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当代人民文艺观念的形成与发展是在不断历史化的过程中熔铸的，又是在不断的当下性的反思中深化的。每一次熔铸与反思都丰富着人民文艺的内涵，加大了人民文艺与现实生活的共振频率。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人民文艺的发展形成了三次高潮。第一次是40年代的延安时期，解放区的文艺大众化运动与抗战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蓬勃展开，建构了人民文艺的现实视角与传统情怀。第二次是50—70年代，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垫起了人民文艺的历史厚度与美学高度，锻造了人民文艺的史诗意识与现代品格。第三次是80年代中期，人文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铺开了人民文艺的社会群像与时代幅面，形塑了人民文艺的底层尊严和道德温情。三次创作高潮在不同的历史节点为当代人民文艺的发展与创新提供了丰富的文学经验，也从文学创作层面上决定了什么样的文艺才是当下最需要的人民文艺。

投射最广阔的社会生活

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流是现实主义文艺，现实主义因其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描述与追踪，必然成为现代以来在波荡与巨变中行进的中国社会最可倚重的创作原则和批评方法。20世纪现实主义文艺的主流是人民文艺，因为唯有展现整体社会生活，体现历史转型面前集体民众的彷徨与疾行、苦涩与欣喜，浓缩一个民族的暗夜与新生，并让每个个体都能从中真切感受到自己存在的印痕，这样的文艺才是有着时代体温的现实主义文艺，也才是真正书写民众生活的人民文艺。为此，人民文艺必然是写实的，是投射最广阔的社会生活的，绝不针对个别群体在特殊境遇与偶发事件中的特殊体验。

在此必须明确指出的是，在艺术反映过程中，人民文艺的广度并不单纯以生活个体的多少来体现，相反是以生活个体身上所含纳的社会历史内容的薄厚来体现。也就是说，鸿篇巨制的现实主义史诗是人民文艺，表征着鲜活集体记忆的杯水风波与一己悲欢也是人民文艺。如20世纪50年代初期展开的农业合作化大潮，影响了全中国的农民，传统的小生产经济如何向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转移，是当时横亘在民众面前最严峻的考验。他们的守望与选择、勇毅与动摇、迷恋与痛心、接受与放弃，是挽在时代敏感地带的一个绳扣，也是测量最广大人民精神心理的体温表。这一题材的文学创作，在当时来说无疑是最具人民性的选择。至于艺术表现的空间大小，则与人民性并无直接的关联。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意旨宏远，从新旧两个时代的接缝处拉开了时代变革的大幕，通过农村中各个阶层对这场运动的回应与选择，描绘了农民身上的历史负重与时代新变，完成了为时代留声、为人民刻像的创作使命。

马烽的短篇小说《一架弹花机》则切口很小，表面看起来似乎叙述农村弹花能人宋师傅一人的悲欣，其实展现的是如宋师傅一样的农民手艺人在新时代面前的困惑与失落。这一人物同样深刻体现了这一时期广大民众普遍存在且有切身体验的精神征候，即面对新旧风俗、新旧时代、新旧出路的选择时的复杂心理。因此，判别人民文艺的标准，不能单纯考察文本中所容纳的现实社会生活的体量，更重要的是考察文本是否留住了一个时代的回声，是否让最广大的群体感受到了在不断绽开的生活面前自我的投影。

彰显中国最深层文化情怀

人民文艺的表现主体和接受主体是人民，人民文艺的评判主体也是人民。这里的人民是带着鲜明精神印记和思想图谱，在漫长的五千年文明史中一路浩歌的中国人民，也是在传统与现代不断裂变的剧烈阵痛中一路跋涉的中国人民。特定的历史文化与现实境遇，镌刻了中国人民特有的表情与灵魂，也不断激荡着中国人民最深层的文化心河。故而，人民文艺必然是彰显中国最深层文化情怀的民族文艺。

这里所言的最深层的文化情怀，并不仅仅指中国风土与中国叙事前提下形式主义的文化自觉，更多是指一种无处不在的文化土壤，或以整体性的生活方式表达出来的、具有中国形貌和中国生气的鲜活文化气息。而且，这种最深层的文化情怀往往通过群体意义的文化秩序、个人意义的人格气节，以及精神意义上的乡愁意识反映出来。优秀的人民文艺莫不是对这种深层文化情怀的彰显。

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以深邃的目光透视清末以来一个关中乡村半个多世纪的时代风云，以沧桑的笔墨冷峻地抚摸了传统文化的温润与寒冷，通过白嘉轩这一高度骨感的典型形象，圆融地再现了传统文化与民众的内在呼应及其历史性的紧张关系，让我们深度体味到文化塑形的巨大力量。铁凝的长篇小说《笨花》以向喜的坎坷一生为叙述线索，勾连起冀中地区这个自给自足的生活家园，恬静的黄昏，嬉闹的窝棚，繁盛的集市，处处流淌着文化的暖意。尤其是向喜面对乱世的内敛与隐忍，以及在道义受到挑战时的舍生取义，让我们近距离地触摸到民族人格的边界与底色。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则从秦腔这一关中文化的精神标识入手，通过夏天义、夏天智两个最富有乡村文化秩序言说权的形象，精微地叙写了在现代化浪潮的裹挟之下传统乡村文化日益败落的惨淡一幕。特别是夏天智临死前脸上扣放的秦腔脸谱，不但揭示了现代社会演进过程中的无端与无序，更以挽歌的形式凄怆地唤醒了整个民族集体的文化乡愁。为此，甄别人民文艺的尺度，不能仅仅考量文本的民族形式和叙事技巧，更重要的是考量文本是否激活了民众沉睡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记忆，并有在此基础上的省思与重铸。

