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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文体与“时代观”

阅读、梳理2017年的短篇小说，让人油然想到近年来关于“大时代”与“小时代”问题的争鸣。有人认为我们正置身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时代，文艺应该表现出这个大时代的广度和深度来；有人则以为这个时代也有小的一面，无数人的小时代就构成了大时代。文学中的“时代”问题，既是一个创作实践问题，也是一个思想理论问题。短篇小说是一种小文体，但它同样要表现出社会人生之大来，作家的时代观与短篇小说的这种“小”和“大”息息相关。这是一种困难的探索和研究。

众所周知，莫言的时代观、社会观是复杂的，他很少完整地表达对时代的看法，但他却从人的角度，表达了自己的时代观：“我曾经说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实际上我是一个观察人、研究人，包括观察我自己、研究我自己的人。只有理解了别人才能理解自己；当然，也只有理解自己，才能更好地理解别人。而小说从根本上说写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不过更错综复杂。”这就是说，表现时代首先要写出人物、写出人际关系，写好人物是写好时代的基础。2017年莫言重现文坛，奉献了两篇短篇小说。在赓续民间立场、荒诞写法的基础上，更强化了小说的现实感和社会性，体现了1950年代作家的思想风貌和批判立场。《故乡人事》由三个短章组成，刻画了数位人物，但人物背后却有着深广的社会背景。《地主的眼神》描写了一位被冤枉、被管制，精明能干但未必善良的地主孙敬贤的形象。《斗士》刻画了两位好斗的人物，信奉阶级斗争的老支书方明德，贫困命贱而破罐子破摔的恶人武功。《左镰》塑造了一位学习好、会干活，因偶然事件失掉右手、又因成分不好而终身潦倒的田奎的悲剧形象。小说以“我”为视角，展现了不同时代农村的阶级斗争、人际关系、农民命运、日常生活，力透纸背、发人深思。而范小青对当下时代有着深切的感受和反思，她说：“当下正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时代，却是一个作家创作的好时代。说不清道不明意味着你可以从各种角度去诠释这个时代。”“作为一个写作者，非常需要在这个时代有所警醒。”近年来，她始终关注和探索着现代社会人的身份焦虑、即人的异化问题。《千姿园》中两家房屋中介公司，都有一个王伟，他们的个人信息、联系客户等，竟然一模一样，引出了一连串喜剧和闹剧，表现了现代社会对人的“格式化”。《你的位子在哪里》是一篇难得的喜剧小说，写的是官场会议中的“替会”现象，揭示了官场游戏规则中严重的形式主义，所带来的弄虚作假、以假当真、人格消弭的政治生态。青年作家杨遥说：“现实就是如此荒诞、诡异，像八卦中的阴阳鱼游来游去，一种巨大的虚无和无聊淹没了我。我怀疑生活哪来的那么多意义，哪来那么多伟大可歌可泣的事情，其实每个人就像花草树木一样，渴望阳光、雨露，春天发芽，秋天枯亡，因为品种的不同，又摇曳千姿、各有百态。”这种时代观是作家在现实生活中形成的，同时受到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想的影响，它深切地体现在作家的新作《补天余》中，小说描述了“我”——一位从底层调到省城、业余玩奇石的年轻教师，王二——一个不务正业、期望贩卖奇石致富、但最终一事无成的普通农民。小说中的社会、人生真正逼近了那种细微、琐碎、世俗的境地，但在这种真切的写实中，又呈现出一种诡异、荒诞的真相来。

