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2017年的《民族文学》杂志一如既往，为散文保留了充足的篇幅，全年12期中有11期都设置了专门的“散文”栏目。此外，还在“卷首语”、“本刊新人”、“中国报告”征文、“多民族作家陵水行”、“贺州多民族作家”、“迎接党的十九大”、“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辽宁行”等常设栏目和临时专辑中，容纳了部分散文作品。盘点起来，一年间共有25个民族的70余位作者从《民族文学》上发表了超过80篇的散文新作。并且，这80多篇散文里的绝大多数，都出自少数民族作者之手，题材也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生活和文化直接相关。

明确标示作者的民族身份，推重民族题材和民族风格的作品，这是《民族文学》一贯的特色。惟因如此，即便是同一篇作品，登载在《民族文学》的版面上和排印在其他书刊册页中，展示出的文本气象和文脉背景也会多少有所不同。《民族文学》着力凸显民族大家庭格局的编刊通例，为每一篇作品生发所自、依托所在的独特民族文化景深，都提供了同等清晰、同等深切的表现机会。换到读者的角度来看，这就使得作品深植其中的民族文化土壤和作品自身构造中的民族精神的肌理和根系，比在别处更容易明辨、更见完整鲜活。甚至连汉族作家的作品，一经亮相在《民族文学》，也自然会带上一层从多民族文化的丰富谱系中映衬出来的特殊光晕和特殊神采。

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文学”不仅仅是一个刊名，更是一个主题、一种氛围、一片场域。它贯通、弥漫、延展在文学创作、文学传播和文学接受的各环节，烘托、强化着具体的文本与特定的民族文化元素之间的关联，召唤着尊重和正视这一关联的阐释、理解与评价作品的合理方式。尤其是作为《民族文学》主刊的汉语版，对于包括汉语在内的各民族文化精神和生活经验向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学话语形态的持续转化、不断提升和全面汇聚，更具无可替代的平台支撑作用。

正像阿来在2017年第8期《民族文学》的“卷首语”《母语与汉语》中所说：“随着社会的变化，社会现实变得越来越复杂，每一种经验和表达不可能都靠一种语言来创造。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从别的语言当中借用一些东西，或者从别的语言中获得表达和命名事物的启发，使自己的语言越来越丰富，同时，我们也通过翻译将自己语言当中特别好的修辞和经验传递到别的语言当中。”“每一种语言当中都包含着自己独特的经验，甚至是独特的价值观。这种经验和价值观，即便变成另外一种语言也不会丢失。有人说只要用汉语写作，就是对汉语的简单的归化。我不这样认为。少数民族作家参与汉语写作，既扩张了汉语的表达功能，又带来了新的价值观、新的感受。这种感受，这种异质的审美，改造和丰富了汉语的面貌。”在语言世界里，真正深刻的对立差异和辩证转化，永远是发生在规范化、书面化、普遍化的书面表达和具体化、生活化、个别化的经验言说之间。书面形态的汉语文学写作，无论是相对于少数民族语言，还是相对于汉语本身，都属公共性质的话语规约范式。要进入其中，不分哪个民族，所有的写作者都同样得经历克服、提炼和重构自己日常生活经验中的语言感受和语言习惯的过程。

而这一过程，在以往流行的很多说法里，常被有意无意地模糊和曲解成朝向汉语的片面归化。阿来的这番话，凝聚着他长期穿行于母语写作和汉语写作的切身体会，第一次这么透彻地揭示了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完全可能在写作实践中达成交互共生效应的道理。如果再延伸一步，那么，还应该承认：尽管汉语书面文学已经历史地确立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学共同体形式，但这一文学共同体最初的成型和后续的发展，都建立在包括汉族和汉语在内的各民族生活语言和生活经验合力构筑的基础上，各民族的生活语言、生活经验和文学写作，也因此获得了超出各自原生范畴的审美力量和社会价值。反过来讲，是否能够以及具体在多大程度和哪些层面上对中华民族的文学共同体有所补足、有所增益、有所拓展？这正是今天我们在民族文化的景深中看待和评价散文等各体文学的创作个案和潮流倾向时，应当秉持的基本尺度。

