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主持人语

赵 依（《人民文学》编辑部）：2017年，《人民文学》的文学维度走向新时代，文学样本的丰富性与代表性，一方面不遗余力地展现了成熟作家继续以巨大的善意书写现实征程所付出的不懈努力，另一方面又指向一批作家身份尚未成熟的文学新人，他们正怀揣无限的理想将对生活的热切与疑问诉诸文学的浩瀚。2017年年末，伴随着对最后一批“90后”都已步入成年的感叹，网友们纷纷在各种社交平台上忆青春、晒芳华，此番举动迅速发酵扩散到有旧照可寻的所有代际，在事实上论证了年轻一代的行为模式作为一种时代因子正变革着更为普遍的外围者之生活。再优秀的创作也难以与作家身处的现实保持绝对合适的距离，这种不可抵达性为文学实践提供着未知的无限。青年作家们也在回应这种期待，《人民文学》先后推出“新浪潮”“青年小说展”“90后”等栏目，这些作品无不透露出文学新锐别样的叙事策略，映射青年文艺思潮的转折。

文学个案的扎实分析是提升创作能力、发展理论水平的基础，对新生活的关注有助于引导和反哺新时代的文学。新年伊始，我们不妨着眼《人民文学》，建立一种新的远望关系：文学期刊直陈作品里的“现实”，既有当下的真实存在，也有与时俱逝的隽永。围绕期刊展开的阅读与批评作为主体对文本的构建，强调着文学的立场。创作与评论由此得以进行眺望式的较量，它们以各自擅长的理论评论或小说散文等文体，探索着文学的可能，而谁看到了文学的更远方，谁就帮助了谁。基于对更远的远方之向往，《人民文学》微信公众号将在2018年展开系列圆桌式笔谈，对历史、时代，以及我们所亲身经历的生活，进行文学向度上的思考和回应。

本期话题聚焦“90后”如何处理文学与生活之关系，《人民文学》一直对现实主题和新人力作保持着浓厚兴趣，新登场的“90后”作者集体以深邃的视域察验生活本身，并在某种未知的领域里诠释出多种方案。从家庭内部、父母关系、都市日常到爱情之虚无、城乡之错落、异乡人之挣扎，对于“90后”而言，生活尚且未知，却也在努力深入。“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歌谣文理，与世推移”，“质文沿时，崇替在选”。文艺反映生活，新的时代催生新的文艺形式。近年来，受新媒体影响，文学观念、文学存在形态以及文学生产、传播和接受的方式都在悄无声息地发生巨变。“90后”的文学与生活既有对文学的单纯体验与认知，又广泛联结了社会文化生活的新样态，他们依赖新兴媒体技术与物质消费模式，对既往主流意识共有着静观疏离的文化症候，他们阐释“城市部落”“文化空间”“生活方式”等词语的新义项，并从中不断确认自己的独立意识和文化身份。需要注意的是，更新的文学与更新的生活之壮大并不意味着他处的文学与生活之式微，我们都清楚地知道，无论身处何种时代，文学与生活都不排他，它们永远观照超验的人文精神和生命的终极意义。只是，“90后”作为新时代文学与生活的重要探路人，我们至少应当去关注他们的转化和新生。

 

“去传奇化”的尝试和哲思深度

康春华（北师大在读文学硕士）：《人民文学》杂志2017年度所刊登的“90后”作家的作品，比较全面地呈现出“90后”创作的不同面向，从题材选择到小说技术，均展现出了优良的水准。这当中，有来自深埋于泥土里的清新气息和及物感（葛小明《姜事》），也有对亲情的细腻感触和对死亡的最初思考（刘晚《天堂寨》）。有人拿过前代人的接力棒，继续充满野心和野性地描绘乡土传奇（崔君《炽风》），而有的创作，试图逼近社会边缘人群的存在性体验，善于将奇崛的叙事手法镶嵌入普通人的心灵荒漠中（郑在欢《外面有什么》）。也有人提前预支了“中年焦虑”——那种人到中年一事无成，而被庸常、琐碎和无力的生活吞没的窒息感。可作者毕竟是血气方刚的“90后”，小说结尾，主人公终于朝郁闷的生活挥出一记铁拳（庞羽《一只胳膊的拳击》）；更有人写出了麦地里的玄思录，人类与麻雀关于监控欲与精神病症的对话，悲哀的冷流从巨大的天地之境中汩汩流出（范墩子《我从未见过麻雀》）。

