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有两个父亲，一个生父，一个养父。

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生父是一个很和蔼、很幽默、很善良、很有出息的人。生父有一肚子的笑话，经常逗得一家人前仰后合。生父生前是县里最年轻最优秀的公社党委书记之一，人品好、口才好、文笔好、口碑好，工作有能力，在全县中层干部队伍里威信很高。无论工作压力多大，总是带着微笑，无论工作任务多难，总能圆满完成，无论走到哪里总能和大家打成一片，无论和谁说话总是和和气气。办公室、饭场上、农家院里、田间地头，生父在哪里，哪里就有笑声。

然而正当生父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病魔却开始吞噬他的生命。其实，生父的肝病两年前就发现了，但由于工作忙，一直耽搁着。那个年代，经历着一个又一个运动，又是学习又是开会，作决策、写讲稿、写汇报、定规划、定方案、下乡蹲点、打坝造田，组织人力物力财力，下乡进村进户，了解民情，解决矛盾，想不完的事、说不完的话、干不完的活、看不够的书、写不完的材料……村里抗洪抢险，打坝造田，生父总是挽起裤角，撸起袖子带头干。仗着自己体力好，即使身子有点不舒服，生父总是不在乎，同事们多次见他用手摁着腹部工作，头上豆大的汗珠往下淌，多少次大家劝他住院治疗，他总是放不不手头的工作。他惦记着上级安排的各项任务，牵挂着那些被水冲毁的田地，担忧着那些粮食不够吃的农户。

生父没有上过什么正规学校，全靠自己在平时的刻苦自学，勤奋努力，才从一个穷苦的农家孩子走了工作岗位，经历了完校教师、小学校长、县广播站编辑、县公安局秘书、县一中团委书记的历程，直到担任了公社党委书记。那时生父才30多岁，正是人生的最好年华，生父珍惜来之易的一切，更不会想自己会得什么绝症。然而，现实就是这样残酷，这次生父真的倒下了。在我依稀的记忆中，曾几次见生父坐在炕边的椅子上用笤帚圪垛顶着腰部看公文、看书、不停地写写画画，母亲流着泪，生父还笑着安慰她。等我长大后，读《焦裕禄》这一课的时候，母亲听了哭着对我说：“你爸爸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多年以后我参加了工作，当年和生父在一起工作过的同事好多都走上了县级领导岗位，一说起生父当年的事就滔滔不绝，记得一次一位县领导就给我讲过生父肯动脑筯的事。那是生父在公安局当秘书，一天吃罢晚饭，生父问，如果你发现保姆偷吃了家里的鸡蛋，你又没有证据，用什么办法能及时破案？在很多人一时找不到办法的时候，生父说出了答案：可以及时让保姆漱口，一漱口就真相大白了。在场的人无不赞同，都说生父脑子好，肯动脑。

后来生父的病发展到了肾脏，脚肿的鞋都穿不进去了，在县委书记发现后才劝回家养病。生父在家养病期间，每天都有前来探望的人。有县领导、有同事，更多的是他工作过的地方的老百姓。我家的窑顶上就是公路，那时候，我经常在公路上玩，班车路过的时候，经常有人从车窗上递下一大瓶核桃油或者一袋核桃、花生等物品让我拿回家中。他们是谁，家里人都不知道，只记得留下最多的一句话：“让你爸爸好好养病！”

那个时候家家都不富裕，农村有揭不开锅的人家不稀罕，时不时有人去家里借粮借钱，虽然家里人口多，日子过得很清苦，每次生父总要让来人满意而去。母亲埋怨：“自己都舍不得吃舍不得花，还接济旁人。”每当此时，生父就劝解说：“毕竟我每月还有50多块钱工资，26斤供应粮嘛！”那是我记忆中生父在家最多的时间。养病期间，一有空生父就教我和哥哥姐姐们写字、背毛主席语录，还教我和二哥排练《俩老汉学毛选》的表演唱和《社会主义好》、《戴花要带大红花》等歌曲。有人来探望生父，就让我们给客人表演，逗得大家哈哈直乐。其实当时生父的病已经很严重了，只是怕家里人担心，怕来探望他的人心情沉重。我记得生父经常半夜疼痛的呻吟声把我们惊醒，母亲吓得乱成一团。等后来住进县医院的时候一切都晚了，虽然生父的病得到了县委书记的高度关注，亲自组织专家研究治疗方案，调用了县里所有的医疗资源，可还是没能挽救生父的生命。生父不在的那年是1971年，刚刚38周岁，家里数我小，刚6周岁，二哥比我长两岁，还有一个姐姐，大哥最大也才14周岁。

