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从今天已然经过十来年间的多番问难、辩白而形成的问题场域来看，Sinophone Literatrure或华语语系文学的系列申论中，最值得重视的并非“文学”，而是乍看起来好像只是缀在“文学”前面做形容词的“sionophone”和“华语语系”。无论是在史书美最初的立论背景和设问指向上，还是在其后这十几年里台港地区、东南亚和美国的中国学和东亚研究的中青年才俊们围绕华语语系展开的种种评论和争议中，文学都并不是真正必须在场的实际标靶，而仅是便捷适用的一个话题触媒。假如语境方便，这个触媒从文本文本换成视觉影像、从小说、散文、诗和戏剧换成电视、电影以至网络媒体上的各类非文学信息，都未尝不可。

隐含在华语语系论述中的实质问题，是超文学也超文本的当代全球化和本土化两大潮流奔突汇合下的中国人、中华民族、中国文化和中国政治的多重认同如何与时俱进而又面向现实、面向世界作出调整和更新。文学之所以会被引入这一宏大的议题范畴，除了为避免政治色彩和现实指涉过于突出，更主要的是因为文学与民族、国家的文化与政治认同中最具符号表征意味的预言直接相关。完整地讲，华语语系这个貌似于理不通的新名词，是在以它外表上的别扭和牵强，紧紧地纠缠着、牵扯着当前国际政治体系和文化格局中汉语、中华民族和中国的国家认同问题。换一个说法，华语语系意在概括和指认当今世界所有以汉语为母语的共同面临的民族、国家和语言认同困惑。它的构词机理虽经不住推敲，但它有意无意地为汉语人口的主体赋以复数性质的作用，进而为中华民族、中国人、华裔、华侨、文化中国、政治地理形态的中国添注新义项和新关联的作用，是切实且鲜明的。仔细想想，这一连串错综交织、相互盘绕的问题，离开语言这个贯通表里的、既呈现为象又直击着义的症结或枢纽，很可能真还找不到第二个能够牵一发而动全身、纲举而后目张的一揽子把握的抓手。华语语系，更精准地说，sinophone，确实是一个充分而必要、适时而得力的提出问题和追索问题底细的角度和入口。

依照其原生于法语中的本义，sinophone具备两个可并存、兼容的义项：说汉语的（人），在至少有两种语言通行的地区说汉语的（人）。当今包括中国全境在内的整个世界上，多语并行几成普遍现象。因而，即便是在祖国说汉语的人，也大可称为并归入sinophone之列。反过来讲，今天的汉语已经不可阻挡、无法回避地进入了只能在与其他语种混响并行于一个空间的状态和形式存在的时代。简言之，也就是如今Chinese必须且只能sinophone。Sinophone已成为Chinese的新常态。所以，谈论sinophone，即成为谈论今天的Chinese的唯一有效方式。

就这个意义来看，以往许多人所指的史书美的Sinophone坚决将中国排除在外，而王德威的Sinophone，则偏偏要以“深入虎穴”、直捣中军帐彻底反收编的豪横气，把中国包括在“外”，其实都是一层虚浮的表象。史、王在华语语系的理论旗幡下，真正要进犯、扰动的头号大营，同样都是中国。史书美从新清史研究领地上活剥来的“内亚国家”、对内殖民和语言文化殖民一套说法，王德威在几种华语语系文学读本中特地将国内作品与外国华裔、华侨的汉语作品归置为同主题下交相参照的互文文本，其理据和思路，显然都出于sinophone的本尊和正根俱在中国境内这同一条认知逻辑的辙印上。

二

语言之所以成为一个种族或民族的标志，直接的缘由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德国近代语言民族主义的兴起和流行，在当代中国，则与1950年代初全国普查确定少数民族时采用并遵循了源于斯大林著作中的民族定义有关。共同的语言，在斯大林给出的民族定义中，被视为体现民族作为特殊的稳定社会共同体所必备的五大基本特征之一，而且还位列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其余四个特征之先，既是首要前提，也是突出辨识。

据费孝通先生披露，在他亲身参与这次民族调查的过程中，贵州一个人口约二十万的自称拥有非汉语语言的“穿青”群体，就是因为结合移民迁徙等相关历史背景，甄别出其自认为非汉语的民族语言实际上是元末明初江西一带汉人的方言，而被确认为并非少数民族、仍属汉族。只不过在文化、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由于他们在当地最初以军籍落户、沦为底层苦力劳工，长期遭受后来移居到此的汉族绅商和当地民族原有的权贵豪强阶层的剥削、压迫和歧视，结果导致在当地的社会舆论和风俗习见以至他们本身思想意识里，他们都逐渐都被归成了异于一般汉族的另类人群。这个实例中，共同语言完全压倒了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成了民族标志的关键细节和民族特征的先决因素。