二

追溯往昔、回望乡土，从时间和空间双重维度返归原点、寻根忆旧，是中华散文自古及今长盛不衰的一脉传统。2017年《民族文学》刊出的散文，篇目数量的最高比重也恰好落在这里。浓郁的民族风情和独特的地方乡俗，一向给少数民族作者写的这类散文带来一种易受读者瞩目的优势。衍生自古老史传的写实品格和叙事基因，不仅仍然有力地约束着当今散文创作的生发机制，而且也同样有力地影响和支配着今天的读者在面对散文时，总是把更多的期待不由自主地集中于增长见闻、获取知识。在汉语文化情境中，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和人文风貌，越是偏远古旧，就越显得富于新知奇闻色彩。

这种把散文仅仅当成新知书或异闻录的写作和阅读方式，虽然带着强大的历史惯性，但实质上已经严重地落伍。近现代文学史上业已完成的文体分蘖和更开阔范围内的社会文化分工的持续细化，早把散文从“拼知识”、“拼见闻”的老路上剥离了出来。特别是在人人皆备自媒体、信息播撒全天候的当前，安顿在文学田园里专营或兼营散文的写作者，谁都无法再独占发现和传布某种知识、见闻的先机，更无法仅通过文学书写来证明自己是掌握这些知识和见闻的可靠权威。当传布一种知识和见闻的可靠性难以确保之时，这种传布方式本身的意义和价值也就濒临耗散殆尽之际。换句话说，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已将如今的文学写作推移出了直接指涉客观的话语场，过去在这一话语场中长驻久扎的散文，现在必须带着自己与生俱来的写实品格和叙事基因，转移到主客观交界的边际经验和边际话语地带重新立足。站稳自己能站住的位置，管起自己能管住的地盘，然后才会有活路、有活力，对任何一种文体、任何一类话语方式，这都是在变局中长葆生机的不变之道。

立足在主客观交界经验中的散文写作，显露在语篇情态上的突出特点，是叙述、刻画和思悟三重笔墨的穿插糅合，哪一重笔墨都避免过分浓稠、过分绵密，都只在相互引导和相互激发中绽露自己的一线光彩。这样的作品，给读者留下的感觉既不是单摆浮搁的讲故事、传异闻或谈理念，又不是生贴硬捏在某个标签式主题词之下的几个事件、几样风物和几点想法的组合套装，而是贯穿、牵连、渗透于一系列事态、物态和意态之中的一种整体经验，其中有叙述和刻画造成的对于特定的事与物的客观感知，也有从思辨、体悟中展开的主观意识，但这些事、物、意的呈现，都只到能够触发出相互关联的一种主客观体验的程度为止，并不需要尽显全程、全貌和整体，因而都只能算是它们各自的一种片断化和瞬时化样态。

只有在这样的作品中，结构而不是内容才能提升为重心。因为一系列事态、物态、意态的剪裁取舍和经验化整合，都由它们在作品中的出现顺序和彼此交织的结构安排所决定。一定的结构对应着一定的作品形态和作品蕴涵。借用常与这类寻根忆旧的散文紧密相关的一个熟词——“乡愁”，或许可以说，轮到今天的散文来承载和表现的乡愁，必须是新的，而所谓新，并不在事物、景物、风物和人物心情单方面孤立的新，而在所有这些方面协同触发的一种共感、共振、共鸣之新。这样的新乡愁，在《民族文学》2017年推出的若干散文作品中已展露分明。

