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庄重地提出了关于“新时代”的伟大构想, 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进一步繁荣文艺创作, 加强现实题材创作, 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众所周知, 在“新时代”蓝图的绘制与完成过程中, 文艺是不可或缺的浓墨重彩。因为文艺是一种精神食粮, 对提高人们的审美情趣、扩张人们对物质产品的审美要求、引发人们对生存状况的思考、引导人们推己及人关爱世界、从而不断推动社会进步具有重要助推作用。事实上, 不只是党的十九大报告, 在2014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总书记就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长期而艰巨的伟大事业。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实现这个伟大事业, 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 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 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在去年召开的第十次文代会、第九次作代会上, 又进一步强调了“新时代”语境下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现实性和必要性。

与以往相比, 十九大报告中的“讴歌英雄”可谓是对文艺创作今后长足发展的一个具体要求, 既承继着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 又标示出新时代中国文学书写的崭新路向。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英雄崇拜”的传统, 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可以说是一条“英雄叙事”的文学流脉:从启蒙华夏的三皇五帝, 到思想激荡的诸子百家, 从缔造盛世的明君治臣, 到抵御外侮的志士仁人, 到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普通民众……大到一国一族一群, 小到一家一人一书斋, 在各个时代各个领域的历史画卷中, 处处定格留印着昂然奋进的英雄身姿。尤其是中国共产党诞生近百年以来, 中华民族在摆脱列强欺凌的生死搏斗中、在寻求独立自强的血与火的考验中, 产生了难以计数的时代英雄。他们于战乱流离中, 在饥寒交迫里, 抗击强暴、抵御外辱、承担国难、以身殉义, 写照着浩然大气的历史精神。从个体生命来看, 他们有的是指点江山运筹帷幄的伟人, 有的是奋不顾身勇于牺牲的战士, 有的是无怨无悔默默奉献的普通人。从整体族群来看, 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时代群像, 是中华民族坚挺不屈的钢铁脊梁。

新时代的文艺创作塑造和讴歌英雄, 不仅是对中国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接续, 更是新时代语境下一次十分严肃的艺术实践。我以为, 切实处理好以下三种关系, 是广大文艺工作者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首先, “新时代”的文艺创作塑造和讴歌英雄形象, 应该认识好并处理好英雄和人民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 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英雄只是人民中那些具有高超才能的分子, 永远属于人民的一员。因此, 讴歌英雄, 绝不是提倡个人英雄主义, 也不是将所有的光环聚焦于英雄一身而大事夸张, 更不是宣扬宿命论和历史决定论, 而是应该将英雄置于人民之中, 正视两者的关系, 讴歌诞生于人民和历史中有饱满血肉的英雄。离开人民、离开历史去讴歌英雄, 只能是不接地气的凌空蹈虚, 苍白而又虚假, 实际上是将英雄推入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深渊。

习总书记近几年一再强调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的问题, 而将之放置在讴歌英雄的“新时代”语境中来考量, 更会发现这个问题不可回避。当下, 假如我们问一问广大中小学生心目中的英雄是什么, 他们回答最多的可能是网络小说、青春偶像剧、穿越剧中那些千奇百怪的人物。尤其是近些年流行的穿越剧, 以颠倒历史和戏说历史为消费指向, 无视事实客观和历史正义, 对青少年的历史认知产生了消极的文化心理刺激, 使他们天真地以为历史可以被所谓“穿越英雄”所改变, 最终消解了正确的历史观。更有一些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 (如所谓“抗战神剧”) , 披着“新历史主义”外衣而大兴解构历史的风浪, 以荒唐狂妄的奇异幻象将整个革命历史重构为极个别“超级英雄”的传奇战绩, 随心所欲胡乱编造以致走火入魔, 一味地追求热闹和滑稽, 对残酷战争的游戏化处理逐渐走向了肆无忌惮的泛滥, 甚至演绎出“石头打飞机”“手撕鬼子”等荒诞不经的情节或细节。这种简单搞笑的戏谑, 逐渐滑落为纯粹的感官愉悦与低级的搞笑幽默, 消解了战争的巨大灾难和抗战的艰苦卓绝, 矮化了抗日战争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中的神圣地位, 在恶搞、贬低敌人的同时, 也恶搞贬低了抗日战争自身, 从而彻底解构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和艰苦决绝的抗日战争历史。这不仅十分荒唐, 更十分危险。这种夸张化、奇观化、戏谑化的“英雄叙事”, 表面上看似乎是在美化英雄, 但事实上却是在魅化英雄, 使他们远离人民群体、远离历史事实、远离生活现场, 最终化为虚无主义的泡影。对此, 习总书记提醒道:“对中华民族的英雄, 要心怀崇敬, 浓墨重彩记录英雄、塑造英雄”, “绝不做亵渎祖先、亵渎经典、亵渎英雄的事情。”这不仅是对当下英雄叙事创作的警醒, 更是对每一个文艺创作者的殷殷期盼。