对于如此推重语言在标志或维系民族独特性方面的理念认识和政策措施，远在现代德国的社会意识和国家政策从语言民族主义转向人种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之际的欧洲学界，近在目前马戎等学者尝试重估、重建中国当代民族政策的理论探讨中，都已有直接而深入的省察和批判。但整体宏观意义上的批判或修正，终究并不足以代替或改变个体微观层面的经验实感。在这一点上，斯大林关于民族特征的论断里着力强调的“共同体”一语，倒是切中了“民族”这一概念的核心。作为一个衍生于或受激、增殖于17世纪一系列国际条约（主要是标志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的签订于1648年10月24日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政治化概念，“民族”从一开始就深含了追求和捍卫均势、多元、自主的群体生存理想的社会语义学基因和政治实践能量，经介入或落实到个体社会成员的认识和感受，其根本的支点和重心，必然集中在对生存共同体的寻求和确认上。以时下似已被用滥了的说法来表示，这种心态的取向所指就是群体认同。而群体认同的生成，在个人精神世界里，一个最基本也最自然的开端，就正是从民族意识的自觉和与此紧相伴随的民族群体归属感的萌发开端的。而恰在促成这种自觉和萌发的契机或触点上，又不能不显示出因人而异、因时因地而宜的复杂性。

基于此，或许可以说，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推重共同语言，史书美和王德威的华语语系论述选择从语言入手探究中国文化认同的当代转型和国际挑战，实质上都有相同或近似的认识根据和思想渊源：在他们各自不同的人生经验中，语言曾经作为最鲜明、最强劲的因素影响和支配了他们民族意识的生成。正是凭着对共同语言的识别、依赖和持守，他们在群体生存价值的深层意识中把握并确认了自己的根系所在、归宿所存。或者更进一层讲，若非靠着语言的线索做导引，他们的文化寻根就无从展开也无法完成。

三

身为从山东移民到韩国，却在当地中文学校完成中小学教育，并且在家庭内部一直保持读汉语书刊和说故乡方言习惯的华侨，史书美自韩赴台再赴美留学、定居之前，与其父母及祖父母一代都一直保留中国国籍（尽管是如王德威所说的中华民国的遗民之籍）。王德威则是1949年两岸隔绝前夕国民党赴台两百万军民——也即今天台湾所谓“外省人”抵台落户后的子女一代，虽未降生在大陆的吉林故乡，但生息之处仍是中国之地，文化、语言的先天传承和后天营养，皆地道中国本土成色。同史书美相仿，王德威也是赴美留学而后定居入籍美国，才发生了身心两面、国籍（连同政治认同）与文化双重身份的由中国人变为外国人、由祖国之主变为祖国之客、由终日在家人和国人面前运用母语而变为长时间在外国以外语为第一语言而以母语为第二语言或辅助语言。当这个仿佛从镜前走进镜中、从天平的一端忽而跳到另一端的似反转又似折叠般的身份、角色和情境的急剧变换发生过后，如果他们还要对自己早年或少时在文化、政治、精神领域以及公共的和私人两重生活场景中的身份、角色和感受，进行重温、回味或审视反思，那么他们所能依循的视线和聚焦的视点，就只剩下瞄准自己的母语这唯一一条途径了。

对于母语汉语，自小即以华侨身份生活字外国外语环境中的史书美，与在台湾出生、成长、受教育的王德威，感受和体验的方式和深广度自然又大不一样。这不是主观上的差别，而是客观的歧异。史书美的汉语感受从朝鲜语的包围、浸润中产生，如夹缝、裂隙中觅得一线微光，艰难、倔强，满含着祖与父两代人和个人小家庭秉烛夜行、汪洋荡舟似的微弱、执着和凄凉。同时，刻意地疏离、悖逆于身边“小生境”的父辈、祖辈的个人坚守，对于子与孙一辈人，也未尝不带有一种父权或男权性质的约束甚至压制。相形起来，王德威自幼及长对汉语及汉语文化所承载的民族文化传统的感受和体知，很顺理成章，——也很容易想见，要比史书美轻松愉快、理直气壮得多，也自信豪迈得多。

但无论是史书美在冷战时期的韩国，还是王德威在两岸隔绝状态下的台湾，那都是汉语在中国大陆与在台湾及至外国，正经历着语象、语态和语用多层面深刻分化的时代。这也就意味着王德威对汉语的自信认知和工具性的掌握，以及史书美对汉语的侨民情结（既认同又疏离，既熟悉又陌生，既为其主又为其客）和学术性掌握，各有各的特点，但都和祖国大陆的汉语生态有明显区别。即便是史书美、王德威的同龄同业者，只要是生活、成长在祖国大陆，在对于汉语的感受和认知上，也必有与史与王难取同调、难生共感之处。这同样不是主观所致，而是客观使然。

也正因此，当史、王二位在大陆全面开放之后，一旦有机会直接了解、感受大陆的语言文化生态，细察其各层面状况和整体氛围，就很容易发现他们所具备的汉语经验，实际上是一种汉语主体之外的支流，至多也不过是汉语谱系中的一个片断而远非全部。且不论这种发现是否表述的足够精确。先单就发现汉语的现存状态是众声喧哗、多元并行、复调甚至杂调竞起这一点论，史与王这样的发现者就是适得其所、适当其任的。因为显而易见，假使一直厮守在汉语大本营的中心地盘上，对汉语的感受和认知必流于单薄狭隘，纵然遇到远来或新出的杂色或异调，也极可能由于过于自负而将对方看轻看淡，以至索性忽略不计。重视和正视异于己者，惟有本身即位处边缘和外围、很难产生以中心自任的傲岸心态的人，才会做得最自然。

