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几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成就的总结已经有不少论文论著，笔者也没有必要再锦上添花。我们不能妄自菲薄，但是更不能妄自尊大。这几十年的古代文学研究的局限与不足，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文学史以及诗歌史、散文史、词史、小说史、戏曲史等力图在超越几十年以前的写作模式，努力寻找文学内部发展的规律，也尽可能将文学发展置身于时代精神中去考量，然而整体的效果并不十分理想。给人的整体感受是文学内部发展轨迹的阐释或过于概括或线索模糊，文学外部环境的阐释显得过于宏观空乏。内部与外部关系的论述更显得欠缺，有的仿佛为写而写，好像两张皮，外部环境对文学的影响常常不是从大量的原始材料出发进行理性的归纳，而是从既定的理论思维模式去简单罗列一些常见的资料，再做十分概括的阐述，于是往往给人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受。除了论证材料的大同小异而外，著者均有建立独立的学术品格的主观努力，但学术研究的路径及论述的方法却很难给人以创新的感受。文学内部承传流变的规律以及形成这些规律的动因揭示得不够。因此真正从本质上对几十年前同类著作的超越在一定程度上只是美好的愿望。

就文学史的编写模式而言，很难达到深邃的历史意识、扎实的知识储备与通达科学的分析方法的融合。基本没有摆脱几十年前的定格，不能说千篇一律，但是基本是时代背景、作家生平、创作分期、内容与艺术，地位与影响。大作家一章、名作家一节，主要作品加具体分析。由于研究的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许多研究者专注一个朝代，甚至一个作家，更甚者一个问题几十年不变，咬定青山不放松，不能否定这种研究态度，但是转身一变成为文学史的编著者，就很难实现角色的成功转换，极易使文学史变成个案研究的集成品。

文学批评史、文学思想史以开拓学术研究领域为己任，比几十年前无论资料收集的广度、论述的深度都有很大进步，篇幅大大增多。然而文学批评史主要论述的依据与以前历代涉及的名篇大同小异，许多有价值的材料未被注意，许多原始别集选集笔记等没有做资料长编，一些文学流派由于内部关系复杂，也没有深入论析。概括是明显的长处，但深入不够为明显的短处，文学研究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如何不被丰富繁杂的材料所束缚，是必须解决的课题。而从材料中走出来进行宏观审视时，不能片面取舍材料，而应该从全部材料出发，这样的理论才能令人信服。

中国文学批评的片面性正是其批评的策略，无论以意逆志、推溯源流、意象批评、论诗诗、诗话、诗格、评点、摘句、选本等，方法是以偏概全、以点带面，重感悟、重直觉，评论的语言又善用象喻，由于这些著者在历史上的身份地位使其理论富有极大的号召力。后来的研究者如果不理性分析、批判地继承，常常自觉不自觉地陷入既定结论的泥淖中。这方面的教训也不在少数。而对于传统文学理论的范畴，每一个时代都有新的内涵融入，有的研究著作力图解释这些范畴，但是没有用动态变化的方法，而仅仅是静态概括的归纳，有待深入细致的研究。一些著作静止地宽泛地简单套用在自己的研究里，必然失去针对性。

就断代文学研究或一个朝代某一时期文学研究的成果看，有的并未进行原始文本的全部审视，如宋诗、明诗、清诗、近代小说等宏观研究对文本的全部审视费时巨大，因而便以传统框定的名家为研究对象，其他基本无暇理会了；有的只是主要个案研究的简单堆积，再在每章前加一个所谓宏观的静态的叙述。对一个朝代或一个朝代某一个时期文学内部与外部发展变化的轨迹缺乏深入的剖析。正如韦勒克所言：“如果要了解整个山脉，当然就不能仅仅局限于那些高大的山峰。”

无论宏观研究也好，微观的个案研究也罢，文学的创作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既有对传统的继承，更有时代精神下的超越。其中的因素有外部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有内部的个人经历、年龄变化、经验的积累等，对这个过程解释得越具体，对其发展变化的原因挖掘得越深，研究价值就越大。而这个时期的研究者大多习惯静态观照的研究方法，热衷于归纳概括其总体风格。但是太概括则太抽象，归纳的仅仅是研究对象的一般共性。有时仿佛放在很多地方都适用，研究成果的价值大打折扣。

千百年来形成的经典判断标准严重影响研究者的评价与分析，从幼儿园、小学到中文本科专业的教材，历代选本，诗话等。个体的研究者一生都在挥之不去的影响中思考，想否认这些标准十分不易。作为研究者的知识谱系这个标准在左右、支配、影响自己独立的判断。那些不被重视的作家几十年的研究也常常有不被重视的现象。

学者试图拓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视域，从哲学、文化学、佛学、书画等角度切入，也产生了不少成果。这类成果开疆拓土的意义不容置疑，然而由于不少学者对这些学科缺乏深入的研究，有的对这些领域基本的文献尚未达到学懂弄通的程度就草草上马，免不了强做阐释、生硬分析，个别直接从这类研究成果中找材料找理论，再与古代文学理论简单挂钩，研究的成果就更难以令人置信了。