短篇小说中的时代感，可以清晰、强烈，也可以模糊、薄弱。这是由作家的时代观和一篇作品的审美要求决定的。但历史是由一个一个时代的交错、衔接构成的，作家需要对每个时代作出自己的判断、表现。在2017年的短篇小说中，出现了不少描述历史特别是“文革”历史的作品。譬如何立伟《昔有少年》，描绘了一群年幼无知的少年的野生野长和性意识的萌芽；肖克凡《天堂来客》，展现了天津大杂院底层市民之间，猜疑、暗斗、背叛、殉情等种种令人震惊的矛盾纠葛。这些作品对时代的把握是精准、深刻的。表现当下时代的生活，往往比表现历史生活更有难度。因为现实社会是变动不居的，而人们对当下时代生活的看法总是纷杂不一。这就更需要作家有一种深邃的洞察力和高超的艺术表现力。刘庆邦是一位出色的短篇小说作家，他往往能在精短的篇幅中，表现广阔的社会生活和结实的人物形象。他的《英哥四幕》，写的是乡村的戏剧文化对一代一代农民的深刻影响，以戏剧《秦香莲》的四幕戏为引子，牵出了宋楼村爷爷宋国成、父亲宋景辉、孙子宋阳三代人的婚姻、爱情和家庭生活。如果说传统戏剧中的道德、伦理，化解了爷爷、父亲的婚姻危机的话，那么在新一代的宋阳身上，传统文化已经完全失效。小说结构巧妙、人物突出、内涵丰盈，把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同时代的农村文化和风俗都表现了出来。现在一些年轻作家在揭示时代生活奥秘方面，也作出了可贵的探索。刘汀的《速记员》，写了被社会忽略的速记公司和速记员，以及同掌握话语权的文化体制以及上层人物的复杂关系。那些大大小小的速记员生活在社会底层，没有任何话语权，但他们通过巧妙修改各种会议发言中的“关键词”，改变着上层人物的声音乃至他们的命运，同时影响、扰乱着社会的运行和秩序。作品借鉴了一些侦探小说的写法，故事新颖、思想敏锐，读来启人心智。

当下社会究竟是大时代、还是小时代？其判断和认识，取决于作家的生活阅历和思想视野。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剧烈而深刻的社会转型期，它无疑是一个大时代，但正如宏观世界中有微观世界，物质世界之外有精神世界。退到后一种世界，就是一种小时代。但在不少年轻作家那里，小时代变成了自我圈子、杯水风波。

置身在“大时代”浪潮中

近年来，狄更斯长篇小说《双城记》中的开头一段，在文坛上颇为流行：“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部现实主义经典作品创作于1859年，表现的是英国和法国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狂风暴雨般的社会生活，狄更斯用他的如椽之笔，一开篇就坦露了他充满困惑和矛盾的时代观。想不到却同今天的中国作家发生了心灵共鸣。当下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和社会向现代工业科技文明和社会的蜕变，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等所有领域，是古老中国的再造与新生。它与19世纪之交的欧洲社会变革，虽然性质不同，但都处于历史转折的节点上，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艰难与阵痛。两个时代都是沧海桑田般的大时代。对置身于大时代的中国作家来说，坦率讲，还难以提出并表现出那种有关国家、民族乃至人类的大课题。但越来越多的作家正走近它、深入它，认识并表现出了它的宏大、深刻、复杂。

当下的短篇小说，在表现不同题材、领域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态势。描写乡村和农民生活、地域特色和文化生活，倒往往表现出大时代特征；而表现城市、官场题材生活，则常常呈现出小时代特点。但也有一些作家能够突破题材的局限，显示出一种大时代神韵。

乡村小说创作，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衰微，由文学的主流变为支流。但作为一种具有深厚传统的文学潮流，依然时有佳作，且有再度活跃的迹象。譬如夏鲁平《吃喜儿》写乡村愈演愈烈的攀比风，曹多勇《盖楼记》写因盖楼引起的家庭不和，都表现了农村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譬如李云雷《我们去看彩虹吧》塑造了一位命运坎坷、怀揣理想、不断打拼的农村姑娘小锐的奋斗者形象；钱静《显微镜》刻画了两位在孤独中寻找人生道路的探寻者形象。都揭橥了现实农村青年一代的生存与精神状态。譬如余同友《雾月的灰马》写城市以及城市人对农民的盘剥与排挤，那匹由城到乡、在乡村被汽车撞伤的灰马，象征了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命运。雷默《祖先与小丑》以“我”为叙事人，叙述了父亲的死、儿子的生，以及日常生活中渗透的乡村伦理、人世亲情，意在发掘乡村社会那种看不见的传统文化。譬如陈玺的《一抹烟尘》，再现了旧时代长工与地主的生活和关系，描绘了长工栓栓与村姑晴儿纯朴而真挚的爱情悲剧，让人们看到了传统乡村的古老、贫困以及底层农民执着、深沉的精神情感。这些作品题材并不大，人物很平凡，但却有着广阔的社会背景，淳厚的审美意境，因此依然有着某种大时代特色。

