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综观2017年度的少数民族文学，看似波澜不惊，却又有着不少的惊喜。5月31日，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获奖名单公示，我国首套以民族立卷的文学丛书《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名列其中；众多文学刊物刊登了一大批少数民族作家的优秀作品；首届“土家族文学奖”、《民族文学》年度奖等文学奖项的评选也都从不同角度展示着当下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实绩。此外，还有一些少数民族文学会议的召开，如由《民族文学》杂志社与广西民族大学在南宁相思湖畔举办了“少数民族80后、90后作家对话会”，共有来自18个民族的40余位青年作家、批评家参会，也可以看作是对当下少数民族文学青年作家的一次集中检阅。这些形式多样的活动从不同的方面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注入了动力，特别是近几年来逐渐浮现的文坛新秀，正在以崭新的面目登上文坛，书写出不同的文学风景。这是我们在考察每一年度的少数民族文学出版时需要注意的新态势。

一

2017年，少数民族儿童文学领域出版了多套丛书。我印象深刻的有两套：一套为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策划出版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原创书系”，其中包括来自10个不同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10部风情各异的小说；另一套为青海人民出版社策划出版的“青海世居少数民族少儿长篇小说丛书”，囊括了讲述6个世居于青海的少数民族的生活故事的6部小说。

这两套儿童文学丛书，所选作家来自不同地域的10余个不同民族，是对少数民族儿童生活画卷的多方描绘，充分体现了少数民族文学独特的地域性与多样性。这些作品或是“自传式”的成长故事，或是对当下生活的生动记录，又或是童话式的讲述，从不同的角度为我们勾勒出了不同民族生活中的万千世相，其中内蕴着的是童真、童趣，以及由此生发出的对真善美的追求。

回族作家马金莲的很多作品都是以儿童为书写对象或者是直接以儿童的视角来展开叙事的。由她所著的《数星星的孩子》中，“数星星”是这些乡村孩子们闲暇时的娱乐，在对于“星空”的想象中，孩子们感受到的不仅有星月夜的神秘美感，还有对于博大世界的憧憬。这也在主人公尕蛋巴巴心中埋下了“走出去”的种子，这样含蕴着积极向上、努力求索精神的故事对于阅读者尤其是少年儿童而言，无疑有着很强的启发性。满族作家王立春则在《蒲河小镇》里用5个不同的关键词或人物结构起了自己的故事，看似松散，实际上却由“我”的视角把整个蒲河小镇上的人、事、物都串联了起来，故事简单，但暗含温情。通篇是年少时的回忆，很少用成年之后的眼光来判断，读起来颇有些《城南旧事》的味道。

蒙古族作家索南才让的长篇儿童小说《小牧马人》以一个阴错阳差误入歧途的草原少年在辍学后返回草原发生的一系列故事为主线，展现了草原少年牧马人阿秀的成长之路。少年阿秀尽管学习上有着很多磕磕绊绊，在学校里也常被坏学生欺负，但他内心一直保持着纯真。而且，作为牧马人后代的阿秀心中一直有着一种召唤，那就是对于草原放牧生活的向往。在一次与母马“花鹿”和它的孩子小马驹“玉鹿”的离家之行中，他和两匹马一起经历了一次艰难却又奇妙的旅程。当他们一起走出迷途，踏上回家之路的时候，也预示着阿秀解开了与姐姐之间的心结，完成了自我的成长。

由曹谁所创作的《雪豹王子》则以童话的形式讲述了可可西里动物世界中的雪豹王子强巴的成长之路。原本宁静、美丽的可可西里，随着人类（偷猎者）的进入，这里的静美被猎枪的血腥打破了。在失去父亲之后，雪豹王子强巴带着使命开始了拯救家园、守卫圣境的漫长之路。这毫无疑问正是对强巴成长历练的刻绘，作家也巧妙地设置了一个悬念：雪豹王子最终能否赶走江吉和豺狼，拯救卓玛，恢复可可西里的美丽家园？这样没有给出结局的设置在给阅读者留下悬念的同时，也有对阅读者继续思考、寻求故事背后寓意的鼓励。

