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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成龙委员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回民巷古瓷窑遗址

吕成龙委员部分学术著作

吕成龙委员部分学术著作

编者按：

中国陶瓷技艺源远流长，蕴含着丰厚的历史文化。随着《国家宝藏》《我在故宫修文物》等节目的热播，博物馆文物研究从冷门走向热门，一方面面临如何向公众普及问题,另一方面还面临相关理论体系建构问题。吕成龙委员现为故宫博物院器物部主任、著名陶瓷研究专家，本期邀请他从学术层面，结合其实践经历，来谈谈陶瓷收藏、展览及学科建构等方面的研究与思考。

陶瓷研究可“触类旁通”

学术家园：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研究中，中国陶瓷文化研究占据怎样的地位，具有哪些特色？

吕成龙：陶瓷专业属于文博行业的一大类别，也是一门学科，主要研究陶瓷历史、产地、工艺技法、功用、审美、鉴定、贸易等，与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对外交流等都有着密切关系。

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中，陶瓷可以说是最重要的门类之一。主要原因在于，陶和瓷的生产历史都很悠久，实物资料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烧造和使用陶器的国家，距今已有约2万年的历史。瓷器从原始瓷诞生来算，可上推至夏代，有4000年左右历史，即使从真正瓷器诞生的东汉时期算起，也已有1800多年。不管是陶还是瓷，从诞生至今，其烧造从未间断过，具有良好的生产连续性。并且，陶瓷器产量很大，影响也较大，遗留至今的仍数量可观。比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186万多件文物中，完整的陶瓷器就有36万多件，还不算数万片标本。自唐代以来，中国陶瓷开始大量销往亚非欧各地，世界各地都留下了中国陶瓷器实物。其他国家的陶瓷烧造几乎都是从模仿中国陶瓷开始，才逐渐形成其自身民族特色。到了18世纪，欧洲还兴起一股收藏中国瓷器的热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世界上没有哪个综合性博物馆不收藏有中国陶瓷。此外，陶瓷器还有一个优点，即耐腐蚀、不怕火烧，即使碎成破片埋在地下或沉在水中，挖掘或打捞出水后仍如新的一样。

从以上来看，研究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只要把古陶瓷搞清楚了，就可以对其他门类起到触类旁通的作用。

学术家园：陶瓷专业与考古等专业具有密切联系，所具有的跨学科属性，对其自身发展与研究有怎样的影响？目前中国陶瓷史上还存在很多悬而未决的学术问题，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哪些？如何解决？

吕成龙：每个时代的工艺美术都有其时代特点，互相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影响。陶瓷也不例外。比如陶瓷上的图案多来自织绣品、书画等，造型多模仿青铜器、玉器、金银器等。随着与国外文化交流的加强，中国陶瓷文化不仅影响了国外，而且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来文化影响。比如明初的很多陶瓷器颇具伊斯兰风格，这与郑和下西洋有关，郑和下西洋既向沿途各国宣扬了中国文化，同时也将所到国家的文化带了回来，反映到陶瓷器造型和装饰上，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中国陶瓷，经过历代文人、士大夫，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几代专家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是，由于陶瓷器在中国古代多是作为手工业产品而生产，相关文字记载不多，一些能工巧匠的名字及事迹也很少流传下来，这就给后人研究带来一定困难，使得中国陶瓷发展史上至今仍有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就拿众所周知的汝、哥、官、定、钧“五大名窑”来说，故宫博物院从2005年成立古陶瓷研究中心，即将其作为第一大课题进行研究探讨。比如汝窑的性质问题，即汝窑是专门为宫廷烧造瓷器的官窑，还是属于只为朝廷烧过贡瓷的民窑？北宋官窑到底是什么？其窑址是否在北宋都城开封？开封到底有没有窑？哥窑产地在哪儿？产自什么年代？官钧窑瓷器烧造于北宋还是金代或元末明初、甚至更晚？对于这些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界都很有争议。再比如说，据文献记载，康熙时期景德镇有三个著名的为宫廷烧造瓷器的瓷窑———臧窑、郎窑、熊窑，但尚不能精准确定每个窑的产品的具体特征，甚至对于熊窑都无法找到具体产品。又比如，唐代陆羽在《茶经》中，从饮茶角度品评瓷器，谈到当时六大青瓷窑———越窑、岳州窑、鼎州窑、洪州窑、寿州窑、婺州窑，除鼎州窑外其他五窑均已发现窑址，而鼎州窑只知在今陕西省，但具体位置无法确定。等等。