生父一去，家里塌了天。14岁的大哥成了家里的全劳力，母亲本来就体弱多病，双重的打击更让母亲雪上加霜。好在组织上没有忘记生父，经县委研究，照顾一个子女，大哥闪过年就安排到了县招待所当服务员。大哥每月15元工资钱，除9元钱伙食费外，剩下的6元钱成了家里的全部经济来源。家里4口人要吃饭穿衣，三个孩子要上学，母亲身体又不好。加上生产队的黑心队长经常给母亲派最远的地、最累的活、评最低的工分。特别是队里分粮分菜经常是在晚上，且在很远的地里，每次往家扛对于柔弱的母亲和年幼的我们来说都是天大的困难。但生父临终的话始终在母亲耳边回响：“要让孩子们好好学文化，一定要把孩子们抚养成人！”母亲咬着牙关闯过了一道道难关。那个年代，正是农业学大寨的高峰期，修大寨田推土垫地是村里最重要的农活，母亲天不明就得推着平车去工地，晚上月光下我们兄妹帮着母亲完成分配的土方任务。遇到很重的体力活，村上的好心人一次次地帮我们。

面对家里的困境，生父的一些生前好友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感到家里没有个男人靠母亲一个人带大四个孩子真的是步履维艰。好多好心人劝母亲再走一步，但母亲从小是在舅父舅母长大的，吃尽了苦头，更怕对我们成长不利，坚决不往外走。

我七岁那年秋天，好心的牛叔叔把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带到了我家。这个陌生的男人一进家就是挑水、搂柴、烘火，看见什么做什么，特别是对我们兄妹慈祥和蔼，说话声音不高，总是温温和和，家里数我小，时不时把我搂在怀中，很短的时间就消除了陌生感。等这个陌生男人第二次走进我家的时候，牛叔叔和村干部、家里的亲戚在家里吃了一顿饭，从此这个男人就成了我的养父。

养父和生父同龄，生日是农历二月二十七，比生父只小一天。后来我才知道，养父所在的村离我们家有200多里地，一个在西，一个在东。养父是原来他们村的村支书，因山大沟深，养父又是个老实人，一直没有找到个合适的女人成家。牛叔叔和养父同村，了解养父，觉得让养父和我们成为一家人比较合适。果然，养父来了象一把大伞遮挡了风雨。养父虽然老实憨厚，但人品好、心灵手巧、庄稼活、家务活、编箩头篓子等都是一把好手，又当过村支书，没多久就进入了村支委班子。后来村上办了一个铁皮加工厂的小型企业，村支部会议决定让养父负责。养父精心经营这个村办小厂，从购置设备、进料、加工产品、销售、核算等各个环节严格把关，小厂生产的小到烟筒、拐角，大到茶炉、石油罐，无论从外观到质量都无可挑剔，小厂效益蹭蹭上升，一度成为公社、县里的村办企业典型。在这个小厂，不断琢磨钻研的养父还成了一个电焊、氧焊、制作各种铁皮制品的高手，那些边角料、废料在养父手里都能变成精美的斗、昇、锨、镢、铁火、簸箕、水瓢、小椅子、小板凳、饸络床等家伙什。养父白天在外干活，晚上还教我们学珠算，三变九、九变九、归法、商法、加减乘除，这些都会。养父从小家里困难，也没上过什么学，全靠自己平时用心，肚里才装了点东西。就这样，在当时学校开门办学，勤工俭学，天天劳动，什么课都不上的境况下，母亲教会了我们认字，父亲教会了我们珠算。

那年月，父母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我们长大后能跳出农门。当时的出路只有两个，一个是有一个当父母亲的工人，子女可以值班，一个是有一个当干部的父母或亲戚，有推荐上大学的机会。然而，这两个条件，对我的家庭来说只能是天方夜谭，父母整日我们的前途担忧。

1977年，国家高考制度恢复了，这对象我样的家庭来说，无疑是喜从天降。1978年，我顺利地考入了县里的最高学府平顺中学。那时，我的姐姐、二哥都已在北社公社上高中了。从我走进平顺中学的第一天起，母亲就萌发了对我们姐弟仨上学阵容进行重新组合的念头，只是一直苦于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闪过年，平顺中学换了领导，新书记是生父生前的好友。母亲不再犹豫，开始忙碌起来。

