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些年来，短篇小说越来越迷恋日常化、微观化和内心化的叙事策略，精妙之作虽然不多，但也不乏一些有意味的作品。在我所读到的2017年短篇小说中，绝大多数都是立足于日常化的微观生活，并以人物的内心感受作为内驱力，努力揭示这个时代的人们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困惑、尴尬或无奈，呈现他们内心深处隐秘而繁复的精神镜像。这种微观化、内心化的叙事，虽然说不上有多么宏阔或深邃，但是在人物彼此的扯扯拽拽之间，凸现了诸多日常生活中极为丰饶的生存质感。迟子建的《最短的白日》只是叙述了一位肛肠科医生在外诊途中的一段乘车经历，但是，随着人物心绪的流动，我们终于看到，主人公看似光鲜的生活里，处处都不那么“走心”。苏童的《玛多娜生意》以一个旁观者“我”作为视角，叙述了有关庞德复杂而又混乱的日常生活。庞德是不拘一格的，也是虚浮不堪的，他想用自己的智慧“套路”时代，最终却被生活“套路”得无处安身。

毕飞宇的《两瓶酒》，看似叙述了两个并无血缘关系的家庭之中数十年的友情，但在故事的缝隙之中，“大侄子”无奈、尴尬而又困惑的生存心绪，一直萦绕在话语之中。范小青的《你的位置在哪里》和朱辉的《然后果然》都是借助错位的生存事件，揭示了人物在自我角色遭受颠覆之后的尴尬和困顿。钟求是的《街上的耳朵》从中年男子式其的内心出发，让一位并不相识的女性，勾连了他的命运轨迹。青年时期的式其，因为小巷深处飘然而来的一位陌生女性而失去了一只耳朵，以至于他从此之后不得不留着长发；中年之后的式其，又因为一次饭局上偶得的信息，决意去参加那位小巷女性的葬礼。由是，对方丈夫和式其之间，开始了饶有意味的心理搏击，它无关伦理，却直指尊严。

日常生活看似波澜不惊，但在它蕴藏了无数人性的可能状态和命运的不可把控，就像伊格尔顿所言：“日常生活就像瓦格纳的歌剧，错综复杂、深不可测、晦涩难懂。”在2017年的短篇中，像周李立的《骨头》和任晓雯的《别亦难》，都呈现了庸常生活背后血缘、亲情与人性的尖锐较量，无法迂回，也誓不妥协。与《骨头》等小说相反，晓苏的《父亲的相好》、张翎的《都市猫语》、次仁罗布的《强盗酒馆》、龙仁青的《唐僧肉》等短篇，则洋溢着某些人性的温情。这种温情，不是基于外在的怜悯或同情，而是源于人物内心深处的理解和抚慰。《父亲的相好》以一个晚辈的视角，叙述了父亲的婚外之情。从年轻时的轰轰烈烈，到后来的彼此牵挂，在“我”的视角中，父亲与李采之间的情感，早已超越了欲望，超越了功利，仿佛有着亲情般勾连。作者的用力之处在于，他呈现了一位甘于隐忍、内心宽广的父亲，也展示了一位坦荡而善良的女性。

当然，更多的小说还是着力表现日常生活伦理对于人们生存的冲撞。这种冲撞，无法让人抽身事外，也无法进行是非判断，人们只能置身其间，左奔右突，承受着内心的撕扯。譬如，叶兆言的《滞留于屋檐的雨滴》中，备受身世折磨的陆少林，虽手艺精深，但命运始终将他压在世俗的尘埃里。南翔的《檀香插》中，妻子对于丈夫的信任，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问讯撕开了深不可测的裂口。万玛才旦的《气球》围绕着生育与转世的冲突，使家庭氛围变得骤然紧张。这些小说所叙述的都是中国式的日常生活，它们在各种伦理的层层包裹中显得漫无头绪，也让每个人都不得不负重而活。

在2017年的短篇中，还有一些别具特质的作品。如双雪涛的《宽吻》，以寓言性的笔触，叙述了现代都市中人们的面具化生存景象。在日常生活中，大家都仿佛是一只只宽吻海豚，脸上永远保持着微笑的姿态，只有在夜深人静之时，他们才明白自己都是一群失去了方向感的存在。东君的《好快刀》则以志怪的手法，叙述了一个浑身长满鱼鳞皮的少年坎坷的人生和内心畸变的过程。

人是一种生物的存在，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的存在，“这一事实将对我们如何度过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英格利斯语）。当前的短篇小说创作，逐渐远离宏大的社会命题，回到微观化的日常生活内部，这或许不是一件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