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中国现代散文发展至今，似乎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写作队伍空前庞大，另一方面却没有出现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作品。鲁迅所说的“散文小品的成就，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的繁荣景象已一去不复返，鲁迅、周作人、朱自清、梁实秋这样的散文大家成批涌现的景象也不复出现。不少人似乎患上了“散文焦虑症”，连“散文家”这个称谓都连带受到歧视。

其实，当下散文创作并非如此不堪，一些优秀作品已经大大超过前人。当然，总体状况不能令人满意，我们还是要认真思考散文振兴之道。关于这个问题，七嘴八舌，各有高见。我的主张是：当代散文要回望传统，从传统中汲取营养，重现中华散文的古典美。

近年来，我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这个观点。2016年，我在一个以“散文的源脉与未来”为主题的学术论坛上发言之后，会议主持人半开玩笑地说我是“文化保守主义”。在此之前，我并没有这样的自觉。经此提醒，我意识到，这恰恰是需要强调的。周作人说过：“我相信新散文的发达成功有两重因素，一是外援，二是内应，外援即是西洋的科学哲学与文学上的新思想的影响，内应即是历史上的言志派文艺运动的复兴。假如没有历史的基础成功不会这样容易，但假如没有外来思想的加入，即使成功了也没有新生命，不会站得住。”由此可见，中国现代散文的成功，既得益于中国深远悠久的历史，也得力于外国文学的输入，这两条腿是缺一不可的。然而，当下的不少散文恰恰少了一条腿。所以，它站不起来。

散文在我国源远流长，有着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根基和优秀的传统，涌现了许多杰出的散文家和优秀的散文作品。古人对散文的理解一直比较宽泛，通常是与韵文相对而言，泛指除诗、词、曲以外的一切不押韵的文章。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批文学革命的先锋们吸收、借鉴国外的散文样式，对中国传统的散文文体进行了大胆的改造，一改往日旧散文概念的宽泛、庞杂，而趋于后来的狭义、单纯，使散文文学性的面目日渐清晰。1921年，周作人发表了《美文》，首次提出“美文”的概念。后来又在《自己的园地·自序》中明确提出了“抒情的论文”概念，将叙事、抒情、议论性文章并列为散文的品种，与我们现行的散文分类几乎完全一致。“五四”以后，散文创作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出现了一个光色斑斓的新高峰。

与其他文体相比，现代散文是最早成熟的。由于有中国古代辉煌灿烂的散文传统，以及作家们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并与外国散文创作方式及理念相糅合，使散文的生命力格外旺盛并不断传承下去，这是其他文学体裁所不具备的。

在我国古代，散文是一种高贵的文体，古人以写出好文章为荣，诗词、歌赋、戏曲、小说都不能与它相提并论。时至今日，散文已经脱去贵族气，回归人间，成为大众写作的最平常的文体。但是我们不能数典忘祖，不能丢了前人创造的这笔宝贵财富。中国古代散文从上古延续到晚清，是一座内涵丰富、数量庞大的文化宝库。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散文承担着其他文体难以取代的巨大的社会作用。如果我们能够沉潜下来，静下心来，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散文的古典美并将之发扬光大，我们今日之散文是否可以达到一个更新的境界？

那么，我国古典散文中有哪些传统值得我们继承弘扬呢？什么样的散文才有古典美？我想到了香港作家董桥的一句话：“散文须学、须识、须情，合之乃得Alfred North Whitehead（阿弗烈·诺夫·怀海德，英国数学家、哲学家）所谓‘深远如哲学之天地，高华如艺术之境界’。”我认为这三点就是古典美的内核，至少是重要内容。不过，我把顺序颠倒一下，散文须情、须识、须学。我认为，“情”是第一位的。

首先，散文须有“情”。

一个“情”字，令古今多少文人魂牵梦绕、失魂落魄。“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不光诗词中是这么写的，古往今来的很多优秀散文都是至情之文。

散文须有情，唯有真情能动人。真情，是散文的灵魂，奠定了中国散文古典美的基础。白居易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刘勰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古代很多散文名篇，之所以能流传千载，首要在于为文者秉有真情实感，以气为主，为情而设文，而决非为文而造情，无病呻吟。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归有光的《项脊轩志》，冒辟疆的《影梅庵忆语》，沈复的《浮生六记》，无不是以情动人的散文精品。就连司马迁写《史记》，都带着丰沛的感情，多次感极涕下。“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