在2017年的短篇小说中，有两篇格外值得关注。朱辉的《七层宝塔》，书写的是乡村变为城镇、农民成为新城市人之后，城镇社会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居民之间紧张的人际关系以及他们精神情感的震荡。小说尖锐地提出了乡村社会和文化还要不要保留、如何保留的问题？传统农民能不能、怎样能成为现代城市人的问题？值得全社会思考。莫言的《天下太平》，再一次以孩子的行动和视角，展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各种各样的农民和公家人形象。小说的主要情节，是留守儿童小奥被外村人捕捉的老鳖咬住手指到获得解救的整个过程。这一情节有点滑稽、荒诞，但却巧妙地贯穿了众多的情节、细节、环境、人物。作家揭示了改革发展中的农村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危机，启迪人们去关注、思考、变革。一个短篇小说能容纳这样丰富的内容和思想，在当下的创作中并不多见。

地域题材小说常常混杂在乡村题材小说中，但它其实有自己的表现领地和审美特征。在2017年短篇小说中，读者看到了多篇优秀地域题材小说。阿成《你方唱罢我登场》，用老到的笔墨刻画了哈尔滨“道外”北三道街的街头一景：一帮老人老阿、范爷、西人、老五、学者等，在茶博士的茶摊上边喝茶、边谈古论今、下棋唱戏，潇洒快活、乐天知命。但城市改造正在大规模推进，茶摊、商铺都将拆迁、消失。小说表现了古老街巷与地域风俗在现代化浪潮中的脆弱、无力。郭宏冰《大师》描绘的是小镇图画，老旧的理发店，传说中的金剃刀，手艺高超但默默无闻的剃头匠王师傅。但剃头作为一种传统手艺，正在现代社会中消失。李进祥《奶奶活成孙女了》写的是西北农村少数民族家庭的独特风情，这里生活古朴、家庭和睦、老人长寿、儿孙孝敬，显示了偏远乡村生活美好、温馨的一面。

城市题材与官场题材小说，容易受故事情节的限制，而被写小，但在一些成熟作家的手里，同样可以表现出大时代的某些方面来。付秀莹的《那边》，描述了从芳村一路奋斗到京城的小裳，做了富人老边的小三，身居豪宅中的精神情感活动。这样的情节极易写成小时代式的作品。但作家自然地穿插了主人公的人生经历、爱情故事、校园苦读等生活情景，展现了一个年轻女性在情感、欲望、理想之间的矛盾与选择，使作品具有了丰富的时代内涵。赵欣的《透析》，刻画了一个下台官员吴世雄，沦落世俗生活后的重新做人、艰苦打拼，折射出人世的艰难，人与人之间的关爱。邵丽的《蒋近鲁的艺术人生》，塑造了一位极具个性的县委书记蒋近鲁的独特形象。这样的官员是官场里的异数，但又能够叱咤风云，我们需要思考和追问的是，什么样的政治机制和文化土壤，孕育了这种非典型官员？如上几篇小说都是着力书写人物的，人物站立起来了，小说自然就有了丰厚的时代蕴含。