内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

人民文艺源自人民正在经历与体验的生活，其反映方式也自然应该是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所以，对民族叙事传统的借鉴，对民族艺术样态的沿用，对民族审美心理的契合，是人民文艺的题中之义。不容忽略的是，随着现代历史的演进，社会矛盾、社会景观、社会心理时刻处于变化之中，人民的主观意志、生活内容与审美追求的更新也在同步进行。这就要求人民文艺的内在质素不能凝滞不变，而要追随着时代的节拍适时而动。尤其在20世纪这个千百年来社会转型最为剧烈、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最为凸显的时代，如何在葆有传统艺术质素的同时，开放地含纳其他现代性的艺术质素，始终保持与时代同行的现代品格，便成为人民文艺无法回避的命题。这势必要求中国的人民文艺更为理性、更为辩证地看待传统与现代、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民文艺必然是内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现代艺术。

延安时期的秧歌剧改造以及20世纪60年代的芭蕾舞剧创新便是实例。1943年，在陕北传统秧歌剧艺术形式的基础上，延安各个演职团体以变工、生产、婚姻自主、保卫边区等新颖主题，展现了根据地人民崭新的生活图景与精神面貌，一改传统秧歌剧男女调情打趣的陈旧内容与颓靡风格。这样的秧歌剧既是传统的、二人台的，不偏离传统唱腔与表演程式的，又是现代的，展现新的历史内容与时代气息的。20世纪60年代，文化部、中国音协、中国舞协举行“三化”（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座谈会，芭蕾舞剧的中国化改造提上议事日程。经过艰辛的探索，北京舞蹈学校实验芭蕾舞团将梁信的电影剧本《红色娘子军》搬上芭蕾舞台，放飞了具有鲜明现代品格与丰厚民族韵味的中国的“红天鹅”。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题材内容上完成了由西方神话叙事向中国民族革命叙事的成功转向，在艺术表现上糅进了传统戏曲艺术的表现技巧，建设性地革新了芭蕾舞蹈的表现手段与表现风格。同时，在采用和声、复调等现代音乐表现技法的同时，巧妙吸收了海南地域的民间音乐，扩展了芭蕾舞剧音乐的表现空间，呈现出浓郁的民族气派。

由此可知，无论是延安时期直扣时代脉搏的秧歌剧，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现代芭蕾舞剧的中国化，人民文艺的生命力就在于对其他艺术形式的大胆融变。这里的融变，既不是不要传统的生硬移植，更不是不顾内容与地域的率性嫁接，而是一种将地方艺术、异域艺术融化、吸收，直至产生艺术新变的文化创新之途。唯其如此，融变后的新的艺术质素，才能真正内化为传统艺术形态的结构性环节。

关切人民心理 鼓呼人民精神

人民文艺是人民集体生活的展示橱窗，也是人民感情世界与精神追求的艺术画廊。社会生活的复杂与多样，往往对集聚其中的多数生活个体产生深远的影响，他们的苦乐与悲欢、诉求与渴望，包括社会行进时历史性带给他们的委屈与无奈，便成为见证时代公正与否、制度合理与否、社会保障健全与否的醒目标尺。从人民中来又要到人民中去的人民文艺，自然要把目光投射在这些作为社会最大公约数的人民身上，聚焦他们的所思所想，聆听他们的所需所望，叩问他们的所苦所痛。同时，又不能仅仅固守在这些原因多重的现实伤痛中，而应以合历史、合规律的方式让人民既看到生活的希望，又能经受起生活的考验，更能有反躬自省的姿态，从而自觉而豪迈地走向未来。

这里所言的“希望”，显然不是粉饰现实的浪漫主义情怀，而是一种激发人民斗志、激扬人民精神的道德情怀，更是一种正确看待现实生活的光明与暗影、正确梳理群体与个体关系、正确辨析社会主流与支流、正确透视社会性苦难与偶然性苦难的历史理性。故而，人民文艺绝不是一心寻找社会阴影的留声机文艺，也不是单纯品咂个人苦难的放大镜文艺，必然是关切人民心理、鼓呼人民精神的星光文艺。

回望已走过半个多世纪的当代文学史，路遥的创作在这一方面可谓深得人民文艺之味。其三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从最具社会区域性特征的城乡交叉地带入手，以孙少安、孙少平兄弟俩的个人奋斗史，宏阔地展现了20世纪中后期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从艺术含量而言，完全称得上一部有思想力度、有道德温度、有现实硬度、有生活厚度的人民文艺经典。其间，孙家两兄弟在苦难面前所体现出的尊严与超越，在不对称爱情到来时的起伏与平静，在上下求索中所体现出的求知、求变的热情，以及在生存逻辑的困扰中不断闪烁的人性善意与道德温情，深刻揭示出现实生活的真谛与平凡人生的意义。从这个角度而言，《平凡的世界》不惟是一部厚重的当代社会演进史，更是一部时品时思、常读常新的人生教科书。难怪在读者的心目中，这部看似描写既往历史生活，并没有多少摇曳多姿的写作技法的当代作品，却与他们的心理距离如此迫近。

当前，新的伟大征程已经开启，新的伟大事业正在拓展，人民是这一伟大征程与事业的直接见证者与践行者。如何抒写他们在伟大征程中的步履，如何塑造他们在伟大事业中的形色，便成为当代作家神圣的使命。从这个角度而言，重思人民文艺的论题，重释人民文艺的内涵，无疑有着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