由于有晕车不能坐车，母亲出门全靠步行。那一夜，母亲眼都没合一下，盼着天亮。马蹄表刚到5点，母亲就带着干粮出们了，翻山越岭，走了30里的路程，到了县城平顺中学的所在地东藏寺，人们还未吃罢早饭。触景生情，想起当年随生父这里生活的日子，母亲心里阵阵心酸。按说当时母亲也是有工作的人，在县粮食局下属的一个单位，听母亲说，因为家里条件艰苦，上班又不能好好照看孩子，我有一个姐姐在不到一岁的时候夭折了，后来为了我们，母亲干脆就把工作辞了，后来好多象母亲这样的都恢复了工作，母亲也因此问了不少领导，但由于生父早已离世，掌握政策的人更来换去，此事一直没有得到落实。事隔多年，母亲深感无望，也就了却了这个念头，把全部的心思都花在了我们身上，供我们念书成为母亲唯一也是最大的希望。

走进校园，打探半天，找到平顺中学申书记的住处，母亲直截了当说明了来意，申书记念及生父的旧情，答应了，母亲的心轻了些。

等步行回家后，母亲并不感到劳累，忙碌着整理姐姐和二哥的生活用品。

直等到把姐姐和二哥都送进了平顺中学的教室后，母亲的心才稍稍安了下来。这期间，母亲从家里到县城来回好几趟，跑了不下300里地。

二哥到平顺中学后，又和我一起从高一读起，姐姐也进了平顺中学的高考补习班。1979年，姐姐参加高考落榜，这又增加了母亲的焦虑，因为1980年将要参加高考的是我和二哥，这对我们家来说非同小可。

为了给我们上学创造条件，经母亲和大哥商量，在县城离学校近的地方租了一间不到8平方米的房子，姐姐落榜后专门为我们做饭，大哥为了照顾我们的生活也从县招待所下了灶，和我们在一起吃饭。

时间就这样在父母的期盼担忧中一天天过去。1980年高考前的一个月，母亲又步行从老家来到县城，这一次是来和我们共度高考。那些日子里，母亲把能做的都做了，尽最大能力给我们改善伙食，那年月对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三天能吃一顿细粮便是极至。除此之外，便是每天祷告神灵，祷告生父，保佑我们高考取得好成绩。还有就是反复唠叨的几句话，一定要用心、细心、操心，先拣会的做，做完卷子多检查，不要急着交卷，等等。虽然我们听得耳朵都生老茧了，但看到母亲的满脸期待，想到母亲的一片苦心，每次都会当第一次去听。

高考结束了，到底结果会如何，我和二哥心里都没底。父母心里更是七下八下。房东问还租不租房子，母亲很果断：租！我们知道，母亲是想我们一但考不上，就继续复习，就不用再另租房子了，所以，所有的家具物什都没动。

我记得当时父亲还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我们考不上就把自留地变成果园，或者教我们学些手艺，用父亲的话说，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

1980年8月，我接到了晋东南长治师范的录取通知书，父母喜出望外，用母亲的话说，这张纸就决定我这辈子就是公家人了。9月1日，父母送我走进了晋东南长治师范的大门。

二哥一直没有消息，父母在焦急中开始为二哥做复习的准备。

9月中旬，二哥收到了晋东南长治工业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那是父母有生以来最高兴的一年，两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到了肚里。

八十年代初，县里交通还极不方便，到长治每天上下午只有一趟班车，如果错过点或者客满或者阴雨天气就坐不上车了。有好多次都是父母背着行李踩着泥泞的路来回步行六、七十里地送我们到学校。虽然累，但父母的心里充满了喜悦。

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就记得父母是两个特别勤快的人，每天天不亮就开始盘算商量一天或一段的生活，星星还没落完，就起来干家里的活，担水劈柴，洒扫庭除，门前里外，房前屋后，忙忙碌碌，永不消闲。特别是在修窑盖房子那些日子，又要找人，又要备料，又要做饭，又要帮工，基本没有睡觉的时间。那个时候，父母一直在为儿女将来的生活打算，只怕我们弟兄三人不够住，不宽畅。所以，父母咬住牙关，艰苦奋斗，经过10多年的不断劳作，终于在一个只有三孔破窑洞的基础上，建成了5孔大窑洞两孔小窑洞，三间瓦房，两眼旱井。

