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中国结、大红福字、红鲤鱼等挂饰充满浓浓的年味。 资料图片

在我们所居住的沙漠小镇，居民大都是一些异乡人。远的都有一个遥远的内地老家，聊起天来总说四川、河南方言；近的也是临近镇子的。多年前，这个沙漠小镇是荒无人烟的。我们学校大院里的人，都是因为工作才来到了小镇。

小镇的人住得杂了，节日也过得丰富。春天里过了春节，过几天就到了开斋节，再过一阵子就是古尔邦节（那个年代，开斋节和古尔邦节在年初；根据历法，现在已经转到了夏末）。节日多了，沙漠小镇枯冷、遥远的氛围就多了一丝暖意和慰藉。这些节日里，对每个人都有影响的，就是会放长假的春节。

我小时候居住的教师大院里，很有一种“鸡犬之声相闻”的乡土味。大家虽然民族不同，但来往很是密切。我第一次看到包粽子，就是邻居纪老师的母亲从内地老家来探亲时见到的。正值端午节，她在门口摆了一张马扎，正在包粽子。人远离故乡的日子久了，对老家的礼数难免懈怠，老人来了，又帮着捡起来。看我好奇地看，老人顺手拿了一个粽子给我。我自小在汉族学校读书，过哈萨克族生活，这个粽子把我和汉族人的生活连起来，让我读的那些书有了一点具象。我总是把这些记忆仔细盘点起来，把自己读过的书和记忆一一匹配，颇有点民俗探究的味道。

在大院里，我最要好的朋友是一位汉族退休老师的幺女，她的名字叫彩。我们常常钻进彼此家里，一玩就是一天。她父亲年纪大了，她却只比我大几岁。在学校里学了几节文明礼貌课，我们就把称呼落实下来：她叫我父亲“叔叔”，我却要叫她父亲“爷爷”，今日回想起来倒也极有趣儿。

彩家准备春节年货极早，提前一个月就开始采购，买鸡买鱼地筹备起来。那时候一到春节，商店全都关了门，菜市的人都回了内地的老家，物价也会上涨。“提早准备”这个动作是极有时代性的。到了2000年以后，春节里也能在商店买到原先只有夏天才能买到的雪糕了，即使大年初一商铺也不大关门。物质上丰富起来了，人们筹备春节的动作才逐渐慢下来。

每年春节，彩只有两件大事——买一套新衣、存一叠压岁钱。年前，她母亲总是带着她买一身漂亮衣裳，等着春节拜年时穿得齐齐整整。压岁钱这个习俗，我们哈萨克人也算有，但大多是象征性地给几块钱。汉族人的压岁钱却很大方，彩总能存到数千元的压岁钱。我自然很羡慕，彩很讲究“有福同享”，拿了压岁钱，总不会忘了我。

那个年代，人们对于春节放鞭炮有着执念，仿佛不噼里啪啦地响上一天，就过不好这个年。小孩子们看着眼馋，大人却不允许孩子随意接触炮仗。于是，彩拿着压岁钱，领着我，在小镇唯一营业的小店里买到了“擦炮”。擦炮是一种相对简单的炮仗，拿出火柴长短的擦炮，在盒子沿轻轻一擦，就听到“呲呲”声响。我们急忙把炮扔在地上，过一会儿就看到火光四射、一声巨响。天寒地冻，我们冻得脸颊通红，却乐得不行，觉得完成了一桩大事儿。如果大街上，谁手里有一两盒擦炮，谁就是孩子王。再过一些年，我又在街上看到孩子们在放炮，立刻乐不可支，这可不就是“烧钱”——人民币都烧成了一地红火的炮纸。然而，那点年味儿，却就在这些声响之中。