这些问题的解决，仅仅依靠社会科学手段不行，还需要加强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在加强社会科学各专业横向联系、特别是借助于考古发掘的同时，还应该及时把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引入古陶瓷研究，这对陶瓷器的产地判定尤为重要。

新时代文物展览应建立在学术研究基础上

学术家园：故宫博物院经常举办一些陶瓷方面的专题陈列展览，在这方面有哪些学问？

吕成龙：关于故宫博物院的陶瓷展览，有深受观众喜爱的常设“陶瓷馆”，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主要利用故宫博物院在陶瓷藏品方面数量大而且成系列的优势举办该展览。展览基本按照中国陶瓷发展史的序列来布置，大约每10年进行一次改陈，不断吸收新的研究成果对展览进行充实。2018年又恰逢“陶瓷馆”改陈10年，我们已经在进行新的改陈。“陶瓷馆”按照中国陶瓷发展史的序列进行展示，可以使观众看到中国陶瓷8000年延绵不断的历史和各个历史时期陶瓷器的特点。“陶瓷馆”自开设之日起即受到很多人喜爱，特别是一些大、中专院校学习工艺美术的学生，几乎没有不到故宫博物院参观“陶瓷馆”的。

另外，我们还经常举办一些陶瓷专题展。比如，2014年故宫博物院与景德镇市人民政府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商定利用各自优势合作开展古陶瓷研究，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联合举办专题瓷器展。明清时期宫廷所用陶瓷器多由设在景德镇的御器（窑）厂烧造，20世纪70年代御器（窑）厂所在地——景德镇市珠山即开始零星出土明代御窑瓷器落选品残片，后来，80年代直至今天，考古工作者配合基本建设工程或主动对御窑遗址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获得大量瓷片标本，目前已粘合修复了1000多件，而且其中有很多能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传世品对上。通过将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代御窑传世品与景德镇市珠山出土的明代御窑落选品对比展示，可以使观众对当时御用瓷器的拣选标准一目了然。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御窑瓷器落选的主要原因是变形、失色、开裂、图案画错等。为此我们设置了四个系列展，从明初到明晚期，已经展出三个，第四个是明代晚期嘉靖隆庆万历御窑瓷器对比展，预计今年7月推出。另外，我们还从2010年开始陆续举办了“五大名窑”瓷器系列展、浙江出土原始瓷展、浙江慈溪上林湖越窑遗址出土秘色瓷展、宜兴紫砂展、福建德化窑白瓷展等颇具特色的展览。这些专题展览，进一步丰富了故宫博物院在陶瓷展览方面的内涵。

虽然除了举办展览，故宫博物院还通过召开古陶瓷方面的学术研讨会、举办学术讲座、出版展览图录和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方式，向观众宣传陶瓷文化，但举办展览是其他方式所代替不了的。关键在于，学习古陶瓷知识特别是学习古陶瓷鉴定，光看书不可能学会，必须得看实物，这也是为何陶瓷方面的陈列展览受到很多人欢迎的主要原因。

