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康熙帝，大家对他并不陌生。因为他是清代入关以来开辟“康乾盛世”的一代明君，历史功绩直可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相比。关于他的小说、电视剧也很多，如《康熙微服私访记》《康熙大帝》《鹿鼎记》等等，可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但真实的康熙，功绩绝不仅只是一位“文治武功”的帝王那么简单。

笔者认为，康熙帝之所以能够被历史铭记，主要在于他有两点历史贡献：一是对待汉族文化的积极态度；二是对待列强的不妥协。仅凭这两点，康熙帝的功绩就远大于文学作品中为他塑造的那些“文治武功”。

首先是对汉族文化的积极态度。不要说康熙帝之前的少数民族政权皇帝做不到，即使康熙帝之后的清代诸帝，也无出其右，正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康熙帝善用文化官员，例如重用汉官曹寅，开拓了江南文化的新局面，这当然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尽管不排除曹寅有“为康熙爷打统战”（胡适先生语）的目的，但是长远来看，康熙帝不愧知人善任，因为曹寅确实是一位懂文化的官员，如果没有康熙帝的信任，曹寅也不会有青史留名的可能。

曹寅在任期间，曾在扬州刻印“扬州使院刻本”，将古往今来的重要文学、历史文献全部重新再版——当中包括存世的皇皇巨著《全唐诗》。因为曹寅号“楝亭”，因此史称“楝亭藏书”。这些卷轶浩繁的藏书，可谓是清代在“四库全书”之前另外一个相当重要的官方出版工程。

这项工作不但保存了唐宋以降形成的江南文脉，而且在技术上巩固了扬州作为中国出版业中心的地位，将扬州的坊刻地位提升到了官刻的层面，使其在工艺技术上更加日臻成熟。今日的扬州雕版已经与昆曲一道，成为中国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曹寅功不可没。

其次是对列强的不妥协。这当然是指康熙帝主导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这是中国与外国划定边界的第一个近代主权国家间的条约，对于近代以来的世界格局尤其是中国外交史、边界史有着重要的影响。

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向来缺乏平等的外交关系，多半是以“朝贡外交”为主，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奉为世界观。但当时世界外交格局已经基本确立，我们认为的“天朝上国”，在其他国家看来，就是一个与他们别无二致的“中国”。

因此，《中俄尼布楚条约》中，签约方是“中国”而不是“大清王朝”，而且签约方彼此摆出了平等的姿态，条约以满文、俄文与拉丁文三种文字写成，界碑上同时以汉文、满文、俄文和拉丁文标识。尤其在勘界等问题上，无论是中方还是俄方，都表示出了缔约的诚意。更重要在于，在中方代表团中，还有一位叫徐日升（Thomas Pereira）的葡萄牙人，他担任拉丁文翻译，同时也为中国代表团提供必要的国际法顾问，这在之前的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当然，这与康熙帝本身愿意“睁眼看世界”的世界观密不可分。在皇宫大内中，被封为“光禄大夫”的传教士汤若望、担任工部侍郎的比利时人南怀仁与圆明园设计师、意大利人郎世宁等等，都是康熙帝的近臣好友。被这样的“朋友圈”包围，康熙帝在处理国际问题时，自然比清朝诸帝要高明许多。

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千古一帝”的并不多，笔者以为康熙帝理应算一个，而且应当算最重要的那一位。因为他留下的政治遗产，在今日来看，亦不过时，而且颇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