编年史、年谱、作品编年类著作论文不少，成就斐然。然而不少成果科学求证精神不足，为了对研究对象有所创获，有时在现有材料根本无法得出结论的研究现状面前，大胆做人为的超越。或将没有关联的材料强行索解，妄加联系；或违反无证不信、孤证不信的原则，大胆假设，根本没有材料支撑；或抓住一条关系不大的材料无限延伸；或搜索一鳞半爪的无关材料，无限度猜想。更有甚者为了引起轰动、博得关注，从根本经不起推敲的材料出发进行论证，其结论就可想而知了。有的只抓住有利于自己结论的证据，对相反的证据则采取视而不见、避之不理的态度，更不能对所有有关的证据做系统周密的梳理，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不难看出，近几十年来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学者在考证的素养与能力上与前辈学者尚有一定距离。

文体史研究方面，材料的堆砌倾向比较严重，如何从纷繁的材料中上升为清晰的理性思辨成果，揭示文体自身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以及社会文化因素的外力作用高度深度不够。揭示一种文体在每一朝代形成的独特个性的过程更显不足。给人总体感受基本上没有突破文学史编写的思维定式。

对杰出的文学家而言，文学创作仅仅是其全部人生的一个角色。他可能是政治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书画家、金石学家等。这些角色不断影响甚至渗透到其文学创作中，不仅仅局限在题材的拓宽，更直接作用于独特艺术风格，成为影响其艺术个性的重要因素之一。研究者对其文学创作研究较为深入，对其他方面研究明显欠缺。为了研究，走马观花地了解一下其他角色的学科就给予论述，很难深入融通。

文学与其他科学的联系错综复杂，文学性不是永恒的、抽象的，而是历史的、变化的、具体的、富有实践性的。任何文学作品都存在整体的意蕴，包含了政治、哲学、文化、宗教、历史、社会、心理、自然科学领域等的表达，越是内涵丰富的作品包含的非文学因素就越多。《红楼梦》等可以说是一部百科全书。评论者大多只在文学方面擅长，其他意蕴的开掘明显不足。近几十年作家研究基本上围绕文学论文学，研究者把研究对象纳入自己的知识谱系中，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不是研究者在阐释作品，而是作品在证明研究者固有的理论。这不是激活作品的生命，更有甚者简单化的立论固化了作品的意义，限制了作品本身意义的辐射范围。个性是在对比中显现的，也就是说研究者知识储备中的对比材料越丰厚，对于研究对象的独特特征及创造性就分析得越深入透彻。刘勰所谓：“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研究者常常迫于生存的压力以追求数量为学术研究之重要动力，操百曲观百剑不足便汪洋恣肆地挥洒出鸿篇巨著。除了字数惊人，内在创新的价值值得怀疑。

研究者应该将古代文学的内部世界（语言、形式、结构、韵律等）与外部世界贯通起来，最大限度地进行审美批评。这种融通的思维方法，正如徐复观所期望的那样：“站在人类文化的立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排斥对历史中某一门学问的研究工作。我也发现不出今日中国知识分子在学术上的成就，具备了排斥某一门学问的资格。”许多出色的评传力图从传主全部人生角色审视，拓宽了作家研究的视角，对古代文学研究的启发意义很大。然而不同角度的分析如何形成整体的审美观照与研究结论，避免作家研究的碎片化，尚有探索突破与提高的必要。

古代文学研究者除极少数对于西方文艺理论排斥而外，大多是积极采用的态度。然而绝大多数西方文艺理论并非自己的知识谱系天然具有的因子，因此研究者多是以匆匆学习立竿见影的实用主义态度来对待。中外文学理论大多并不是纯粹的文学理论，而包含在完整体系的哲学、历史学、心理学、文化学、艺术学等理论中，是系统学科的一部分。《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史记》、李、杜、韩、柳、欧、苏，西方从柏拉图到卢卡契包含的文艺理论莫不如是。如果简单引用，脱离文本的具体时代背景与完整体系，就很难说尊重了理论。文学作品是作家心灵化的产物，是独特的个体灵魂用形象实现主观客观、理性与感性、内在外在统一的复杂过程。任何古今中外的理论都是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提供一种分析的方法。迄今为止，尚没有一种理论能够穷尽这个系统的全部。实际上这种理论是永远不可能产生的。如果不采取批判继承中外文艺理论的态度，必然使理论失去应有的力量。

彼得·巴里曾经郑重告诫“绝不能认为理论文章的艰深背后必然隐藏着深刻的思想，实际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且不说研究者大多不是从原著中自觉地内化成自己的理论思维方法，而是从翻译的中文译文中引用，对这种理论的适用范围不做认真思考，对理论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及理论的深刻内涵，并未深入把握，以至于这种引用常常是浅尝辄止，并未对这种理论全面系统消化吸收，更没有对理论做充分的反思以后再大胆地运用理论。既能大胆利用外来的理论，又能根据研究对象来创造性地修正或改造理论，使其植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土壤，使其成为一种科学而又实用的方法，这方面十分成功的案例不多。有的为了点缀，但是否适合自己论述的对象，值得怀疑。理论不是无边际的，生搬硬套在边际之外的研究对象，必然产生先入为主牵强附会的弊病。

