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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与“西方学”一字之差，属性全然不同。“西学”是指“来自西方的学问”，而“西方学”则是中国人站在东方的立场上“研究西方的学问”。中国的“西方学”，意味着中国人把西方作为对象加以研究，凸显自己的主体性与文化立场。归根到底，它是中国文化主体观念的产物。

来自西方的现代科学，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都有自己的学科名称，而且事实上不必再有“西方”的标记，它们已经成为全世界共通的学问，具有全球共同的学术标准与研究范式。但是，人文社会科学就不同了，它必须也必然会有自己的文化标记。

“西学”命名的由来

学问与学科的文化标记，鲜明而集中地体现在学科称谓（名称）上。因为分科之学是近代以后才产生的，在“自国—外国”、“东方—西方”的文化结构中，学科命名也自然会带上民族文化或国民文化的标记。例如，在现代西方，不分科的总括的学问有“古典学”（研究欧美自身历史文化）、东方学（研究亚洲与北非文化）、人类学（研究非洲、拉美等地原始部落的文化）三种形态及其称谓。而在中国，我们把研究自身传统文化的学问称为“国学”，这与欧洲的“古典学”相对应。但是，中国学人从事的以西方为对象的各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例如西方哲学、西方史学、西方文学、西方美学等，固然都有各自的学科称谓，而要把这些学科统合起来，该如何称谓呢？想来，似乎还没有一个公认、通行而又恰当的名称。相关的概念，只有一个“西学”。

《现代汉语词典》“西学”释义：“旧时指欧美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政治学说。”《现代汉语大词典》“西学”条释义：“旧时称从欧美传来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二者释义基本相同，都说明了“西学”的属性，是欧美的或是来自欧美的。不过，问题是“旧时”固然把欧美的学问称为“西学”，而今时又是怎样称呼的呢？实际上直到如今，并没有公认的其他称谓，不得已仍然叫“西学”。

西学研究的主客体之争

纵观近代以来关于“西学”的看法与论争，可以概括为先后三种形态：第一种是19世纪末改良主义者的西学观，他们确立了“西学—中学”对跖的概念，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论本身固然不谬，但在实践中往往把“西学”作为技术层面的工具而不太深究其本体与实质，没有走进去也就无所谓走出来。第二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产生的，源远流长直至今日的启蒙主义者的西学观，表现在学术研究中常用的方法就是拿西学的观点、方法、价值观来看待、阐发和研究中国问题。在上述两个层面上，“西学”还都保留了原本的“欧美”或西方的属性，因而称之为“西学”，的确是名实相副的。

在中国，“西学”称谓的区分标准不是研究主体而是研究对象，即客体。这样，凡是研究欧美的学问都叫“西学”。例如西方哲学、西方文学、西方艺术，这些总括起来，都只能叫“西学”。但是，一门学问总是由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两者之间的关系构成的，其中研究对象是相对客观的存在，而研究主体则必然具有其主体性、能动性。与自然科学不同，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研究者的主体性更为本质和重要。

于是，在上述两种形态之外，还存在第三种形态，就是强化主体性，是把“西方”对象化，把西学拿来，作为借鉴和参照，入乎其内而又超乎其外，就是回到明代较早译介西学的徐光启的初衷：“欲求超胜，必先会通。”（《历书总目表》）。学习西学、翻译西学是为了中西会通，是为了“超胜”于西学，从而体现充分的文化自信，树立真正的文化主体性，这不妨可以称之为“文化主体主义者西学观”。这是第三种形态，也是第三个层面，并且是最高的层面。

凸显中国主体性的“西方学”

文化主体主义者不仅把西学作为传播的对象，而且作为“研究”的对象。而真正的研究，就要以中国人自己的眼光，作出中国的阐释与判断。于是，在中国人的观照、审视之下，在中国人的表述中，“西学”则已不再是原本西方人的“西学”，也不是“来自”西方的“西学”，而是中国人自己以西方为研究对象的学问。