散文须有情，这一点为绝大多数作家所认同。散文理论家林非把“真情实感”定位为散文创作的基石，甚至提升到本体论的地位。1980年前后，巴金连续发表了《说真话》《再论说真话》《写真话》等文章，倡导散文要说真话，抒真情，要“当作我的遗嘱来写”，要“把心交给读者”。莫言也说：“关于散文的写法，说法很多，如果让我说，那就是一个‘真’字，真心真情真感觉。有真乃大，有真乃美。”贾平凹更是直言不讳：“散文写作有无限的可能性，但真情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没有真正触动你的东西，没有你体会的东西，就不要写散文。”一篇散文如果没有真情实感，那就“好像是出了气的烧酒，一点味道都没有”了。

抒情性本是中华散文的一个重要传统。然而，现在很多散文没有感情。一些作家愿意炫技，但就是羞于谈“情”说“爱”。他们不愿意、不屑于抒情，把抒发感情视作一件丢人的事情。当然也有很多人是根本无情可抒，因为他们心中本就没有感情。还有一些散文，虚情假意，矫揉造作，无病呻吟，令人生厌。有的人反对散文有真情实感，这一点我坚决反对。我始终认为，强调散文创作的真情实感，这是一点错误都没有的。散文相对于其他文学门类，距离作者的本心最近，是人生境界的展示，是作者真情实感的流露与审美情趣的呈坦，理应得到我们的尊重与潜心追求。

散文要有真情实感，但是有了真情实感，不一定就能写出好的散文。首先这种感情应该是健康的，积极向上的，同时还应该是独有的，有其与众不同之处。其次，感情的表达，一定要内敛、节制、含蕴、引而不发，切忌煽情、滥情、矫情，要达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这也是东方人的审美特征。当前散文在情感表达上的最大问题，在我看来是许多散文作者不善于将日常情感转化为审美情感。很多读者读了我的《父啊，我的父啊》《告别》等散文，都深为感动，甚至把前者称为当代版《背影》，那是因为我是情之所至不得不发，而非刻意为之。

说到真情实感，必然涉及散文的真实性问题。散文作为一种表现自我、表达自我情感的文体，真实性是它的生命。这不是说散文必须亦步亦趋地描摹生活原貌，而是说作品中的基本事实和情感褒贬必须是真实的，不能虚构；至于对一些细节、局部事实和心理活动进行合理想象、发挥（或者称之为有限虚构）则是完全允许的。近年来，在散文创作中虚构已经成为一种风气或者说是时尚，对此我始终持保留态度。

其次，散文须有“识”。

《说文》曰：“识，知也。”《诗·大雅·瞻卬》：“君子是识。”唐代刘晏总结孔子等人的教育思想，明确提出“士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文艺观，强调“士”要先培养自己的胸怀、器识，培养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基本信仰和价值观，然后才能学艺。

散文须有识，就是有担当、有见识、有胸怀、有格调。

散文要有责任担当，关注社会发展，关注时代进步，关注人类共同命运。中国散文素有“文以载道”的传统。“文以载道”乃散文之本，这是中华散文的“初心”。

可以说，中国散文形成之初，就不是为作文而作文，而是自觉承担了较重大的社会责任，表现了当时人们最关切的问题。春秋战国时期，《左传》《战国策》中的那些文章，讨论的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数百年后，曹丕在他的《典论·论文》开宗明义地概括道：“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白居易认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纵观古代散文传统，占据绝对优势和统治地位的无疑是“文以载道”的创作主张。毋庸讳言，这里的“道”是有其历史局限的。明清之后，一些文人出于对“文以载道”思想的反动，倡导性灵小品。这一传统也为现代散文所继承。然而，必须看到的是，此“道”中如“仁政”“民本”“忠信”等观念也有积极、合理的一面。而且，所谓的“道”，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对“道”要以发展的、与时俱进的眼光去看待，不能一提到“道”就是保守、正统、僵化。“道”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不是简单的政治说教或道德教化。“道”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不同的政治环境中有不同的内涵，因而文以载道根本的内涵是时代与文学的密切关联。另一方面，“载道”与“言志”也不是必然矛盾的。一般而言，“言志”类散文以“自我”为中心，把散文作为个人化的文体，突出个人经验对于散文写作的意义。他们倡导散文要平和冲淡，主张散文要絮语化、闲适化。但是，他们的散文也是服务于一种时代的要求的。一些散文家正是从这里出发，真诚地表达着自己在献身社会理想过程中所收获的情思与感悟，其笔下的精神言说由“载”他人之“道”很自然地转化为“言”自己之“志”，体现了高尚的人格操守和永恒的生命境界，从而使作品走向生动鲜活与恢弘劲健。