不过，很显然，乡村依然是这一代人故事发生的主要场地。童年往事的回忆、乡土风物的描摹、乡村怪人的传奇化演绎，依然是不少“90后”小说的主要内容。可喜的是，有作者在写作中展现了一种“去传奇化”的尝试，他们在创作中思考日常生活究竟该如何进入小说，并构成小说的骨与肉，甚至内在的肌理。这其中，“90后”小说家梁豪的《我想要一条尾巴》，显示出一种“都市人”经验的发育，小说用繁复的对话体拼凑出回忆的细密画，小说的语言，从“90后”庞大的词汇库中平移而来，未经小说传统的挟制和审美趣味的筛选，丰饶，新鲜，嘈嘈切切。这类似弹幕的言语子弹，每一发，本质上朝向的都是个体精神世界的迷惘、空虚与空洞。

“90后”作家国生的《呼吸》，技巧娴熟，充满着沉静的质感和哲思的力量，具有同代作者中鲜见的品质。作者试图让小说与生物体的呼吸同节奏，每一次呼吸道的开阖，都如同来自藏于深海中巨肺的鲸。小说包含的人物谱系也是值得探究的：爱写诗的崔乐，留级生吕凌，语文教师及其丈夫。这些人因为热爱文学而彼此发生勾连。丰老师的丈夫石头，用精神分析和打坐将吕凌从抑郁症中拯救出来，面对并不能轻易释怀的生活，“我选择不痛苦”，吕凌说。这种经过反思的“选择”瞬间具有了力量感。

国生是一个善于思考同代人疾病症候的创作者，他敏锐地捕捉到相同代际的年轻人，善于掉落或沉溺在一种无意义的“持续的不快乐”中。所以他写作，通过写作去关照精神世界的有限性，去寻找灵魂之中的神性。写作，并在写作中得到疗愈，抵达一种经过审视的确定性，这在普遍还缠绕在乡土经验和尚未被提纯的日常生活经验之中的“90后”创作里，已经具有一种哲思的高度。

保持创作的初心与平常心

徐 威（中山大学在读文学博士）：从2016年10月起至今，中国作家网推出“90后作家：正在成长的青春力量”专题，着重推介了二十余位“90后”作家；2017年《人民文学》开设“90后”栏目；《天涯》《青年文学》《上海文学》《作品》等数十家文学期刊以专栏、专号等方式刊发上百位“90后”作家作品；诸多90后选本也相继出版。一时间，尘土飞扬，声势浩荡，四面八方都是“90后”作家、作品集结的声响。

可以说，“90后”作家作为新的一代，正在迅速地以群体姿态登上当代文学的舞台。这当然是“90后”作家难得一遇、大展身手的好时机。全国各大文学刊物纷纷提供平台，对“90后”作家抱以期望与鼓励，这既意味着“90后文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但同时，也意味着“90后”作家面临着新的挑战与考验。

近些年，他们以群体姿态涌现而出，但最终只能以个体的形象“存活”。从2007年算起，一个接一个“90后”作家、诗人相继登场，如今还在坚持创作的剩下了几个？仅过去一年，就有至少数百万字的“90后”文学作品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能够给我们留下略为深刻印象的又有多少？“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于是，如何保持自己的创作初心与平常心，如何坚守自己的文学抱负，如何在大同小异的生活经验中书写出独特的体验与洞见，如何在不断地学习与探索中生成自我风格，又如何避免“自我重复”，如何让自己的作品在脱离“90后”这一标签后仍能得到认可与赞赏——凡此种种，都是那些有抱负的“90后”作家所不得不思索的问题。这既涉及写作者的心态与勇气，同时，也与他们的天分、勤奋息息相关。