在父母辛勤劳作、省吃俭用的日子里，大哥和姐姐都成了家，我和二哥也读完了中专。一个农民家庭，二年时间办了这么多事，经济承受能力也到了极限。虽然我和二哥刚参加工作，虽然我俩还相隔两岁，但对于父母来说我俩的婚事就是眼前的事。为了缓解家庭的窘况，父亲到二哥工作的长治郊区黄碾镇开了一个铁皮加工门市。父亲的凭着一身好手艺，很快在那里立稳了脚跟。那时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已全面落实。母亲打心眼里感到国家的政策好，再不用为粮食不足而担忧，再不用受生产队长的欺负和刻薄，虽然一个人在家种着五、六亩地，虽然每天都是家里地里两头忙，披星戴月活不断，但心里是乐的甜的，充满了希望，充满了力量。

1988年，那是一个物价飞涨的时代，我和二哥都到了成家的年龄。一个月工资只有56.5元的我，买一台14英寸的彩电就需1800——2000元，还要做一些家具，仅这两项也要把人蜕一层皮，还不说其它开支。但一切困难都吓不倒勤劳的父母，平时，母亲把家里能变成钱的都要变成钱，多收的玉米、小麦、豆子、谷子，葵花、鸡蛋、槐米、酸枣、核桃……在母亲眼里都是收入。一面是父亲在黄碾小镇的日夜劳作，一面是母亲在家的操持和省吃俭用，靠着父母的艰辛，那年，我和二哥都成了家。

节俭是父母一生的品质。二老好几年不添一件衣服，儿女给他们买的衣服从来舍不得穿，只有有事必须出门的时候才穿一下。二老常年在家烧柴烘火做饭，给家里拉的煤炭很少用。炭垒起来了，煤打成了煤球，都是为我们过年回去用的，只怕我们冻着。常年是粗茶淡饭，如果不是我们回去，从不割肉买菜，吃的是自己种的粮和菜，还常给我们带，说是我们在外吃不上新鲜的。鸡下的蛋从来舍不得吃，要么换成钱，要么给我们兄妹分。身体不舒服了感冒了也舍不得吃点好的药，要求一次两颗的只吃一颗，一次一颗的只吃半颗。最常用的是土办法，发汗、扎指头、割嘴唇放放血。

常年的劳累，母亲患上了胸膜结核，住了不到一个月医院，母亲就着急出了院。母亲生病后，父亲把黄碾的生意收摊了，回到家里。单靠种地，父亲觉得收入太单薄，于是又买了牛、买了驴。后来年岁大了，又养成了羊、兔子。父亲68岁那年，发现胃不舒服，到影响到饮食的时候才开口，一检查是中晚期胃癌，多亏及时做了手术，胃切除了三分之二，再不能指望父亲做地里的活了，于是，母亲又单枪匹马上阵了。母亲只有一个念头，尽量不给儿女添麻烦。从我们参加工作开始，母亲从来不让我们回家帮他们做家里的活，总是安顿我们忙自己的工作。春种夏忙秋收，能自己做了的从不求人，不管事情多少，从来没有捎过一次信儿让我们回家帮忙。即使星期天、节假日我们回去，也不让我们去多干地里的活，说我们从小没有锻炼。

好在父亲的病一天天好转，头些年种的地多，路又远坡又大，父亲就动手做了个小平车，后来，年龄渐渐大了，小平车推不动了，又做了两个独轮车，父母一人去地推一辆。再后来，又换成了小一点的，两个人一前一后，前拉后推。别人家秋天一亩玉茭几天就收完了，父母靠着一辆独轮车两个编织袋，要收一个多月。我们几次说请假回家帮忙，父母说什么都不让，说是又不急，权当锻炼身体。

其实，我们心里知道，说到底是父母不想给儿女添负担。因为生父去的早，母亲年轻时身体又不太好，不到50岁父母就把百年以后的事准备好了，先是攒钱买好了板材，后又叫匠人做好了棺椁，然后又叫阴阳选好了墓地，之后又找人圈好了葬。做这些事，父母事前都没给我们说，更没有和我们提及花钱的事。后来给我们的解释是，听老年人说，这个早点准备没什么坏处，还对身体好哩。

虽然我参加工作都30多年了，但在我的记忆中，父母从来没有提过任何要求，刚参加过工作的前些年我工资不高，没成家前曾给过母亲一些钱，但母亲都存了起来，等我结婚的时候全拿出来给了我，并且加倍添补了我。特别是当我们都有了孩子的时候，父母就更不要我们的钱了，总是说，你们在外什么都得买，孩子一天天长大，念书、买房子、娶媳妇要花很多很多的钱，不要管家里，家里什么都有。2015年清明节前，母亲特意打电话让我们都回去，我当时不知原因。因为父母从来不强求我们，总是安顿我们不要耽误工作，要以公家的事为重。我想，这次既然说了，肯定是有什么事。