这种学问应该怎样命名呢？它的恰当的名称当然就是“西方学”。

“西学”与“西方学”一字之差，属性全然不同。“西学”是指“来自西方的学问”，而“西方学”则是中国人站在东方的立场上“研究西方的学问”。而且，“西方学”这一学科名称，和西方人研究东方的“东方学”的学科称谓也形成了对应。西方人的“东方学”从来都是站在西方立场上的，无论是对东方文化如何尊重，如何推崇，如何贬低，如何批判，都是西方人的主体行为。中国和东方在他们那里只是研究对象。

然而，一直以来，对于我国的西方研究或欧美研究而言，“西方学”的称谓却一直缺位。无论是学者个人写文章，还是官方机构的学科目录，很难见到“西方学”这一概念。只有极个别文章，在特定语境（例如在后殖民主义）中使用过带引号的“西方学”，指的是与东方主义相对峙的“西方主义”；或者指古代中国人眼中的“西方”（西域、印度）或“西方”观，而不是学科称谓。

现在看来，我们没有“西方学”的学科名称，不仅是名称本身的问题，实质上也是一个观念问题，意味着我们只有“西学”的观念而没有“西方学”的观念。而这两种观念的差异是巨大的。我们研究西方哲学、西方美学、西方文学等学科领域时，若是下意识地把这些都看作是“西学”，则我们在研究中必然以“西方”阐释“西方”，就是拿西方的斧头，劈西方的木头，我们只做了一个单纯的劈柴人而已。

所谓“西学”，只是传播到了我们这里的西方的学问，只是中国人在对来自欧美的学问未加消化、理解和重构之前的那种原有形态与属性。诚然，如王国维所言，“学问之事，本无中西”。但是“学无中西”指的是知识的共通性、共享性，要有世界观念与全球视野，并非否定研究者的文化印记与文化属性。而一旦对“西学”加以中国化的审视、加入了我们的理解，就会成为中国人的“西方学”。中国的“西方学”，意味着中国人把西方作为对象加以研究，凸显自己的主体性与文化立场。归根到底，它是中国文化主体观念的产物。

中国学术研究的根本立场

通观中国的欧美研究学术史可以发现，“西学”与“西方学”两种模式都存在。“启蒙主义”的“西学”模式长期以来似乎处于优势，但“西学”模式在中国的优势，其实并不是中国学问的优势，而是对西学本身之强势的借重、依仗或认可，是学术上的“西化派”的基本姿态。

与“西学”的观念模式不同，在“西方学”的观念与模式中，谁的研究就是谁的学问，而不管研究对象如何。例如，一个中国人对西方文学、对莎士比亚的独到的解读与研究，体现的是这个中国人独到的思考和结论，在研究成果的归属上应该属于他本人；他本人是中国人，在背景属性上他应当属于中国的学问，应该属于中国人的“西方学”，而不是“西学”。

其实，严格地说，完全不带中国人的立场与理解的“西学”是不存在的，哪怕是纯粹的西学文献作品的翻译也有一个中西语言转换的问题，也会体现译者个人的风格，还会带有中国文化的色彩。但是，明明是“西方学”而不自觉，却在意识里以“西学”自命，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而且，一些我们自以为的纯粹的“西学”，若拿西方人“西学”的标准对之进行衡量，在一定程度上也未必符合标准，但其在文化立场上却完全是西方的，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与分裂。

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辨名”实际上就是“正名”。每一个研究欧美的学者都应该加以追问和思考：我们的根本宗旨和目的是弘扬“西学”，还是从事中国人自己的“西方学”？我们的欧美研究，究竟应该称之为“西学”还是“西方学”？对中国的欧美研究加以“辨名”，势在必行。

中国的“西方学”，正如中国的“东方学”，它们有“实”而无“名”的状态应该结束了。“西方学”绝不是我们杜撰出来的概念，它实际上早就在那里了，只是需要我们拿过来明确地使用它。如此，我们的欧美研究或西方研究才能实至名归。有了“西方学”的概念，加上我们研究亚洲问题的“东方学”，再加上我们传统的“国学”，这三个初次划分出来的基本的学问领域，便可成为中国学术文化体系形态中的三个元概念。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