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回顾2017年文学创作，各文学门类依旧纷繁活跃。通过丰沛的题材与多元的视角，文学映照生活，拥抱时代。当小说在广阔的社会生活和激烈的矛盾中揭示时代与人性，报告文学以鸿篇巨制书写社会发展的铿锵足音，诗歌在极致的形式中呼唤精神探寻，散文似乎总是因其平淡、沉缓的特质始终处于“难以被言说”的角落。

充满社会鼓噪性的“大文化散文”热早已降温，全民参与博客散文写作的高潮也逐渐退去，尤其在读者越来越贪恋“故事”的语境中，散文创作似乎归于平静。但实际上，散文依旧暗涌波澜，建立起了家国时代与个体微小生活之间结实的连接。

近年来，不少作家的散文作品备受关注，他们细致观察并记录生活，有对自然的切身感悟，对人文的深入体察，对自我的追问求索，对传统风物的深情回眸……这些书写地缘文化、描绘生命情态的散文作品，是中国故事最坚实的文学源地，也是新时代下乡土情怀的现实回响。

写作观念回归，心安处是吾乡

评论家王兆胜认为，2017年散文有不少闪光点和亮色，其中最突出的是“回归生活常态”和“守住人生本真”。以此看来，许多作家正是因为心存对地方故土的热忱，才能于生活中汲取文学养料，书写最为真实而动人的生命之歌。

河南作家唐兴顺的散文集《山中人语声》描绘了太行山区的乡土风俗、人情世故和山水景观。作品不仅呈现了当代中原地区人文生态的新动向，更赋予县乡众多普通人物以文化意义和价值尊重，温厚而诗意的写实风格显示出独特的美学追求。

贵州作家陈丹玲的散文集《村庄旁边的补白》以武陵山脉主峰梵净山为地理坐标，通过寻访印江的历史人文、生活样貌以及命运轨迹，将笔触深入新时期的土家族、苗族，他们游离于坚守与放弃、出走与回归间的复杂情感在作者笔下成为了一个地方时代悲喜的铭记。

同为壮族作家，罗南与黄少崇的散文集展开了民族历史与现实的对话。罗南的《穿过圩场》通过细致敏锐的笔触，塑造了鲜活的人物形象，再现出具有浓郁壮乡特色的山川景色、民族文化和乡土人事，文字中缠绕着作者对故乡的人们挥之不去的悲悯情结和温暖记忆。黄少崇的《在母语中死去》被一致认为“具有民族性与思辨性”，作者描写了在城乡一体化步伐日益加快、民族文化同质化的背景下，关于壮族原生态的民情风俗的回忆，反映了民族物质生活与精神风貌的丰富内涵。

浙江作家赖赛飞生长于海边，倾注于笔端的是与波涛共舞、伴潮汐涨退的自由海岛生活。她的散文集《被浪花终日亲吻》以海洋渔文化为主题，从文化形成的角度审视家乡海洋渔文化的精神内涵，诠释生态联系和深层美学意义，是海洋文学创作的一次创新实践。

这些作家在各自的文学沃土辛勤地耕耘着，作品没有空洞的哲理，泛滥的抒情，而是专注于生活，专注于身边琐事。“散文创作目光向下，注重内在与深化，实际上代表着一种新趋向，即散文写作观念的回归。”王兆胜说。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表示，每个地方都有深厚悠久的文化传统，有其自成一体的文脉。着眼于立足之地的扎实而踏实的写作者能够获得精神上的自足性，这是古典传统里十分值得珍视的成分，对作家来说也最难能可贵。吾土吾乡是作家的心灵依托，是写作的起点、情感的终点。

“小”人事中有“大”时代

“面对新时代新现实，越过事象透视时代精神，调用各种艺术手段讲好中国故事，成为中国作家不约而同的追求，现实题材文学创作在强势进取中成为文学主潮，中国故事的独到讲述成为主旋律”，评论家长白烨认为，一种新的创作主潮正在涌动。如何把现实转化成一种文学品质，成为文学的内在力量，是新时代下深化文学创作的重要问题。

对于时代的书写与记录，主题鲜明、故事性强的报告文学似乎是最为直观的呈现方式。相较而言，散文虽然体量不大，但凸显的是个体在时代中鲜活而切实的感受。王兆胜指出，“小”是2017年散文写作的另一关键词。他说：“不以理念写作，不好高骛远，不作玄想奇思，而是紧紧贴近日常生活，贴近自然大地，关注那些在我们身边的细小微末事物。” 而这样的写作是否会不够开阔甚至流于平庸？王兆胜并不认同：“散文并不因取材的日常生活化，也不因选材之小而降低境界和品位。相反，却能以小见大、知微见著、颇多心会。”

回族作家阿慧的纪实散文《大地的云朵》是其散文集《月光淋湿回家的路》其中一篇，作品真实地记录了新疆拾棉工的生存实况，写出了农民工在当下社会经济格局中的艰难生活与美好追求。阿慧的散文视野开阔，对大量现实素材的摄取使她的作品在朴实中跳跃着时代的脉动。她说：“行走和体验是创作的活水。我希望通过散文写作，用真情触摸民众的根脉，用心灵感知草根的冷暖，用文字抵达灵魂的深处。”

好的散文甚至能够成为理解中国的一个虽小但极具普遍性的样本，陕西作家李育善的《惊蛰之后》就是这样一本散文集。他对中国农村在当下社会转型阶段的真实状况进行了判断与思考。在工作中考察社会节奏及民风之变，既有值得关注的社会焦灼点，也有发展的预见性。菏泽籍作家耿立的《消失的乡村》同样具有大格局的散文气韵，虽然写的是地方乡村，却体现了整体的民族精神状态。

江西作家冰耘的纪实散文集《我娘我心》歌颂母爱的伟大，反映了当下老百姓的生存状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呼唤与呐喊。江苏作家韩丽晴通过乡愁散文集《意思》，叙述了一种生活秩序、情感秩序。秩序里那种规律性的内在，随着乡村的消失迁移到当下人的生活中，得以重新建立并以新的方式延续。

对于贴近生活的现实主义散文创作，过于直接的真实是否会降低其文学性？面对这种担忧，专注于散文研究的评论家王冰认为：“文学价值主要是文学的审美价值。散文同其他门类的写作一样，在写真实的基础上也需要对于真实事件进行艺术处理。”

事实上，散文是作家观察和书写时代限制较少、较灵活自由的文学表现形式，暂且不论文学性的指摘与作品优秀与否的评判，写作中源于生活的点滴实则处处都是社会发展的缩影、思想动态的轨迹、时代变迁的印证。“忘却才是真正的告别”，对散文写作者来说，那些值得被记录的是印在心上的人事情感，更是永不消逝的故土。散文写作在日常生活里伴随时代同生共长，平静而充满活力地走向更远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