两套丛书中其他的作品也都以不同的故事来讲述着对“成长”的不同理解。例如，哈萨克族作家阿瑟穆·小七在《淘气的小别克》中用自然、亲切的语言以及一系列的小故事塑造了一个调皮捣蛋让人头疼不已却又十分可爱的小男孩形象，其中也折射出了哈萨克人的一些民族性格。景颇族作家玛波的《背孩子的女孩》写的是边地农家女孩在生活重压之下的各种憧憬和挣扎，书写出生活痛感的同时也有着对新生活的憧憬。蒙古族作家陈晓雷在小说《黑眼睛蓝眼睛》里写到的是蒙古族、鄂伦春族、俄罗斯族的3个少年之间的往事，前半部分写草原、雪原之上几个少数民族之间的童趣，后半部分在童年时光里折射出扭曲时代的种种荒诞，沉重也有希望。另外，拉祜族作家李梦薇的《阳光无界》、土家族作家苦金的《白鹤少年》、维吾尔族作家玉苏甫·艾沙的《绿叶》、土族作家东永学的《天边的彩虹》、回族作家冶生福的《蓝月亮》、蒙古族作家察森敖拉的《天敌》等也都从各个角度书写着儿童世界的美好与光明。

这两套儿童文学丛书不但有着对“成长”主题的深切描绘，也有着对童年美好往昔的怀恋与镌刻。儿童的世界本就是充满了各种奇妙与可能性，这些小说中的少数民族元素又让故事充满了异域的精彩。这样的阅读对于本民族儿童是一种熟悉的亲切，对于其他民族的儿童又是视野的拓展。一方面，从“书内”的角度来说，这些作品中共同含蕴着的对于“真善美”的诉求，让阅读成为另一种形式的成长教育，这大概可以说是两套书的最大亮点；另一方面，在“书外”，这样的儿童文学丛书的出版，无疑又是对当下少数民族文学的有益补充，正如学者张锦贻所言，“10个作家写10本书，书写各自熟悉的生活，采用各自擅长的艺术方式和民族语言，可谓百花齐放。可以说，这套‘书系’试图以回归和创新的双重姿态建构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新面貌。”

二

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出现了向现实主义回归的热潮。翻阅本年度出版的少数民族小说（集），可以看到作家们保持了对现实的多维关注，以文学的温度来审视时代与人心。人间烟火，世态冷暖，小说以“故事”的方式讲述现实世界，作家的情怀与思考也就潜藏于文字之中了。

羌族作家羌人六在小说集《伊拉克的石头》中，以“文学地理学”式的叙述，对自己故乡“断裂带”上的人与事进行了多向度的扫描。现实的地震早已过去，人心里的地震却一直都在隐隐作痛。集子里的小说基本都以经历了“地震”的人们为主角，写出的是不同个体在心灵阵痛之下的各种挣扎与奋斗。小说的语言很有质感，这大概得益于作者写诗的经验，而言语中又包裹着这些个体生命的痛感，可以说是相得益彰了。

壮族作家韦孟驰在小说集《甘蔗林》中，“散点”式地讲述了自己周遭的世界，从故事到行文语言，都有一种粗粝感，带着来自生活的气息。每一篇作品的主人公或者视角都是“我”，有写“我”的爱情、“我”的打工生涯、“我”的童趣，或者是“我”眼中的各式生活面貌，似乎所讲故事均为自己之事，即使小说中讲述者、主人公并非是“我”，但总能读出那种隐藏于其后的“我”的气息。这些小说语调平淡，故事也很少有大起大落，讲述者也似乎漫不经心，但是包裹在这平淡无奇中的故事很多让人读后顿觉心酸不已。作家在不动声色中就将整个生活都推到了我们面前。