其次, “新时代”的文艺创作塑造和讴歌英雄形象, 应该注重英雄与现实的关系。

我们在“新时代”中讴歌英雄, 其旨归不仅仅在于增益人民群众对于英雄和历史的体认, 更在于唤起人民群众对现实的担当意识和责任感, 激活人民心中的英雄情结。所以, 我们要敢于表现“真英雄”。所谓“真英雄”, 是指那些于历史事实中实实在在对历史和时代进程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的人。面对那些“历史英雄”, 我们所应做的, 除了还原他们活跃于历史现场的有机活力, 更应该以史为镜、以英雄为镜, 发扬光大其之于现实的号召力和引领性;面对“现实英雄”, 我们不仅应该塑造其真实鲜活的形象, 更应该深入挖掘其高尚高贵的精神品质, 以榜样的力量激发民气, 砥砺人心, 鼓舞人们投身现实积极奉献。

对此, 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特别强调“加强现实题材创作”。这为我们在“新时代”语境中的讴歌英雄创作指明了一条道路。现实题材创作, 特别是重大现实题材和时代主旋律的创作, 其重要的引领意义和审美功能在当下尤为突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独立奋进的近百年历程中, 诞生了一大批重大现实题材, 像“一大红船”、“井冈山”、“长征”、“遵义会议”、“新中国建立”这些火红的历史意象, 像“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中国梦”这些光辉灿烂的历史时刻, 尤其是十九大报告中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新时代庄严宣告, 为我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重大现实题材。在这些重大现实题材中塑造和讴歌英雄, 将会更加坚实有力, 更加鼓舞民心。近几年, 我们看到了一批优秀的重大现实题材文艺作品, 尤其在影视剧方面, 如《人民的名义》所表现的反腐力度与决心, 《湄公河行动》所展示的军队现代化建设新貌, 《战狼》所弘扬的威武大国形象, 《黄大年》对黄大年教授将生命融入国家科学事业高尚精神品格的讴歌, 《洋芋书记》对县委书记王利农竭尽全力带领贫困农民脱贫致富奉献精神的颂赞, 在整个社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一大批反腐英雄、士兵英雄、文化英雄、科技英雄、劳动模范、道德标兵等新时代英雄形象, 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 夯实了“新时代”历史观、文艺观的坚实基础, 绽放出民族精神、美学价值的新光芒。

再次, “新时代”的文艺创作塑造和讴歌英雄形象, 必须注重思想与艺术的关系问题。

党和国家之所以对文艺创作投以深沉的期望, 正是因为文艺作品的特殊性。文艺作品能够通过生动形象的艺术形式将博大精深的思想喻于审美之中, 使人民在获得审美感受的同时, 生发出对其思想观念的深刻理解与高度认同, 如盐溶于水, 体匿而性存。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中, 素来特别注意发挥文艺作品的鼓动作用, 甚至形成了“红色文艺”的文学史谱系, 诞生了一大批“红色经典”。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 一方面因为它们真实再现了党和国家的历史进程, 另一方面, 则是因为它们具有高超精湛的艺术感染力。思想和艺术两方面的完美结合, 使这些“红色经典”具有穿越时空的魅力。正是在这些“红色经典”中, 产生了我们耳熟能详的“红色英雄”。以我们熟知的“三红一创、保林青山” (即《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保卫延安》《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山乡巨变》) 来说, 当年《创业史》在全社会形成阅读热潮后, 广大农村地区一时间诞生了数不清的“梁生宝”, 一大批社会主义新人奋不顾身地投入了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又如《林海雪原》中智勇双全能谋能战的杨子荣, 曾激励了无数年轻人的从军报国梦。

我们在汲取“红色经典”的英雄叙事传统营养的同时, 应自觉遵循习总书记对文艺创作要“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的号召, 始终兼顾思想与艺术优质同构, 警惕并抵制粗制滥造的不良倾向, 当年鲁迅曾对“宣传口号”式文艺作品提出了尖锐批评, 认为只喊标语口号是无法真正打动人心、无法有效提升人性的。因此, 我们今天塑造和讴歌英雄的文艺作品, 决不能沦落为思想理念的应声虫和传声筒。传声筒式作品所讴歌的英雄, 不仅不会引起人们对英雄的热爱和向往, 反而会引来广泛质疑和鄙薄。而如何实现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统一, 是对文艺工作者思想、认识、审美、技艺各个方面的综合性要求。近些年陆续涌现的一批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力作, 已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 如《你在高原》《天行者》《湖光山色》《推拿》《带灯》等一大批作品, 以精湛的艺术水准和生动感人的审美召唤力, 更生动、更具体、更细腻地为“新时代”刻画着新英雄的雕像。

深长思之, 在“新时代”塑造和讴歌“新英雄”, 实在是一项任重道远的伟大文艺使命。这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更高、更远、更宏大也更现实的要求。在走进“新时代”的历史进程中, 必将不断涌现新的英雄形象, 也必将不断涌现讴歌礼赞新英雄的精彩华章。这是辉煌的现实所提赋予的时代使命, 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发出的历史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