散文要有开阔的胸怀，高远的境界，卓越的见识。借用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概念，就是要有“气韵”。这里所说的气韵，主要是指散文的思想和哲学理念。作家对社会、对人类、对世界、对一切事物要有自己的认识和判断。如果一个作家没有明晰的、积极的价值观，他的作品不会有思想的力量，而没有思想的散文一定是速朽的。优秀的作家，必须能够“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做到“揽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宋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说，李白、杜甫之所以为“诗人之冠冕者，胸襟阔大故也”。又说：“韩退之识见高迈。”说的就是他们视野开阔、境界高远、见识卓越。当代散文家应当追求胸襟开阔，意旨高远，思想深邃，让笔下作品烛照社会，提挈人心。我写《司马迁的选择》《启功先生的文化品格》等散文，都是带着这种文化自觉的。

再次，散文须有“学”。

散文有学，我的理解，一是有文化底蕴，二是有文学素养。

先说后者。

散文被称作“美文”，应该是美的，这种美首先体现在语言上，只有优美的语言才能营造出优美的意境，才能传达出美好的思想。语言是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美是散文美的重要标志。散文的语言应该讲究，必须讲究。

古代文人特别重视语言，古典诗词也好、散文也好，都有炼字炼句的传统，所谓“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有人反对雕琢文字，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过度的雕章琢句甚至以词害意、雕琢伤气，当然是要反对的。但是作为语言的艺术，文学创作必须重视语言。汪曾祺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又说：“世界上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也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这话有点绕，但是一语中的。你不写好语言，哪来好的小说、好的诗歌、好的散文？思想又何处安放？我始终认为，散文的语言应该是美的。这种美不是堆砌华丽的词藻，而是通过语言的有效运用营造出美的意境。同时散文的语言又要明白晓畅。韩愈说过：“文从字顺各识职。”文章要表达清楚，行文自然妥帖，不矫揉造作。散文的语言，既要典雅精致，又要明白晓畅。这是一种好的文风，是对祖国语言的尊重，也是对读者的尊重。现在不少散文的语言，要不苍白无味，要不雍容华丽，要不粗鄙不堪，要不佶屈聱牙。我们提倡有难度的散文写作，这种“难度”体现为生活深度、思想高度和精神力度，但绝不要制造“有难度的阅读”。能把文章写得让人看得懂而又喜欢看，这是本事；把文章写得云山雾罩不知所云，那叫无能。

再说前者。散文有学，要有文化底蕴、有学识修养。

散文写作，光有漂亮的外衣还不行，还要有内在的品质。古人说：“腹有诗书气自华。”这是说读书与人的气质的关系。一个人读的书多了，他的谈吐自然而然地就会卓尔不群、与众不同，散发出独特的魅力。一篇散文，如果没有文化底蕴、学识修养，就算写得再好，也是苍白的、浮泛的、空洞的。

当今散文一个很大的不足，就是没有文化底蕴和学识修养。很多作品，技巧上不可谓不娴熟，表达上不可谓不细腻，可是缺少思想底气、学养底蕴、人格力量，所以缺少了散文最重要的东西。学者柳鸣九曾经引用诗人卞之琳的一句话：“他很善于表达，可惜没什么可表达的。”真是太经典了！有鉴于此，他大声呼唤“学者散文”，这不失为一条可取之路。我们需要一批有学者底蕴的作家，来改变目前散文创作中“善于表达却无可表达”的窘境。散文作家们更需要有意识地提高自身的哲学思辨的逻辑思维能力，强化历史文化知识的积累，努力使自己成为学者型作家。

有“情”、有“识”、有“学”，佐之以“才”，庶几能够撑起一篇优秀散文了吧？如果因此而达到“深远如哲学之天地，高华如艺术之境界”，那么应该为我们的散文额手称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