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开始出现由过去偏重“文学”研究和“内部”研究向“史学”与“外部”研究转移的倾向，即从传统上侧重于单纯的作家作品研究转向综合诸如党史、城市史和思想史等在内的关于文学周边的考察。

事实上，由于“新文学”本身即是在各种争议与挑战中诞生，这就注定了它将面临被不断重述的命运。而20世纪末海外汉学界关于中国学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尤其是对中国近代区域研究和知识分子的考察，也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镜鉴。研究者不仅从空间上分析了整体与局部、沿海与内地的关系，也从社会结构上将视角由知识分子和精英研究转向民间大众。特别是空间研究取向，对于弥补以往整体性宏大叙事的空疏大有禆益。于是现代文学史叙述由原来偏重整体与中心区的讲述逐渐转向注重局部和地方的观照，不仅从时间层面进行深入拓展，也在空间范围内将视野进一步扩展。在这种背景下，海外华人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巴蜀文学、岭南文学等皆在重新描绘区域文学的图景中探索进一步丰富文学发生发展历史面貌的可能。

此外，中外学界集合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方面跨学科研究的成果证明：文学既然是社会文化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影响的产物，就需要内部的探究与外部的综合考察。正如施坚雅在总结其学术经验时坦陈，这种兼及各门社会科学长处的跨界研究在美国汉学界已蔚为风气。在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他不仅致力于推动跨学科研究，而且从团队上也展示出跨国合作的气象。这种特别的格局所带来的学术效应也是非同凡响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杜赞奇、黄宗智、马若孟等人的研究论著陆续传入中国，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关注与回应。中国学者在对北京、上海和西安等城市的研究中，兼及了城市历史与文化想象的双向考察，综合了建筑学、历史学、政治学、文化学的多重视野。正是在这种中外学术的互动与镜鉴中，中国文学研究的历史图景也更加丰富多姿。

然而也必须看到，以往的地方文学史，相当部分依然以行政区划为主，文学发生、发展的社会文化以及区域特有的历史与社会层面和文学之间的深层关系还留下不少探究空间。因此在强调区域的差异性和注重内部研究的同时，依然不可忽略内在的同一性，依然需要注意内部研究必须与外部研究结合、局部研究与整体研究的兼顾，并深入考察区域内部、区域之间的互动关系。

21世纪以来，地域文学史视野上的局限和新文学发生学过于偏重时间考察带来的质疑，召唤出一种更全面的研究范式——文学的地方发生学研究。这里所指的地方，与传统意义上的地域、区域的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既包括地域文学的历史文化特征与人地关系和区域文学的行政区划的内涵，又不局限于二者的单位特性与地域个性，是一种偏重于人文地理学意义的具有内部的趋同性和外部的流动性、开放性等特征的广义的空间。而地方的划分，应遵循地域特征和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内在逻辑统一等原则。

文学从来不独立于世界而存在，其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建构往往是通过空间各种要素来实现。与西方文学相比，中国新文学的发生恰恰处于近代中国社会风云突变的转型期，这期间，地方的政治文化因素以及空间的流动等都表现得特别活跃，其对于文学与历史发展的影响都不可低估。

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史来看，以往相当长时间内，学界都是在时间框架中展开对其发生发展的想象与叙述。90年代以来，各种地域文学史的书写开始兴起，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地域条件、地域个性等也陆续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在对作家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研究中，研究者大多关注地方文化对于新文学发生的重要作用。而这种从空间起源角度对文学的研究可视为将新文学重新纳入时间与空间层面进行考察的一种努力。研究者关注这类区域，固然受海外汉学研究的启发，但也展现出对中国古典文论和现代文学研究传统的一种承续与创新。

然而，我们也须明确，尽管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区域取向包括“沿海—内陆”等模式不失为一种独特的研究视角，但这种带有后现代和结构主义色彩的研究范式，在突出区域的独立性和异质性的同时，对于区域与整体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区域内部系统之间内在联系的观照是很不够的，因此所述也未必都符合史实。

为此，从时间与地方层面重构现代文学的研究框架，就必须理性对待西方学术资源，也理应打破以往以行政区划和族群认同作为空间划分的标准，而真正以具有文化板块特征的人文空间为标准。这也决定了它必然是对以往文学史书写的过于“地方化”的一种超越，也与近年来兴起的文学地理学有着明显的差异。它既是一种板块研究，也是一种系统性考察；它既强调空间的独立性，也重视空间的流动性与开放性。它是对于客观存在的空间内部之间、空间与空间之间、局部与整体、中心与周边的互动关系的探究，既强调整体性和同一性，更强调差异性和多元性；既关注文学自身发生裂变的内在逻辑，也重视文学与非文学的复杂瓜葛。它是一种综合了文学、政治、经济、地理、军事等各方面的综合考察。一言以蔽之，对现代文学研究的重构，应该是一种在社会整体和历史演进过程中的全面审视。

总之，21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纯文学”研究到“文学—史学—地学”的转换与结合，既体现了学界对传统的尊重，也表现出一种开放的现代研究视野。它不仅是现代文学面对外部压力的一次“突围”，也必然是一次新的征程。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统一过程中，在文学与史学、文学与地学和其他学科的不断结合中，重构中国文学研究的认识体系与知识体系，文学研究范式的更新所带来的学术风景值得我们共同期待。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