研究者习惯于运用内容与形式二分法的传统思维来阐释作品，其实二者是不可分离的。艺术作品的内容必须被转化为可以充分实现艺术效果的形式。由于对作品进行了二分之一的切割后，再进行二分之一以内的切割，一步一步地肢解，作品的独创性有时反而变得越来越模糊。

智慧需要智慧者的发现，奋斗者才理解奋斗者的艰辛。文学创作活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作者全面调动感知、回忆、想象、联想、幻想、理智等活动，又妙绪纷披地挥洒在自我的话语体系中，有说不明道不清的灵感诱因。许多研究者终其一生很少文学创作的实践，许多分析不可避免水中望月、雾里看花，结论也难脱隔靴搔痒的局限。

研究者不能只顾自己发声，还必须为时代的读者发声。对于传统的文学每个时代都应该用适合时代精神的眼光在继承传统阐释的基础上重新审视。研究者除了洞悉作家的心路历程而外，有必要了解读者的审美倾向与审美期盼。不少研究仅仅满足狭窄的小圈子，在相当的情况下流于自说自话。伽德默尔曾郑重提醒：“认为我们可以置身于时代精神之中，以该时代的概念和观点而不是以自己的概念和观点来思考，并以此达到历史客观性，这只不过是历史主义天真的前提。”客观上讲，研究者并不希望自己的声音无人回应，而是希望共鸣，这种潜在的动能应该驱使研究者把握时代的脉搏，但是事实差距甚远。

一切现实的存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历史的存在。历史与现实共存于人类思维的空间中，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任何的研究都不可能是孤立的研究。如何对待研究对象与研究成果是每个研究者绕不开的话题。有不少研究者对自己研究对象不能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由于一些研究对象以往属于冷门，填补空白不等于非得拔高这些研究对象的价值，当然也不排除个别学者为了引起对这些对象的关注，采取剑走偏锋式的人为提升。有一些研究者在前人的成果面前望而却步，不敢超越，有演绎扩展前人成果的倾向。必须对以往的研究保持怀疑批判的继承态度，“对过去的每一种理解都包含着某种误解，因为我们并不是站在历史之外观察和评判历史的，我们对历史的看法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研究是开放的，正像历史不存在终点。研究者存在的意义是必须在每个时代对已经研究过的作品发现其新价值，否则就失去存在的意义。近几十年古代文学研究成果的数量惊人，而含金量明显不足。

一些西方文艺理论认为文学批评本身也是文学作品，这种观点还值得推敲。但是文学研究的著作与文章不应该一个模式，一种格调。古代文学研究的先辈学者王国维、陈寅恪、闻一多、钱钟书、朱自清等的研究，不仅有理论高度，而且文笔灵动，论述的语言有自己独特的个性魅力。这几十年来，学者的文章应该有更大的飞跃，但是事实恰恰相反，文章似乎变得越来越呆板僵化，学究气越来越浓。风气所及，一些年轻学者的文章，也少见青年热情洋溢、才气纵横、语言鲜活。有时甚至掺杂一些半文半白的句式，力求证明自己的老成。不少刊物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了保证刊物的稳健风格，有个性的文章也难以公之于世。久而久之，创造独特研究风格的激情被消磨殆尽，不得不迁就编辑的统一要求。时代飞速的进步并没有孕育出极富时代精神的文风，千篇一律的腔调与日新月异的时代风貌相比黯然失色。

近几十年来对古代文学研究者与研究成果的批评极少，有一些只是具体学术观点的讨论。大量的综述只是一种学术发展的陈述或观点的概括，对研究的缺陷偶尔提及也只是蜻蜓点水，无关痛痒，有时好像为了文章的要求而画蛇添足。从学术积淀与态度、学术方法及规范等对学者及论著进行言之成理的批评的著作与论文凤毛麟角。大量的学者研究因为对象是前辈，更是尊崇有加，绝少反思批评。最多也只轻描淡写说说特殊时期政治运动对其研究的影响，对其研究结论的左右与无奈。许多的书评或流于同行情面或出于朋友请托，很少一分为二的深入评论。一些书评还有人为拔高、言过其实的缺陷。由于缺乏针对性的批评，许多学者近几十年的学术路径与思维方法基本没有改变，没有主观超越的愿望与努力。

毋庸置疑，每个研究者都是有局限的，当然这是一个动态的状况，我们不能否定研究者克服局限的能力和不断付出的努力。优秀的研究者也许一生都在超越自我，不断克服自己的局限，但有时终身也克服不了许多局限，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客观冷静地发现问题总比回避更有意义。当然发现问题，并不是立竿见影地就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但最起码给解决问题理清了线索。“对于研究者来说，在科学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就是发现问题。但发现问题则意味着能够打破一直统治我们整个思考和认识的封闭的、不可穿透的、遗留下来的前见。具有这种打破能力，并以这种方式发现新问题，使新回答成为可能，这就是研究者的任务。”（伽德默尔《真理与方法》）笔者期望现在研究者的超越，更期望年轻一代全面的超越，这样的话，回首与反思的参照价值就具有更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