“大时代”与“小时代”的纠缠

“大时代”与“小时代”之间，有一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小时代这一概念，应该说有两种内涵。第一种内涵指的是，它是与宏观世界相对应的微观世界，物质形态之外的精神形态，社会生活之内的个体生活等。现代哲学思想和文学思想，已经打破了唯物主义理论和现实主义创作的藩篱，开拓出了崭新的精神世界、微观世界乃至非理性世界，并在文学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宏观与微观、物质与精神、社会与个体，本是紧密相依、息息相通的。大时代中有小时代，小时代里也有大时代。如同现代物理学中量子力学所证实的，物质中的两个以上的粒子，在同一系统中可以形成一种纠缠状态，在无限远的距离下实现瞬间互动。

小时代的第二种内涵指的是，现代人无力应对外面的宏大世界，难以解释关于政治、文化、道德等方面的现实问题，于是退回到个人的世俗生活和情感生活中，退回到自我的精神心理世界中，自行封闭、自己折腾，“螺蛳壳里做道场”，把这样的生活视为小时代。这种小时代与大时代是隔绝的，它虽然也能折射出一些社会的、时代的、生命的光影，但却十分有限。它更主要的是一种个人习俗、情趣、欲望等。譬如那种琐碎的物质生活，譬如那种矫情的爱情方式等。郭敬明的《小时代》中，那些年轻人的爱情和成长故事，就具有这样的特点。80年前，鲁迅就批评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所感觉的范围颇为狭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大世界。”“从率直的读者看来，就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今天的一些年轻作家，再一次堕入了“小我”的泥沼里。

短篇小说书写城市题材，自然不能为了体现大时代而贪大求全，但它可以通过“小事件大背景”的表现方法，折射出大时代的某些本质和特征来。在2017年的短篇小说中，可以看到作家在这方面的艺术探索。哲贵的《每条河流的方向与源头》，写的是一个职业女性——吴旖旎的人生探寻历程，小说一方面表现了一个名门之后的教养与风采，另一方面又揭示了作为个体生命的精神世界中的冲突。作为出色的电视主持人，代表了她的自我；作为成功商人的情人，又显示着她的本我；作为无师自通、出手不凡的业余画家，又象征了她的超我。她在自我、本我和超我中探索、挣扎、升华，充分表现了一个现代人精神世界和潜意识世界里的汹涌波涛。作家显然研习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张惠雯《梦中的夏天》，写了两位赴美年轻人“梦想”的破灭。“我”厌倦了国内大学工作的疲惫、虚伪，前往美国大学实验室从事研究；“她”在国内银行前景美好，却因爱情失败逃匿美国，期望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但他们的人生“梦想”渐渐破碎。小说表现的是现代人理想的虚幻、人生的荒诞。苏童的《玛多娜生意》，精心刻画了一个业余诗人、美术设计师庞德，在经商中耽于幻想、在爱情上自由放浪，最终落得一败涂地的狂妄者形象，表现出作家鲜明的反讽态度和批判意识。

在短篇小说中，表现城市底层人物的作品，显得更为开阔、丰富，更具有时代特色。张怡微的《过房》写了城市一位小职员悲苦的一生，虽然平庸、贫困、孤单，但他深切体验到了被亲人关爱的幸福、他关爱亲人的快乐，显示了城市底层人物一种超然的人生境界。汤成难的《搬家》从作家“我”的角度写农民工李城；农民工纯朴、乐观、向往理想的性格和精神，深深感染和影响了作家，使作家走出生活的阴影，变得坚强起来。张翎近年来的短篇小说创作十分活跃，她的作品内涵丰富、人物突出、语言锐利，真正切入了城市社会的纵深之处。《都市猫语》写了一男一女两位城市打工者，同居一屋发生的种种故事。一位是年轻的出租车司机茂盛，另一位是洗脚女兼卖身的农村姑娘小芬。他们身上有粗俗、有算计、有欲望，但更有善良、爱心、义气、自尊。从他们身上，看到的是现代城市底层的沉重与艰难。作家的另一篇作品《心想事成》，写的则是公司女白领在工作重压下的人生挫折，在夸张的喜剧情节中，让人感受到了上层社会生活的别一种沉重与艰难。人物是现实生活的主体，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写好各种人物，就写出了大时代的气象和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