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有着画家、作家双重身份的吴文莉，无疑是擅长工笔画而且功力深厚圆润的，这是读罢《叶落长安》的第一感知。近半个世纪的城市百姓生活之流年光影，犹如工笔画一般素静而纤毫毕现，潜藏着张力。生活、生命外在的内质的种种动影凝神于这厚厚的工笔画卷中，凝聚成古城西安半个多世纪历史的生活常态面孔，在动感与静美中完成了多个时代历史审视，最终以年老的郝玉兰在年轻时洗油线的城河畔静坐完成了对生活深层的哲学意义归结，强化了生活审视的历史性角度，亦取得了艺术的圆熟。

对于陕西文学而言，城市文学是稀有稀缺的，尤其是大体量历史性文本，而吴文莉成为打破这一长久稀有稀缺局面的作家之一。在数十万细密的文字间，在突出西安外乡人——极具生命韧性的几代河南人（河北人）所经历的苦难、永不熄灭生活热望的同时，亦凸显了古城长安的特质气质：数千年历史沧桑变迁所凝炼的莫大包容，及质朴生活的本真意义。这种数千年历史积淀所凝铸的古城长安的特质气质，又映照了以郝玉兰为代表的河南人的精神气质，更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气质，一种民族文化所凝结的生活画卷。

吴文莉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无疑是严谨严肃的，这也体现在作品前后历经八年之久的雕琢和打磨，是不能与时下浮躁创作同日而语的。创作如此时代大跨度的文本，无疑是很有难度的，这部大跨度大体量作品的创作过程远远超过了一幅画作的艰辛，亦经历了类似从草图拷贝过稿，勾墨线，墨、花青之类点染底色，局部提染、罩染、接染等工序，并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型与型的对比，穿插、空间位置关系，完成色层的相互映照与烘托，最终构成从外在语言个性到人物精神内蕴的自然浑然。其中最核心的在于吴文莉对生命生活整体理解和把握，这一切来自于她对生命生活色彩的深度理解和观察生命生活的敏锐度。她的艺术感觉是很到位的，她把对工笔画的理解和感悟完整、浑然地融入到这部长篇中，是工笔画“有巧密而精细者”风韵风姿的着力凸显，亦是艺术通感的一种再造，她以70后艺术家的执着完成了自身跨域性的超越。

这部长篇工细逼真，完成了文学对民生意义的最高的真性表达；完成了对逝去时代的历史性艺术复原；以城市百姓常态的关注完成了对生命生活本真意义溯源，不着痕迹地介入民族根性意义百姓心灵史。出版于2012年的这部长篇，以艺术的自觉，空灵地契合了民生重大主题，以百姓日用常行的琐碎切入，阐述了民族意义的人性本分的伟力伟岸。

追溯远离自己时代的百姓生活史，是十分困难的，能够承载几代人外乡人在西安的生活心灵史的文本更是龙鳞凤角。吴文莉在大量采访，聆听并不断反刍的基础上，完成了半个多世纪西安百姓生活心灵史的艺术表达，亦完成了一次艺术跨域性的突破。《叶落长安》不仅仅有着西安百姓耳熟能详的生命、生活、心灵基础，更有着这座古城从传统伦理走向现代文明的光与影，伤与痛，剧烈的时代风向之变，质朴的生活理念之不变，人性的变与不变……经济大潮奔涌的城市里，年老的郝玉兰静坐在河边，遥想着数十年前，她遥想的是些什么？逝去已久的不仅仅质朴的生活点滴，更是那种牵动心灵的质朴的关乎生命、生活的本分理念，这种本分理念被经济狂飙的时潮风潮所吞噬吞没，即便是郝玉兰一直持守着这种理念，五十多年的风雨将她锤炼成为一个智慧的老太太，即便是她可以从容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也无法让自己所有亲人不但享受到物质的富足和奋斗的快乐，重要的是更能享受质朴、本分心灵的安妥。时代的风向强烈地刺激、感染、感化着新的一代或几代人，来自遥远历史记忆里的经过岁月淬火的质朴生命生活理念尽管是一种恒性的价值，却很难被时代几欲吞没的人们所珍惜。

《叶落长安》整体上实现了生命与生活本身纯粹意义的诗性和古典简约的美感，以城市百姓个体生活的艺术淬炼，映照和概括了我们民族的品性、生生不息的生活热望。作品似乎摒弃所有现代技法手法，以本色生活的妙手撷取，以传统工笔的精细勾着，专事于百姓生命生活历史平和、真挚的表述，如一曲典雅的古乐遥遥奏起，娓娓道来，直至作品于悠远无限延展的婉约中完结，余味余音仍绵绵不绝，给予读者无限的回味与思考，在当下时代城市经济的浮迷中有着深沉而鲜亮的警示意义。

对于逝去的时代，远去的生活过往，是否还有人说起，是否还有人去细心聆听，随着老一代人的渐渐老去，这一切也终将销声匿迹。而吴文莉作为一个艺术家，却将这种几近消失的生活面影执着地记录下来，将它变为对生命、生活的一种永久性的记忆与隽永的铭刻。从这个意义上讲，她与陈忠实创作《白鹿原》复苏1949年以前的乡土生活的艺术溯源是具有同等价值意义的。二者相同的是始终以百姓生活常态为视点，以深入百姓生活真实的半个多世纪为时序，不同的是后者以民族文化的民间乡土生态的深掘、探究为重点，前者则完全以城市百姓生活常态为切入，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均以艺术精湛重书了民族的根性张力。