在2017年，马金莲的创作颇丰，除了前文提及的儿童文学之外，还有两本新作《绣鸳鸯》和《难肠》出版。马金莲依然是在用自己平淡如水的语言讲述着乡景、乡情与乡事，妇女与少年则是这些故事的中心，并从其中映射出广博的情怀。在《老人与窑》中，阿訇身上的那种博爱的精神默默地影响着“我”，多年后“我”也成为一名阿訇。不论是《坚硬的月光》中一生承受了无数磨难的奶奶，还是《利刃》中失去爱子哈儿的孤独母亲，又或是《口唤》里一直存在于爷爷深深惦念里的那位救命恩人干奶奶，她们无一不是那片土地之上纯净的代表。这片土地孕育了生命，也塑造了乡民的品格，同时也给予了他们延续的力量。

彝族作家阿微木依萝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出山》。她的写作并不花哨，平实的语言加上平实的故事，小说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实”感，在写一群山里人平常无奇生活的同时也有她自己默默的怜悯包裹于其中。如《出山》中对奶奶几次“出”与“不出”之间的犹豫的描写，实际上写出的是一种老无所依的无奈痛楚，尤其这样的故事由“我”这一个儿童之视角来讲述，单纯眼光中看到的老年人孤苦无依就显得格外震动人心。当然，在这样的“实写”之外，也有着虚实真幻起起伏伏的试验手法，如《边界》中对陈老妈妈死后之事的想象，似真似幻；《牧羊人》里张果子爱情故事的奇幻色彩，这些都让小说有了先锋的气息。

现实的故事精彩纷呈，而历史的幻魅也同样值得探究。将目光投向民族历史的源头，去探寻“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是当下少数民族作家确证民族文化在场最为有效的书写手段。因此，少数民族作家们带着对历史情怀的追寻，将书写的笔触指向族群历史烟云之中。彝族作家英布草心推出了“彝人三部曲”之第一部《第三世界》。在这里，英布草心精心建构的彝族历史空间已经初见雏形。小说颇有以文学为彝族立史的意味，实际上这样的写作观在英布草心之前的两部小说《玛庵梦》《虚野》中已经有了很清晰的表达。不管是法师还是土王，都在走走停停中走进了彝族氤氲的历史烟云中。在小说中，鲁从一个普通人开始一路成长，经历了小法师、带兵官、大首领的身份更迭，最后成为彝族土王，鲁一生的荣辱浮沉照见了三代人之间的爱恨情仇和人事更迭，也照见了彝族的悠远历史，而在小说中时隐时现的“在路上”的思考也让这样一部“史诗”具有了向深度开掘的文学可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说不仅仅是英雄的战歌，也同样是一曲民族的颂歌。

2017年的少数民族小说创作中，年轻作家成为中坚力量，特别是“80后”作家，迎来了写作的丰收期。而很多“90后”新锐力量也迅速崛起，无疑也带来了不一样的文学活力。回族作家宋阿曼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内陆岛屿》，语言的精致与细节的充沛都体现出这位年轻作家的文学素养，而阅读过程中那在实感的漫溢与虚感的轻盈之间的切换又透射出作家自身对于多向度文学传统的汲取、融合。蒙古族作家苏笑嫣出道很早，《果粒年华》是对她多年写作生涯的总结，关于青春、成长中那些朦胧、不可言说的或酸或甜的滋味的发现，也让她在青春写作中获得了独特的标志。

关注现实以及其中的普通人，是这些作家在创作中一个重要的聚焦点，在书写现实面貌是怎样的同时，他们也都普遍呈现出了对现实生活何以如此的追问，而如何更进一步地去追索潜藏于平常生活碎片中的幽微并以文学的方式审视人性存在，将是这些作家努力的方向。

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散文似乎可以看作是最贴近于大地的书写方式。自然界中的大地并非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它如同一个巨大的生命圈，既包括土壤、水和空气，也将生长在大地上的一切生命体纳入其中。居于其中的作家以笔触为印来为大地留迹，也实在可以称作是对大地的贴近。凝视大地与泥土，是这些作家共同的书写姿态，也是散文的品格所在。