春节时，我也拜年。刚开始，我穿着齐齐整整的新衣服，像模像样地去几个邻居家里拜年。最先去的，当然是彩家。春节时，每个人家的餐桌都很丰盛，水果、糖块、坚果，都买的是顶好的那种，满满当当地在桌上摆着。我拜过年，就坐在餐桌旁吃点零食，喝点饮料，再看看春晚的重播，就很大人似的起身告辞。邻居都是学校的老师，总是给我包个红包，嘱咐我来年好好学习。我就像个小大人似的，满口应承着，心满意足地离去。

当然，我们这种“装模作样”也就能坚持一天。因为第二天孩子们玩儿到一起，还是要去彼此家里瞎玩瞎闹的，那就不是正式拜年了。看着我们忙忙碌碌四处乱窜，父母们也不会管了。我们忘了前一天文质彬彬的礼数，把每个人家里都捣一番乱。

春节的假期，父亲总是把平日没能宴请的客人，放到春节来集中几次宴请。屋外冰天雪地，屋内却是暖意融融。客人来了，平日冷清的屋子不一会儿就热气腾腾的。小时候的除夕夜里，父亲母亲在客厅里招待客人，我躲在卧室，在一台14英寸的小电视上看春晚。到了新年倒计时的时候，大院里的汉族人就噼里啪啦放起鞭炮，电视上主持人喜气洋洋地宣布进入了新一年。我一个小孩子儿独自坐在屋里，也生出一些滋味来。那滋味，如今再咂摸，好像还在心头。

我和彩的友情一直延续到现在，小镇却早已物是人非。我们住过的大院被拆迁了，原本比邻而居的老师们纷纷搬去新居，大家逐渐住得远了。

我念了大学，彩已经工作。她父亲年近八十，生了重病，在医院住了一阵子，临近春节就回到家里休养。那时候，她父亲住在家里，每日的针剂和营养液都要从医院拿回来用。老人血管难找，扎来扎去难免吃了许多苦。彩知道我母亲在医院工作，打针的技巧很好，想请她帮忙，母亲答应得很痛快。

又是一年春节，我们踏着雪出门，步行穿过小镇。那时候大家住得分散，从我家走到彩家，总要十几分钟。挨着沙漠的小镇，冬日景象俱是枯寂，白杨树光秃秃的，黄土路上除了残雪，空无一物，那些老旧的平房和正在破土动工的高楼各占一侧。旧日乡土奄奄一息，新事物蓬勃发展，总叫人心里没来由地一酸。

彩的父亲原本身材高大，是一个极强壮的人。那一日，他却极瘦，被单盖上去像盖着枯木，生病把一个人的精气神全都吸走了。母亲为他打了针，和他聊了几句。他思路还很清晰，用哈萨克语回了话。多年毗邻而居，新疆很多人都会说几句“外语”。

到我们告别出门，彩的母亲拿着几箱年货要我们品尝。他们家的年货买齐了，都堆放在门廊里，没来得及摆在餐桌上。我们又连续来了十多天，到了后来，彩的母亲总是提前煮好奶茶。母亲打好针，她就请我们在客厅喝几碗奶茶，聊上几句。

春节一过，彩的父亲就住回了医院。到了4月，他就去世了。

我恍惚想起一件旧事。那时候，新疆平房的屋子都烧炉子。屋子暖和了，自来水管就不会上冻。有一年春节，刚放了假，我们在姥爷家里住了几日。再回小镇，屋子已经成了冰窖，自来水管也被冻住了。父亲拿着簸箕去彩家里借炭火，一为烧炉子，二为了煨在自来水管前，把自来水抢救回来。原以为一会儿就能回来，父亲却去了很久，回来时两颊通红，已然醉了，手里拎着一簸箕的炭，晃晃悠悠地。那时候，彩的父亲刚刚退休，身体还壮得很。父亲去了，他倒了一杯春节的酒，两个人宾主尽欢，痛痛快快地喝了一顿。

在沙漠边的小镇，我们这些南来北往的异乡人守着一所学校，日日在风沙里行走。我们的年味儿啊，是带着江湖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