如何进入历史的真实，尤其在当下成为一种难以逾越的“蜀道之难”，因为我们不仅仅生活于自然的尘雾之中，更是存在于流行时潮的尘雾之中，我们离历史愈来愈远，甚至离真实的存在愈来愈远，以至于文学亦不得不用非虚构去寻找和表达真实。失去历史性的生活比照，人们便不会珍惜已经把握的生活，必将最终退化为物质主宰的空壳。因此，《叶落长安》无疑是对城市百姓生活的五十多年理性回顾与严肃反思，细腻真实的再现了几代人的生命、生活历程，以外乡人的坚韧终究扎根于古城长安的历程，庄严庄重地提醒提醒着普通社会个体直面生活并作出遵从内心本真选择。

小说重点叙事倾注在郝玉兰这个从民国末年进入新中国经济新时代的民族伟大女性身上，以她为中心凝铸了亲情的浓郁，责任的重负与勇于承担，与生命驻点友邻的大义、温情和睦，于不同时代风云骤变中处世不惊的平和，对生命生活的无限热望，在被经济大潮所迷失、阻隔的城市当下，犹如冬日里弥足珍贵的阳光，根植于人心深处的一缕恒性的阳光。

这部长篇之所以令人感动，不读完不能释手，在于吴文莉采取了以生活本真本色叙事的策略，这与国画尤其是工笔画的艺术感知是相通的。对于生命、生活而言，本质上是没有太多技巧技法可言的，生命的诗性在于生命的韧性，在于和谐和睦的不懈追求；生活的诗性诗意在于去尽附加于生活之上的种种浮虚，进入生活的本质层面。绘画艺术亦然，在掌握基本技巧经历长久的训练历练之后，达到一定的境界，则是一种随心所欲，游刃有余的艺术意识的自觉行为，甚至该怎么画画什么远远不重要。没有技巧即是最大的技巧，没有技法即是最大的技法，大有“天道即朴”的意蕴。吴文莉显然已经进入了此境界，《叶落长安》即是此境的跨域性再造的结晶。这部长篇去尽世俗所赋予生命、生活诸多的强加，进入郝玉兰最平凡亦不平凡的五十多年的生活本质层面，艰难承载中蕴含着生命生活的诗性诗意，多个时代的变迁中彰显着生命本真层面的古典、高贵，这一切是超越了俗世物质的意义，进而成为民族根性意义的表达，在叙事上，在不同时代的承接上简约、素静，如工笔画一般彰显一种生命整体性的静美。这种静美风姿，亦是作家对半个多世纪城市百姓生活审视反思的理性，艺术的成熟。

河南籍拥有小东门里尚勤路五号杂货铺子的白老四，以五十块大洋娶了比自己小十八岁的郝玉兰，在西安解放的历史交接点上，因无法追回欠债而破产，从少东家沦落为城市下层平头百姓。这个衰败的家庭，留给郝玉兰的不仅仅是两个不同母亲年纪尚幼的孩子，更是一贫如洗的不堪重负，还有自己年幼的和不断出生的孩子以及丈夫不堪忍受生活重压对她的打骂。即便是这样的生活窘境中，郝玉兰依旧不放弃对同样是外乡人年少的梁长安的关爱，除了不思正途的吕家人，蜗居于河南人扎堆的锦华巷郝玉兰一家与邻人友好温情地相处着。经历了年代的清贫，饥饿及十年动乱，郝玉兰的儿女们一个个长大参加工作成家，她也终于重新回到尚勤路，随着政策的开放开店迈向了更新的生活，8个子女和他们老两口组成的大家庭，亦有不断的喜悦和少有的和睦。然而随着子女的长大，时代的疾速推进，源自女儿们奔向新的生活，为人父母的纠结接踵而来，白老四迎来人生寿终正寝，亦不忘魂归故土。小女儿白牡丹恋慕物质富足，以与家庭决裂的姿态岁吕家子弟吕方而去，大女儿女婿梁长安不堪忍受单位领导的压制，终于在时代的经济大潮中开始了创业。吕方最终贩毒被法办枪决，将白牡丹从人生富足的颠覆打入低谷，郝玉兰极力扶持，使之终归走向新的生活。为助力女婿创业，郝玉兰关闭了门店，梁长安创业成功，反击报复心理积聚，人性失衡，没能听岳母的规劝，最终导致了产业频临倒闭，生命致残，把长久的痛苦留给亲人们。经历数十年风风雨雨，郝玉兰及家庭终于叶落长安，生命生活所赋予的人生长痛依旧挥之不去，当年洗油线的城河畔静坐，最终凝结成生命生活的行为语言，一种历史的反思与警示意义……

这部缘起于1942年河南大灾荒大迁徙到西安的河南人生命生活的重书，显然远远超越了吴文莉起初设计意义，成为民族根性意义在百姓日用常行上凝结，成为文化意义在“行”或日常践行上的一种凝聚。郝玉兰是一个普通的女性，她的生命生活历程无疑也是国家民生的历程，她对生活认知与态度，又体现了民族文化的一种平和与从容质朴心态，是一种生命生活智慧的体现，从一定程度上说，她就是一个在践行中不断获得民族文化智慧的人，一个真正有明白哲理哲辩的人。

这部作品所着力强调、刻画的不在是河南人迁徙西安的历史，而是我们民族质朴无华的生命、生活理念，我们民族寻常百姓的心灵史。《叶落长安》以远远超越了最初的表达意义而跃升为一种生命生活本真价值意义的溯源，作品整体所强调是人的生命生活的根性依附，即人活着的本分质朴心态。时代在疾速甚至猛烈的变迁着，只有经历过苦难生活的人们或许才能明白、感受、珍惜并享受今天的美好生活的真谛。

从这个意义上考量，吴文莉以百姓生命生活的本真本质本色，圆满的完成了生命存在感的哲学意义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