回族作家叶多多推出了散文集《银饰的马鞍》。作为一个亲历者，她坚持“在场式写作”，这使得她的文字充盈着最为真实的温度。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高原山地将深沉厚重赋予了山民。踏足在祖先行走过的路上，近距离触摸历史，在那银饰的马鞍之上，叶多多看到的是山地独有的那种厚重和茂盛的生命力，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铭刻在山地子民们的骨血深处。

白族作家彭愫英在散文集《怒江记》中也同样是以自己的脚步在丈量怒江边的滇西大地，并用文字的形式把这种虔诚与情怀定格在了纸面之上。《怒江记》并非简单的游记，她在文字中编织出的是自己对于一条河流、一脉古道、一座古村落、一群远行客的缕缕悼念。现代“速度”逐渐穿透了大山，让曾经的高山阻隔成为远去的背影，与怒江的奔腾汹涌相伴着的盐马古道也卸下了身上数不尽的足印，静默于高原群山中。尽管它沉默了、寂静了，却并不代表被遗忘。彭愫英的行走与记录让这条静默的古道抖落掉历史的尘埃，在文字里慢慢复活，讲出它所承载的数百年的沧桑岁月。

土家族作家陈丹玲没有进行远足，在《村庄旁边的补白》中她只是将目光集中于自己的安居之地：梵净山西麓的印江小城。《村庄旁边的补白》写的是个人史，但这一个体背后所承载的却是村庄的历史、造纸的历史。这样的小中见大，在彝族作家左中美那里同样存在，作为一个“从村庄出发”的写作者，她从与安居地密切关联的种种细微之物着手，在《安宁大地》中为那并未完成的“村庄”进行着讲述。两位女作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以一些零散的事与物来进行讲述，在这看似散漫、随意的拼贴里，我们读到的是作家选择的苦心以及对安居地的博爱。彝族作家布鹰升的《在凉山》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凉山土地几十年来的点滴变化进行深情的书写，文字里满是恳切。

四

诗歌是少数民族文学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民族文学》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众多刊物，推出了一系列优秀诗人的诗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年轻一代的诗人们展现出非常旺盛的创造能力，以各具神韵的作品展现了自己的风采。

很多少数民族诗人纷纷推出自己的诗集。比如，彝族诗人吉木狼格推出了诗集《立场》，节制、简约的语言写出的是诗人对生活、世界的感悟与沉思。满族作家宁延达的《假设之诗》、撒拉族作家韩原林的《生命之恋》等也值得关注。回族作家祁十木推出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卑微的造物》，读者从诗行里读出的是“90后”诗人对于世界的复杂态度。这些诗歌既有着可以概称为“先锋”的实验性，也有着从他内心生长出来的、与族群相关的凝重。

还有一些刊物，是以专号的形式推出一个诗歌群体。比如，《彝诗鉴》在2017年推出两卷，集中收录了约70位彝族诗人的诗作，当下活跃的诗人基本都有收录。以“诗鉴”的形式来对每一年彝诗创作状况进行扫描，一方面形成了对文学现场的追踪考察，另一方面，这样的“诗鉴”也让少数民族文学在更广意义上的中国多民族文学场域中获得了同步的呈现。《佛顶山》连续推出“80后90后少数民族诗人诗选”专号与“少数民族诗人诗歌”专号。在这其中，既有早已成名的前辈诗人，更多的是那些并不知名的新生力量，尽管略显粗粝或稚嫩，但也内蕴着新鲜的活力。年轻的文学新军带着来自民间的文学力量，走进我们的视野中，他们在诗歌中或关注世界，或思考自我，以自己的文字写出了不一样的风景。

总之，在2017年的少数民族文学领域，不同代际的作家们都在以各自的方式书写着自我与时代的种种关联，新的文学力量不断在崛起。当然，在看到创作繁荣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在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中，真正有分量的作品依然不多。而对于年轻作家来说，如何从自己族群身份经验的单向表达转向与时代做多向度、深度的对话，以及在关注、描写现实的同时进行深层追问，这些都是他们所要努力的方向，也是值得我们持续关注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