天赋与源自灵魂的谨慎同样重要

贾 想（北师大在读文学硕士）：“90后”小说在一片颤动的土壤中萌芽了。巨大的速度机械与力度机械，让我们这个时代始终处于战栗之中，所有事物都在自己的位置上瑟瑟发抖，等待被替代或者被神化。不稳定性，这力与速度的早产儿，悄悄进入了这批“90后”小说家的精神结构当中。

这是失去重力，陷入漂浮的一代。梁豪在《我想要一条尾巴》发现，“什么样的生活才值得过”这种有重量的问题，已经不再重要了。重力的丧失，让一切生活方式都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平等：当网红，做教师……没有好坏之分。于是，习性成了生活中仅剩的微弱引力，每个人都在习性的导航中自动运动着。生活成了能指的延宕，如同漂浮在宇宙中的太空垃圾：所行之处，毫无痕迹。

在“90后”的感知中，生活不再是某种固定的、容易把握的状态。生活被液化，甚至被气化了：由“实”转入“虚”，由可见变为不可见，沾染了梦的虚幻光彩。于是，他们的文学变成了“捕梦网”。李唐、郑在欢与崔君的小说，都采用了类似“捕梦网”的结构。一方面，“捕梦网”本身的装饰性，给予了小说以形式美感。另一方面，“捕梦网”提醒我们重视想象到的世界，而不是实际看到的世界：它将小说引向了内在的“神秘感”。

问题在于，他们迷恋的这种“神秘感”，有没有可能只是技巧意义上的悬疑手法？是否只是对卡夫卡或马尔克斯叙事语调的空洞模仿？在“神秘”的核心，有没有一个充满引力的蔚蓝星球，一个生机勃勃的原点？这是他们需要直面的问题。

在一个看似没有精神饥饿的漂浮时代，一个人准备提笔写作的时候是困难的。难的不是怎么写的问题，而是想明白“我为什么要写”。比起文学前辈们，“90后”的小说家并不缺少叙事上的天赋；他们需要的，是下笔之前那种源自灵魂的谨慎。

与日常生活和读者建立对话关系

刘诗宇（北师大在读文学博士）：在文学阅读中存在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一般来说读者较少迷恋明显比自己年轻的作家。这句话反过来说，即是对作家而言，他们的书更多是写给同代人，以及年龄更小的人读。在文学研究中为了与已有的研究成果对话，我们喜欢强调历史，强调知识谱系、文学传统，此时使用的是一种“向后看”的视角；但是如上所说，从与读者对话的角度，文学创作需要的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向前看”。

“90后”作家如何寻找“向前看”的方法和途径？我认为关键还是在于让文学与生活建立联系，让文学进入、参与到年轻读者的日常生活中去。既然文学对话的对象是“年轻”的读者，那么“90后”的文学创作不妨向现在已经参与到同代读者以及更年轻读者生活中的叙事艺术汲取经验。

比如说电脑、手机等电子平台游戏是很多年轻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游戏的核心强调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代入感”——玩家仿佛真的沉浸于某个世界之中，一举一动都有别于现实世界。这种“代入感”对于“90后”文学创作是有启示意义的，“代入感”的对立面是“距离感”，某种程度上今天的严肃文学正是太强调与现实、与通俗趣味的“距离感”，而失去了与日常生活的对话能力。

影视、漫画与文学同为叙事艺术，在大量年轻人的日常生活中却比文学更受欢迎。除去仍然依靠内在的“文学性”征服观众和读者的作品，大量优秀影视、漫画的风靡其实与“时代精神”密切相关。用图像来传递信息，时而有与文字截然不同的简洁明快感。受众更喜欢图像，其实和这个时代对于效率的追求有关。由此观之，比如海明威、余华文字的俭省、明白，斯蒂芬·金、金庸、凤歌文字的画面感是值得借鉴的。虽然这个时代有不少对于文学的批评和“谄媚读者”“低俗”有关，但我认为，在考虑读者需求的基础上，能和读者建立对话关系，对于“90后”文学创作而言也是相当重要的。