苗族作家句芒云路的《在苗巫的大地上》以逾万字的篇幅和扇屏式的框架，描摹民间禁忌，重温母爱亲情，穿梭递进的流畅叙述和细腻刻画中散满繁星似的点点省思，但始终都保持着止于审美体悟、不作理性妄断的节制。布朗族作家李俊玲的《故土之上》，在记述随父回乡祭祖探亲的叙事链上，横截出乡居旧景消逝、故土习俗衰微的一幅幅断面，连缀起一个山村的三代人满怀“后进民族对于知识的渴盼、对于文明的向往”，步步前行而又步步回头的心路历程。壮族作家陆祥红的《寒冬里的那场大火》篇制不长，载重却大，从回眸聚焦三十多年前大火毁家、举村相助的一桩亲历往事的情境再现式的追忆中，为愈是远去而愈见其宝贵的旧时光里的乡情民风和庭训家教，谱写了一支赞歌和挽歌迭唱的招魂曲。满族前辈作家赵大年的《鹿回头》，洗练疏简，以轻搏重，与《寒冬里的那场大火》有异曲同工的韵致，表面上似乎只是在“想当年”，实质上更着意于“看今朝”。从它抚今追昔的漫话中，不难感触到一层引而未发的深义：勤俭持家在公德和私德领域同步并行的去而复返、退而复兴，并不仅是世风流转的一种现象，更是社会价值抉择和文化力量博弈的一个结果。

三

生态书写，在近年汉语散文创作中，已成蔚为大观的一股潮流。跨出汉语文学和中国文学的疆域，向外寻访，与我们眼前的生态散文相似的写作形式并不鲜见。不过，用散文来表达生态主题，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深描细画，固然是必需必备，但最关键之处，还是应该放在锤炼作品中想要和读者分享什么样的生态观这一点上。只有在这一点上严加斟酌、妥为处理，我们从当下出发的散文写作，才能真正成为对得住和担得起实际生态问题的、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写作。否则，我们的这类写作就完全可以被过去和远方早已存在的某些文本代替。能否提出一种富有现实针对性的生态观，恰似一条红线，把散文世界里从传统中沿袭下来的乡愁书写，和直击当代现实的生态书写，彻底区隔开来。

依此纵观，2017年《民族文学》的生态散文类作品中，蒙古族著名作家鲍尔吉·原野的《土离我们还有多远》、裕固族作家铁穆尔的《这些古松应该如何生活》、侗族作家龙章辉的《进山遇到神》，都各有较为独到的可观之处。其中，《土离我们还有多远》进一步延续了作者坚持多年的长调式写作，以舒缓的敷陈、精细的描绘、沉静的参悟，从容演绎循着与大自然的微妙律动相随相应的专注而散淡的生活作派。《这些古松应该如何生活》素朴无华，以选摘、拼接牧人写作者车凌敦多布的笔记、日记、书信及他跟朋友A·杰奇互通的手机短信的奇特形式而成篇，在看似零散、粗砺的句段中，原汁原味地展现了绵延辗转于寒暑轮回、昼夜更迭之间的草原人与城市客生龙活虎而又温存细腻精气神。笔法和结构都极像小说的《进山遇到神》，则经由深居乌鸡山的老玉既以打猎为生、也以打猎为能和为趣的大半辈子故事，把护生惜命的仁心慈念人人皆有、处处皆在的信念，欲扬先抑、反中见正地标举到了逸出梅山文化的巫祝底色和地域边界的高度。

灵动、诚挚的笔触，足以让亘古不绝的乡愁书写永远不老，让总是迫在近前的生态问题时时翻新，但从期待挑战性和开拓性的创作实验的角度着眼，想必任何一位作者和读者，都不甘愿自己正面对的一篇作品充其量只配严丝合缝地落入某种确定的套路或模式，而绝无在新的方向上和新的可能中释放活力和求得理解的可能。《民族文学》2017年度作品队列里的如下散文篇目，或多或少地迸发着一股试图冲击通行套路、突破固化模式的锐气。