果不其然，清明一回去，母亲就把我们弟兄三人叫到跟前，从一卷报纸里取出分好的三万元钱，一人一万。我们三人当时都惊呆了，怎么也想不出父母从哪里能拿出这三万元。母亲见我们疑惑，便解释说，你爸今年83了，我也78了，原来是放着让你们打发我俩的，可是听说现在银行管得很严，特别是象我们这个年龄活一天是一天，倘若那一天一下闭了眼，你们取也取不出来了，今天给了你们，我俩也省操这份心了。

转眼又是2016年清明节，母亲又一次提前叮嘱让我们回去，这次我想，可能是父母年龄大了，腿脚不便，不能上坟了，因为以前只要我们有事回不去都是父母去上坟的。早上临出门的时候，爱人还和打趣说，不会今年又给咱一万块钱吧？我说，梦吧！

还真让爱人说准了，按母亲的吩咐，我们弟兄三人回到了家。果然母亲又跟变戏法一样拿出三万元分给了我们。天哪，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兄弟三人都懵了。母亲说，这可真没有了，本来想去年全部给了你们，可有几个条子还不到期，数额也不足，这一年，把以前存的麦子全卖了，又添了一些这几年政府发的养老钱，凑够了三万。这样一来，你爸过去在黄碾挣的那些，还有这几年卖这卖哪攒的就全部给你们了。以后埋我们得花很多钱，我知道这些不够，剩下的只有你们自己添了。

为人父母总是操不完的心，我的父母尤其如此。小的时候操心我们长大，长大了又操心修房盖屋，有了房子了又操心工作啊前途啊，接着又张罗儿女成家，成家了又操心下一代的事。这还不说，我们兄弟都在党政机关工作，父母操的心比我们还多。回一次家，安顿一次，总是说要好好工作，不要结记家，工作做好了，就是对他们的最大回报。为了给我们操心，中央、省、市、县每天的新闻必看，了解国家大事比我们还多，好多政策比我们还懂。特别是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之后，父母操的心更大了。每次见到我们总是提醒说，你们都是公家的人，一定要守公家的规矩，公款姓公，一分也不要乱动，只要你们平平安安，我们心里才踏实。父母一天天年龄大了，腿脚不好，走路离不了拐杖，公路离我家尚有一段距离，且有一大坡，可每次回家父母都要到坡顶送我们，拦都拦不住，后来我们才知道，主要是看看我们开的是不是公车，只要不是公车，父母就放心了。

近年来，随着父母年龄的增长，我们回家的次数也增多了，星期天只要没事就回家看看。从家门口到大路上，坡大路窄，车开不下去，拿稍微重一点的东西主要靠独轮车上下拉。为了我们回家方便， 2016年，二老又动了修路的念头。先是把坡上窄的地方拓宽，里切外垫，石头垒岸。后又把门口的两块小地废了，说反正年龄大了，也种不了啦，不如修了路。由于地面松软下雨怕陷，又找了一些砖全铺了。见车还是到不了大门口，索性就又把大门外拐弯处的搭的一间简易小房拆了，棚下那些多年舍不得烧的煤炭全部倒到了院里。经过父母这样一拾掇，车能顺利地开到了门前，还收拾出一个能够停三辆车的小停车场，这样一来，车和院就是一抬脚的距离。虽然这段路只有半里地，但对我这个家庭来说却是历史性的突破，对我的父母来说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对我们儿女来说是一条通往心灵的幸福之路。半里之地，二老修了近一个月，父母没让我们出过一指头的力气。半里之地，每一锹每一镢每一石每一砖都洒满父母的心血和汗水，都写满父母比天大比地厚的爱。这一年，父亲84岁，母亲79岁。

父母总是在不断地付出，无私地奉献，我已年过半百却无以回报，愧疚之心时常有之，我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父母，我不止一次梦到父或母不在了，夜里被哭醒，醒了庆幸是个梦，天一明就打电话问候父母。听到父母的声音，心里荡漾着无比的温暖和幸福。我天天在祈祷：愿上苍保佑我的父母健康长寿！愿生父在天之灵保佑全家平平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