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文学记忆是让历史延续的手段，作家的记录可以抵抗遗忘，抵抗个体的遗忘，也抵抗集体的遗忘”。4月16日，数十位中外作家以 “文学的地域——历史、记忆与现实”为主题，探讨在当今时代，如何处理民族的、地域的历史与人类共同历史经验，如何认识历史与文学、与现实、与个体的复杂关系。

本次研讨会由鲁迅文学院与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共同主办，参加“鲁迅文学院2018国际写作计划”的国外作家与部分中国作家、翻译家与会。

自觉书写历史，抵抗遗忘

会上，从事匈牙利文学翻译工作15年的翻译家余泽民提出，当代匈牙利文学最核心的使命就是处理“记忆”。在他看来，匈牙利文学只是一个代表，整个中东欧文学都是这样的趋势，而中东欧文学近些年受到世界关注的原因，也正是因为中东欧在作品中非常自觉地处理历史、记录历史、保留记忆。他举例说,200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凯尔泰斯·伊姆雷著写《命运无常》记录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历史，艾斯特哈兹·彼得通过讲述贵族家族几百年的历史记录中欧人的记忆，道洛什·久尔吉续写奥威尔的《1984》以反乌托邦的方式记录。“中国和中东欧在20世纪有很多惊人相似，甚至算是同步的历史记忆，中东欧作家的作品可以鼓励我们努力地去记录历史。对现实的认知是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上的，如果作家不能清晰真实地记录这些历史，不仅我们的文学会变得虚无，我们的历史也会变得虚无”，余泽民特别强调作家自觉的历史意识，这是文学的责任，也是文学对自身的丰富与拓展。

谈及历史话题，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诗人芭芭拉·保加可尼克显得心情沉重：“在我的国家，历史已经被遗忘，尤其是二战前的历史。在我们国家的学校教育中，二战前的历史有意无意被删除、遗忘，不把它们教给学生，很多历史故事是由祖父母来讲述。所以,我觉得现在历史的遗忘和褪色是个大问题，因为我们的祖父母一辈渐渐逝去，记录这部分的历史是远难过记录星巴克，毕竟全球的星巴克都是一样的。”芭芭拉诚恳的反思与深刻的建议，引起了在场嘉宾的共鸣。

从不同地域历史中探寻人类历史的密码

历史的话题引申出记录的重要性，惟有记录才有可能留存下重要的记忆。一个优秀的作家会为了这样的使命，身体力行地去书写出一个个有关于记忆的好故事。

来自意大利的汉学家、翻译家、小说家雪莲对中国云南地区的历史文化有浓厚的兴趣。为了追寻历史，获得真实的人物故事素材，雪莲在云南生活了八年之久，完成了《耿马往事》、《弥渡奇缘》、《我爱你——彩云之南》、《寻找李唐妹》、《达瓦的梦想》等多部作品。“历史、记忆与现实这个词能够完全代表我书中的内容，我所有的小说总是有历史的一部分，我根据自己的记忆，在中国多年的经历和生活中所遇到的情况与真实的人物来写作，我的小说是这三个部分集合起来的结果。我向意大利读者介绍了最真实的云南，包括民风民俗、风土人情和神奇的民间故事。所有我采访过的人，都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在书中描述过一些女人的外貌、服饰、动作和表情，她们都很真实。”雪莲认为，她能通过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反观到自己的价值，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道理：“我写的故事都是古朴文化的边端，我深信意大利的读者能够通过我的作品，通过我作品中真实的历史文化感受到这些朴实和美好，能够像我一样热爱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所长陈众议在听了雪莲的发言后，感慨于雪莲对云南这片土地的热爱与关注：“八年的生活绝对不仅仅是风景。”雪莲作为一名外国作家，对中国历史的尊重与记录，让人感动和惊讶。

“我生长广东跟广西交界的地方，这个地方的台风非常频繁，我小时候对台风特别感兴趣，不知道台风是因何而来为何而去，小时候听到台风预警我心里就充满了期盼，好像在等待一个远方的客人。”来自广西的朱山坡认为自己的写作和所生活的地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台风翻山越岭见多识广，可以带来世界的讯息让自己没有被世界遗忘。”“台风”对朱山坡来说不是一吹而过的自然现象，而是影响到他认识和观察世界的角度。2016年，他完成了小说《风暴预警期》，以记忆中的台风作为书中最惊心动魄的意象，将台风作为通向世界的渠道，诠释了这个地方的人卑微的命运，记录了那个年代某个微小角落的真实历史。