从其他艺术门类中汲取经验，不是说“90后”的文学创作应该否定既有的“文学性”，而是应该注意到在新的时代，面对着新的读者与新的评价体系，这些经验在与“文学性”相互融合的基础上，能够帮助文学与生活形成更融洽的对话关系，进入读者的日常生活之中。

结束语

梁 豪（《人民文学》编辑部）：人教版小学一年级课本里，有篇课文叫《小猴子下山》，小猴子不断在玉米、桃子、西瓜和兔子之间做着自己的断舍离，这些一再重演的叙述“套路”，最终把故事推向教化的高潮。之所以在这里提到这篇课文，不是为了追忆童年的美好和清纯，而是这个故事可以对应当前“90后”创作中一个较为突出的现象：行文耽溺于斑驳陆离的叙述技巧，热心对小说符码进行各项试炼，最终导致故事内核以一种塌方式的溃散收场；与此同时，落笔所及又未能踏出前人在文本形式上已然涉足的极境，这就让创作历程中所有文体、语言和修辞上的苦心孤诣，变得虚弱和苍白。无形之中，作者成了那只“捡了芝麻丢西瓜”的猴子，这是需要警惕的。

在早前一篇文章里我谈到了当前“90”创作存在的问题：“缺乏对生活的深度观察，小说思想内涵的有效性存在疑问，一味在形式技巧的五光十色中陶醉，演绎‘茶壶里的风暴’，这或许是大多数‘90后’作家的通病……既没能提供绝对独特的小说技法，也没能提供更加清醒的对生活的体认，这就使得‘90后’身上的锐气，窄化为对于文辞的过度经营，对自身‘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那种见猎心喜的浓墨描绘，或者变成私人成长经验的重复咀嚼。”在这里，我的确想引起大家对于生活的重视和兴趣。生活，这一永远比文学和一切艺术范式都更具想象力和复杂性的文本，给我们的创作提供了出路，这是我们最终得以突围的唯一出路。“要逃脱自我和同代人之间在发声腔调、技巧手法和情节故事上的重复与窄化，就应当重新树立对现实生活的敬畏，避免落入后现代迷信的窠臼，从而为自己丰饶的想象力，找到切实的对象和更为真实的意义。毕竟，生活是想象力永远的家。”生活的出路，不在于你手中紧握的是玉米还是西瓜，而是你必须有所持，有所爱。攥紧了，发自肺腑地热爱着或焦虑着，你下笔就有了气象和血色。

懂得掌控问题有效性的密度和浓度，甄选真正具有生活质地的叙述视角，在严密的理性逻辑和较为完整的价值体系之下，擎起自我感性与想象的图纸，最终方能建起一座足以屹立不倒的同时又充满艺术张力的文学建筑。这种功力的修得，或许离不开个人生活经验的缓慢积累，但这绝不意味着文学内部的成长无从实现对个体成长的超越。在文学场域里，早熟和早慧理当获得自身的合法性，甚至这种合法性直接决定着一个作家未来创作所能抵达的最远处和至高处。

我们渴望在“90后”作者的创作中，看到那些属于文学、属于生活、更属于自我的东西——对生活复杂性之复杂的独特呈现，对于人性幽微处的不断探照，在思想的深度、广度和延展性上给予读者一种疾风骤雨般的震撼或省思。“90后”作者依然年轻，我们还在路上。

诚然，文学须仰仗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生活俯首称臣，或堕为生活的影子与镜像。文学自身的尊严，彰显在它对生活明确的浓缩、审慎的离间和立足当下的对历史与未来的洞若观火，体现在文学的十八般武艺对于生活的重新锻造和擦拭。我们既要在战略上敬畏生活、领悟生活，也应懂得如何在战术上藐视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