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研究最基本的方法之一。在做田野调查之前，研究者首先要对自己的身份有一个认知。人类学研究十分重视田野调查中信息来源的合法性，提倡被访谈者应该拥有知情权。在实际访谈中，研究者首先应介绍自己的真实身份以及访谈的目的。如果被访者搞不明白你的身份，就会对你提出的各种问题产生抗拒，从而影响信息的真实性。那么，“我”应该如何介绍自己的真实身份，便成为研究者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实际操作中，我们会发现：真实的田野调查比书本上复杂得多。人类学学者常常根据被考察的社会或者社区，将田野调查分为简单田野调查和复杂田野调查。

简单田野，指的是人文环境较为简单、人际关系也较为简单的田野环境。这种田野环境往往是熟人社会。也就是说，一个社区或者族群的成员彼此相识，人与人的关系较为简单，普遍具有信任感。在这种环境下，作为外来的研究者，可以相对容易地进入到当地人的生活之中，并与之建立起一种相互信任的机制，使得当地人能够更容易理解“我”此行的目的。这样的田野调查做起来较为容易，因此被称为“简单田野调查”。

在简单田野调查中，在介绍身份时，面临较多的问题可能是由于语言不同，或者民族文化背景不同所导致的身份辨别以及认同上的困难。简单田野中的被研究者往往是处于弱势的一方，他们的知识背景和文化背景决定了他们并没有过多的话语权。这时，研究者需要遵守较强的职业伦理，有责任、有义务保护对方不受伤害。

复杂田野，常常指的是具有经济较发达、知识结构层次较多、人文环境复杂这些特征的田野环境。在复杂田野调查中，研究者往往面对的是一个充满陌生人的群体，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信任危机以及功利冲突。在复杂田野调查中，研究对象往往具有同等话语权和知识文化背景，使得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处于较为平等的境地，被研究者能够很好地保护自己，然而也对访谈的展开造成困扰。

在田野调查中，如果被访者对于研究者的来源环境一无所知或者并不了解的话，就必然存在一个身份认知偏差的问题。因为研究者在介绍自己时，用的每个词语对于被访者来说，都可能是一个陌生的词汇。那么，理解来访者的身份，就变成了被访者基于自己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之上的想象和猜测。比如，笔者在贵州苗寨考察时，当地百姓对笔者的身份猜测有：“记者”“游客”“可以给我钱的人”“可以给我盖房子的人”等等。在这些推测基础上，对话的内容也具有了选择性和针对性。当然，这种被想象的“身份”直接造成了访谈内容的不可靠性。这也是人类学家总是要求在考察地点待足够长的时间，从而将这种猜测变成习惯和了解，进而获取尽量接近于真实和现实信息的原因。

讲究被研究者的知情权，其实是人类学研究伦理的一部分。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尊重对方，彼此站在一个平等的角度对话。一般来说，人类学研究者来自于主流文化，而被研究者来自非主流社区。如果人类学研究者不讲研究伦理，非主流群体的声音往往是不被体现的。然而，有时由于语言差异或者文化差异，研究者在解释自己身份的时候往往遇到不被理解的情况，就需要研究者对于如何建立可沟通的身份通常有一个认知。

在实际的田野调查中，作为考察对象的社区通常分为主社区与次社区。主社区就是我们常说的此次调查的目的地，研究者的身份需要耐心地用对方可以理解的词语解释给他们听，以此增进互相之间的了解；或者在长期与当地人的接触中，用行为告诉当地民众自己的身份及此行的目的。这是在主社区访谈时建立可沟通身份通常采用的方式。

10多年前，笔者曾经为了考察黔东南苗族服饰，到了贵州西江千户苗寨。刚去时，当地人问笔者的职业，笔者告知他们“是做人类学研究的”，怕他们听不懂，想进一步解释时，他们竟然都点头说知道。一问方知，以前有个日本女人类学家在这里考察过一年，他们据此认识了人类学家的工作。他们带笔者“去看我想看的、讲我需要听的”——这就是此前人类学家打下的基础。

次社区主要作为主社区的参照。如在研究梭戛苗寨时，笔者还需要去同区域的其他民族社区看看，这是研究主社区的文化背景与参照。不过，这类考察并不需要去很多趟，可能就是走马观花式地了解这一带有哪些民族，他们的生活文化大致与苗族有什么区别。这时，因没有足够的客观条件去和当地民众解释自己的具体身份及详细目的，这时候建立可沟通的方式可用对方能理解的最简单的词语描述出来。如笔者在宁夏南部山区考察一个次社区村庄时，被当地村民围观。笔者告知他们自己的教师身份，大家很容易接受。如果去的是博士研究生或者硕士研究生，也可以直接介绍自己是一名大学生，大家就会很清晰地明白这个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