也许把目光投射到未来，才能真正看清历史和现实

关于历史的书写，让我们记得我们是谁，来自何处。但是，我们认识历史的最终目的何在？从当下生活中回溯历史、或者说发现历史的痕迹，比单纯地书写历史更有价值？研讨会上，在作家们纷纷肯定历史记忆重要性的同时，捷克小说家大卫·扎不兰斯基表示书写当下的现实更为重要。

“捷克人很少人写现实，而是把历史当作安全的港湾，捷克包括中国的作家需要证明自己是有能力记录当下的。” 大卫·扎布兰斯基是一名律师，参与了多年与人权相关的非政府组织工作，他更关注的是现实，强调“历史就是当下。“你必须在未来设立你的眼光，从那里你才可以真正的看清当下并描述当下，这个当下每一秒都在变老，这就是历史眼光。”大卫提出了不一样的历史观，并认为这是优秀作家的标准。

在这种关注现实和当下的写作中，有一种突出的体裁便是非虚构写作，《外国文学动态研究》主编、俄罗斯文学专家苏玲女士对这一领域有着较深的研究：“近十几年来，非虚构类作品在全世界风靡，2015年白俄罗斯作家阿谢列克耶维奇获得诺贝尔奖，更是掀起了阅读和研究的热潮。”阿谢列克耶维奇的作品反映战争、灾难、危机给人类带来的现实，每一个小人物的身上都带着大历史，战后苏联文学“战壕文学”潮流其实就是这样的体裁。“所以，对历史和记忆的文学写作一直以来都是作家要处理的问题，文学不能仅仅迷失在历史当中”，苏玲认可了大卫的历史观，“历史也是现在，这是一种重要的视角”。

文学关注现实，就要接近现实，碰触现实中的人性。来自智利的诗人、学者罗伯特·艾多认为尽管很多人对文学不甚了解，但是文学是如此有用，就是因为文学接近人性：“上报纸的东西慢慢会遗忘，但是真正能够流传百世的是文学。一个好的诗人，无论他讲的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是用散文还是诗歌的形式，他所写的都是人性，都是现实的本质。”无论时间如何变化，文学最重要的是要挖掘最复杂的人性，所有最伟大的作家给我们留下的作品，都是对最复杂人性的揭示。

全球化时代，要更加关注个体生命的过程

在一场与会者来自多个国家的研讨会上，“全球化”似乎成了一个必然的话题。对文学而言，“全球化”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是否真的理解了它的要义。全球化固然有便利、快捷的一面，使文学可以进行跨地域的交流，促进世界文学的发展，韩国翻译家金泰成、越南作家周光胜都追溯了本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渊源，表达了进一步交流与译介的愿望，《世界文学》主编高兴也谈到了中国文学界对国外作家非常密切的关注。这自然是全球化进程中所达成的沟通与理解，甚至，这场研讨会的举办与构成也得益于“全球化”。

但另一方面，这种趋势是否使文学趋向于平庸化、同质化？青年作家苏宁提出全球化背景下地域性的概念在淡化，历史与记忆的支撑可能已不足成为大部分可控的未来：“我们的精神空间被这个时代过分侵占，城市化生活带来的不是精神的丰富，而是萎顿。我们的文学也变得没有根基，我们的写作生活内在发生的溃散已经在向我们的外部波及。”全球化时代文学的地域性迫使每个作家质询自己身在何处，正如诗人、翻译家树才所言：“看上去我们真的在这里，实际上我们从来没在任何一个这里。我们只是路过，只是被当下带着路过每一个地点。我个人的另外一个焦虑是中国的焦虑，幅员辽阔，怎么处理古今中外的关系，每个人都在一个十字路口，不知道明天会去哪里，而文学见证了这种焦虑。”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诗人吉狄马加认为，解决这种焦虑的方式，是要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学交流中更关注自身，寻找到自己的精神基因，构建属于自己民族和个体的写作范式。如何建立起自己的文学范式？丹麦小说家福劳德·欧尔森提出：“作家写作是为了词藻的华丽，还是在寻找一个答案？丹麦有句话，‘你只要在地上挖洞，挖到足够深的时候，就一下子钻到中国去了’。然后我曾经转述给我的中国同事，他说，他的母亲告诉他做事要寻根问底，洞挖得更深了，就找到答案了。”

“面对浩瀚的宇宙，我们每个人就是一个点，可能作家、诗人，最重要的是做一个见证者，记录你的内心、你个体生命的过程，更大意义在于，记录你所置身的时代。”吉狄马加用他诗人的语言为研讨会进行了总结。对所有的与会者而言，这不是一场确定答案的论证，而是一次共同探寻答案的过程，是写作之路上的相互碰撞与激发。文学没有答案，但她一直在寻求解答。这个探寻的过程，也许才是文学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