“世界”的渴望，他的文字诱使你在脑子里立刻翻译成英文，你甚至会猜出，这部作品会受外国译者欢迎。这种刻意欧化或者“世界化”的写作方式实在需要反省：使中国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的内核在哪里？——在全球化的今天，完全排斥外国文学毫无必要。但是，如果被同化，或进行与之相同的追求则是不明智的，文学或文化的发展固然有求同的一面，但恐怕“相异性”更宝贵。

近几年，中国作家开始回到文学传统中寻找资源，他们中许多人致力于将中国传统资源进行创造性的转化。诸多写作者意识到，当代写作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故事、神话及戏曲相结合是一种可能。一如《奔月》，它让人联想到嫦娥奔月，也想到鲁迅的小说《奔月》；《山河袈裟》中引入了传统戏曲元素；《青鸟故事集》中，青鸟一词自然来自中国传统，而“咏而归”也是古人生活的形象表达；《藏珠记》中，“不死”的绿珠身上藏有我们文化中迷人的传说。而当《中国奇谭》和《厌做人间语》等作品与“当代新聊斋”这样的评价相连时，属于中国传统的小说特色也便呼之欲出。在这样的艺术追求背后，隐含的是写作者们的思考与实践，即，中国文学何以成为它自己？

前不久，在一个小型研讨会上，有同行引用了德国汉学家顾彬的话：“欧洲的小说家不再写什么真正的故事，对小说而言，不再是讲故事的时代。唯独还在写故事的是中国人和美国人。这也是美国和中国小说受德国读者欢迎的原因，但严肃的德国知识分子不喜欢。”这一看法引起了在座作家的回应。石一枫提到一个问题：今天，为什么是中国和美国还在讲故事？因为无论中国还是美国都处于大时代。作家是否要讲文学故事决定于他所面对的“文学滋养”，由此，他说：“文学滋养是可遇不可求的。或者说你既然在这一个国家，那就完成这个国家、这个时代的文学任务，可能这个时代的文学任务就是这样的。”我对此深以为然。

作为作家，生在哪个时代和哪个国家是不容选择的，写作者唯有领受自我的文学命运。中国作家讲述中国人生活和中国人故事自然是对的，这是硬币的一面；另一面则是如何寻找最佳的讲述方法。真正对中国文学寄予期待的读者，抱怨的并非是中国作家执迷于讲故事，他们的困惑与不满更在于，在这个“故事遍地”的时代里，我们的大部分小说为何看起来如此虚假肤浅而又不令人信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以为，今天，写作者如何写出自己命中注定的故事、如何不辜负读者和时代的信任殊为迫切，远比得到“世界文学”的认同与嘉许更紧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