这之中，藏族作家雍措的《凹村纪实》最值得关注。与雍措本人在同年另一期《民族文学》上发表的《月亮村的记忆》相比，《凹村纪实》也明显更胜一筹。《凹村纪实》的三题中，尤以第一题《朵嘎》的构制最为精湛：一部电话，一位不起眼的乡亲，一次次飞越在家乡和“我”所居城市之间的拉家常、谈琐事的电话长聊，连接起藏区农村物质生活条件与时俱进的全方位改善所成就的“今”和滞留在“我”记忆中的故乡生活场景的“昔”，也连接起同一时代里分隔在差异日益加深的两个生活空间和两个社会阶层的旧乡邻。《朵嘎》的框架和细节，既浑然天成似地爽利，又匠心十足地含蓄。很多意思和情绪，它明明没有说透，但又确确实实地充溢在字里行间，迎接着读者，等待着感应。这证明它的整个文本已成了一种能够吸引读者投入自我储备、接续创造进程的知情意的激发装置。

回族作家阿慧的《大地的云朵》，虽从“中国报告”征文栏目登场，其外在的面目——第一人称视角覆盖始终、作者本色之“我”的叙述腔调和意识活动牢牢掌控文中一切，却显然可以让我们毫不犹豫地把它归作散文。这篇两万多字的作品，论形式和内容上的体量，都称得起是2017年《民族文学》散文方面的压卷之作。通读全文，看得出这是一篇与寻常浮光掠影、走马观花的采风游记截然不同的实打实的“深扎”报告。在近年机械化采棉普及之前，每逢秋冬时节内地数十万农民赴新疆从事采棉劳动的现象，早经视像艺术和新闻纪实多番关注。对此，文学写作又能有怎样独辟蹊径的深入把握？《大地的云朵》所作的回答是：把焦点对准一个个拾棉工，由点及面、由今溯往，从近距离共处交谈的见闻观感与直录或转陈的人物自述两相交迭的脉络中，舒展开细致轨迹各有不同、酸甜苦辣风雨兼程的总体况味却如出一辙的平凡人生画卷。浓缩《大地的云朵》的读后感触，得到的是小人物苦乐相和、悲欣交集的血汗泪水。它们远没有河海那么深广、山川那么壮美，但至少在文学的天地里，它们绝非微不足道的无聊琐屑。和许多VIP人物的丰功伟业一样，这些俗世凡人的心血汗泪也在真切地折射着、有力地支撑着大时代的繁荣和全社会的进步。

同是以写人为经、以写时代和社会为纬的篇什中，布依族作家悟空的《离妈妈最远的孩子（外二篇）》中的《父亲的谦虚》、畲族作家朝颜的《逃离》、回族作家马慧娟的《雨在天堂》，也都别具一格。在血缘至亲、乡邦族群的不同情境中，它们对家庭和村落素常生活的世代差异、伦理歧变、人性纠结，给予了饱含温情、善意和悲悯的观照与表现。文中投注的笔墨情思浓淡不一、力度深度各异，但都没有陷入以简单化的道德裁判封顶、用标签化的价值评价盖棺的滥调俗套。瑶族作家纪尘的《冬天，在百万人的村庄》，把这类散文的选材扩大到了域外。作者旅居德国的亲身经历被纳入作品，用以构成属于“别人”的欧洲文化和属于“自己”的瑶乡文化在实感和忆念中交叠并置的繁复背景，进而为寻索个人当下生存的精神依据的文思理路，衬托出更紧绷、更错杂的张力。

借有限的篇幅和时间，在通盘细读和再三慎思之后，匆促归结2017全年《民族文学》奉献给读者的80余篇散文艺术品质和社会意义上的得失，明知疏漏难免，却又不能不确凿断言。因为创作实践虽向来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个中甘苦越是精微之处就越是不足为外人道、也不必由外人道，但理论批评若真想尽到为有高远追求的创作推波助澜之责，首先就得远避“以己昏昏使人昭昭”的误区，保证自身的澄澈透亮。至于创作者，在参考过理论批评以后重返创作一线时，当然还是要拿得起、放得下，轻装上阵，抱虚而进。诚望来年《民族文学》的散文作者群继续深耕广拓、收获累累，为中华文学共同体增添更多从各民族绚丽悠远的历史文化景深中而来的精品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