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阴历二十四一过，空气中便飘来了浓浓的年味。

搞完卫生，然后，蒸米果，酿豆腐。母亲是这个家的总指挥，她的高音喇叭一响，孩子们纷纷散开，各自找分内的事做。

对于指挥孩子，父亲历来不在行。他只默默做自己的事情，每到年关，便开始书写他的对联。

一张四方桌，桌上摆着一支毛笔、一瓶墨汁、几刀红纸。高个的父亲，半弯着身子，手法娴熟，嚓嚓几下，红纸就变成了对联用的条状。他左手扶纸，右手握笔，从从容容，挥毫泼墨。我们兄弟几个，只在一边帮着牵直，一边揣摩着句子的意思。过年张贴春联，年才够味。在我们家里，不仅父亲，就是识字不多的母亲，都是极为重视。她说，过年就要“红红火火”，凡是能贴的地方，都要贴红。大门“开门大吉”，厨房“五味清香”，风车“五谷丰登”，柜子“招财进宝”，猪栏“六畜兴旺”，如此等等。尽管，其实那时候家里贫困，住的是茅草屋子，吃的是红薯饭，有时甚至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连我们读书的学费钱都要经常拖欠，可是，到了过年，一切的困苦都放在一边，父亲在红纸上写满吉祥，写上全家的希望。有了对联，简陋的屋子马上就亮堂起来。

写完自己家的对联，父亲又帮邻居和亲戚家里写。从白天到晚上，太阳走了点煤油灯，不停地写呀写。一沓一沓的红纸，写完了，又来了。一连几日，就忙这个。有时候，甚至被邻村的亲友直接请去写对联，因而也耽误了家里的事情。母亲在家忙里忙外，免不了要埋怨几句，他却只顾自己嘿嘿笑。在他看来，能够帮人家写对联，是莫大的功德。而亲友们呢，也以能得到父亲的墨宝为莫大荣幸。

祖父从广东迁来江西，家境非常贫寒。父亲四个兄妹，只有他读过几年书。父亲是个很有内才的人，书法、算盘、堪舆，无一不精。能写会算，在大集体的时候他做村里的保管，从未出过差错。懂得地理堪舆，大凡四里八乡建房打灶，请他做先生，都不负所望。尤其是他的毛笔字，潇洒自如，笔法得体，算得上乡村半个书法家。一年又一年，我们读着他的对联长大，然后上学，然后行走他乡。父亲也在不断的书写中变老，终于有一天，突然发现，高个儿的父亲，胡子白了，背也驼了，字也没有年轻时的奔放了。但他仍然坚持写字，哪怕戴着老花眼镜，连走路都颤颤巍巍。前些时间，他甚至把《家谱》及《敬祖文》重新抄写一遍，吩咐我好好保存。清晰的笔迹，虽已不如年轻时的飘逸，但更透着岁月的沧桑，感觉这是他书法艺术中最完美的珍品。

过了新年，父亲就八十周岁了，按照客家人的说法，那是八旬开一。几个月前，我约好我的兄弟姐妹，都回家过年。六兄妹，分布在四个省，平时都忙自己的工作，聚在一起不容易，这次无论如何都得一起和父母吃个团圆饭。这些年，我虽然早已不在老家居住，房子买在了城里，可到了过年，还是一门心思往乡下老家赶。城里的年，总是少了那么点味，尽管门前也贴满了红对子。印刷制作的对联，字虽好，装点也比手工漂亮，可总觉得少了些什么。就好像“更深的蓝”战胜了卡斯帕罗夫，“阿法狗”战胜了李世石，也改变不了其机器的性质。过年，我更愿意回到那偏远的山村去，那里的每一个字，都散发着父母的体温。

远在江苏的弟弟，以及广东广西的两个妹妹，也都带着爱人和孩子，开车回来了。父母的名下，三十多口人，全部到齐，坐满四张大桌子。年幼的两个双胞胎外甥，开心地满地跑。辈分最低的小侄孙，“阿太，阿太”地叫唤着，满屋子的热闹，那才真的有过年的味道。

红对联贴起来了。腰背佝偻的父亲，身体已大不如前，自然不再要他亲自动手。大门的对联，也跟上了城里人的步伐，金灿灿的，闪着光。但这次，看着却是那样的悦目，悦心。父母在，不管住的是漂亮的高楼，还是简陋的茅屋，那都是自己真正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