学术家园：要想进入世界一流博物馆行列，从陶瓷展览方面应做哪些努力？

吕成龙：从陶瓷展览角度而言，需要不断提升展览的形式设计与陈列大纲撰写水平。展览一定要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展览形式要力求新颖、多元化，比如举办陶瓷展，可以考虑穿插其他门类的相关文物，使观众参观时不感觉视觉单调。展览是一个有机整体，切记简单将展品分堆码放。怎样摆文物、怎样来分类，都有讲究。展览文字内容一定要规范、精准，甚至标点符号都不能有半点马虎，因为观众特别是青少年到博物馆参观是奔着学知识来的，他们将博物馆视作神圣的场所，认为给出的信息都是正确的，因此，展览文字一定不能出错。另外在展览文字内容方面，要做到雅俗共赏，要多向观众传达文物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这就要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因此，今年两会上，我提交的提案之一，就是呼吁博物馆进一步提升为观众服务的水平，特别是在陈列展览方面不能出现文字错误，这影响到我们整个民族文化素养的提高，是一个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我国已进入新时代，到博物馆参观、获取知识、享受审美，已成为一种文化自觉，这就需要博物馆的陈列展览，从形式到内容都要下功夫，学术性要有，通俗性也要有。展览成功与否，不是自己说了算，而应是观众觉得好、看后有所收获，才算是好的展览。

学术家园：这是不是意味着，博物馆需要从收藏、展览的单一模式，转化为收藏、展览与教育、培训、审美综合发展？

吕成龙：是的。这是我国进入新时代的一个良好的文化现象。近年来博物馆观众呈现爆炸性增长，据统计，我国2016年到博物馆参观的人数已达9亿人次。这既为博物馆带来活力，但同时也给博物馆带来压力、提出新要求。如何承载大量观众到博物馆参观，怎样满足他们的文化、审美需求。在这方面，博物馆工作者任重而道远。

加强加快陶瓷专业人才培养

学术家园：从研究学者的角度而言，应如何加强中国陶瓷的学科建设与理论建构，使之具有现代意义的话语体系？

吕成龙：从唐代中国陶瓷大量外销以来，西方已经有很多学者对中国古陶瓷进行了深入研究。现在我们加强相关研究，当然离不开吸收国外先进成果，但毕竟陶瓷产自中国，是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名片，归根结底，还是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体系，才能争取到自己的话语权。这就需要加大研究力度，多出新的成果。近年来在古陶瓷研究方面，已经有了很大改观，特别是在陶瓷专业人才教育培养方面。比如我的母校景德镇陶瓷学院现在已更名为景德镇陶瓷大学，创办于1958年，是世界上非常有名的陶瓷专业方面的大学。在创建之初，主要培养专业人才，比如玻璃厂、瓷器厂、研究所的技术人员等，随着社会发展、时代进步，学校增设了很多相关学科，适应了多元化的发展。另外其他很多高等学校也都设有文博专业，其中就包括陶瓷学科，比如我兼任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陶瓷专业的硕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班的专科硕士导师。另外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等，都有文博学院或专业，培养了不少陶瓷专业的学生。这些年轻人多被分到各级博物馆，为陶瓷文化研究储备了人才，其中有不少人才正在文博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领军作用。

学术家园：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哲社科工作者要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您有怎样的思考？已经开始的5年履职中，在文博发展方面您有怎样的计划？

吕成龙：我从事古陶瓷研究已经33年了，从大学毕业后就直接来到故宫博物院工作。故宫博物院在古陶瓷研究上主要采取“师傅带徒弟”的方式。我的师傅耿宝昌先生，今年已96岁，在言传身教方面对我影响很大，对我来说，既是宝贵的经验，又是珍贵的财富。耿先生经常对我说，学习古陶瓷鉴定，一定要沉下心来、下苦功夫，要多看真东西、多看实物，要不耻下问。进行古陶瓷鉴定，一定要做到胸有成竹，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看懂看准的东西要做到“三问不更色，三斧砍不倒”。他还经常对我说，要想做好学问，必须先学会做人。他也是这样做的。直到现在他还经常来上班，积极参加国内各地举办的古陶瓷方面的学术研讨会，参加研讨会从来不迟到、不早退，特别是在会上还时不时举手提问，在这方面我们很多年轻人都做不到。耿先生在治学、处世、做人等方面都为我树立了典范。

在今年的两会上，我还提交了另外一份提案，希望针对古陶瓷鉴定乱象，加强加快鉴定人才培养，但这确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作为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在已开始履职的五年中，我一定会做到经常深入基层，了解文博人对文博事业的新想法、新要求，勤观察、勤了解、勤咨询，及时反映社情民意，为国家在制定文化方针政策方面积极建言献策、提供依据，尽心履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