四

华语语系/sinophone的原意——在至少有两种语言的环境中讲汉语，最恰切不过地概括了史书美、王德威的那种既自信被母语所包括、又自卑或自知仅仅是被母语包括“在外”而非“在内”的近乡却情怯似的复杂感受。换个角度看，聚合或板结为整饬、单调一体的大陆汉语，也只有经华侨、华裔身份的汉语使用者或掌握者，即sinophone这一群体的心理认知镜像，才能显露出其自身的历史化和建构主义的特殊性，整个汉语的丰富多样形态和创变生产潜质也才由此展示出宏阔的时空区隔和细腻的现实纹脉。丰富的汉语，或汉语的丰富性，虽是历史建构的结果、界划和关联在多重人文地理空间里的客观现实，但唯有置身在语迹、语音和语义、语用都高度混杂的社会文化情境中的人，才可能对此做出及时到位的明辨。

就这个意义而言，史书美、王德威在华语语系研究的旗号下所做的所谓“反宰制”、“反收编”的努力，固然无论是衡之以我们惯熟的观念，还是证之以他们本人在某些特定场合的亲口表白，都确属“去中国”之举。但这样的思想企图和理论举动，终究是一种妄念妄行。因为实质上他们最多能达到的目标或根本上所能取得的效果，只不过是对“中国”和汉语的丰富内涵和多样形态的具体描述、个案见证和细部阐释。中国和汉语的同一性、关联性，不单是包括英语在内的多种西方语言中的一个语象或词源问题，更是汉语在漫长的中华文明共同体形成、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近现代中国接纳并创造性地转化了外来的民族国家理念，进而由此成功跻身于当代国际政治体系的晚近这段道路上，不断加强它作为政治、文化共同体和多民族国家通行语的地位、作用和性质，同时在其内部经由书面语与口语、雅言（官话）和方言（土语）的显著分化而使它从整体上消尽了归属于某一民族、某一地方、某一社群的狭隘属性的历史结果。

这一点，恰如英国历史学家、人类学家麦克法兰在申述14世纪英语成为英格兰国语，并从语法与词汇两个层面都发挥了凝聚和沟通社会各阶级的全民语言功能时，特别指出的那样：“英语是一种全国通用语言。虽然各地的方言有很大差别，但是英伦小岛南部的人都说同一种语言（威尔士的部分地区除外），如同他们实施同一种法律。”“这是19世纪下半叶以前英格兰与所有欧陆国家的一大差异，却是蕞尔小国英格兰与泱泱大国中国的共同特点，因为汉语历来也是中国统一的一把宝匙。”史书美、王德威的驳难之论锋芒所指的文学语言世界里的汉语，或发挥着国语文学的语言介质和语码符号功能的书面化和文人知识分子化的汉语，正是和麦克法兰所称的英格兰国语同类性质的全国通用语和跨阶级的全民语言。

这种通用通行于全国全民的语言形式，并没有剥夺或压制方言，更不以消灭或取代口头的方言土语为目的。因为归根结底，这种通用语和共同语的生发点或功能诉求从始到终都是为了建构、确立、维系各地各族及各阶级之间和之上的超地方、超区域和超族群、超阶级认同和跨越地域、族群及阶级界限的稳定关联的。在语用功能和社会价值的立足基础上，全国通用语和全民共同语，都与方言土语处于不同层面、不同维度。如果非要说二者有交互关联和交互影响，那么，这种关联和影响也是增益、生产性的。方言土语支持了通用语、共同语的生成，为后者充当了合成、提炼和持续更新的原材料。通用语、共同语则扩展、延伸、提升了方言土语的影响范围和传播效能。

比麦克法兰的祖国英格兰的国语定型得早得多，并且也不同于英语的国语化是从落实在语音即“说”的层次，汉语的通用和公共化，一开始就与政治、法律、教育的制度统一融合并行，而且正由此形成了一直为官僚和文人合体的集团所掌握和推动、在书写文化和书面表达中传承起效的另一种状态、另一种面貌。像英伦小岛上的威尔士那样的例外，在中国，则出在古来以羁縻、藩属的方式与汉族聚居地区结合为政治共同体的其他各族所居的边疆各地。

掀开中国文学和文化现代化进程序幕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及之前的诗、文、小说各界文体革命，之所以都以语体、形式的改良或革新为突破口，且或微或著每每能够取得一定成效，除了人事细节的具体原委和偶然因素，深层的原由更在于秦汉时期语言与政教礼法实现了一概整合为以书面表述形式做轴心的共同系统。这一系统不仅不随朝代鼎革而断绝，反而历久弥新持续巩固深化，最终造成从书面语体这一层面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会文化机制。

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真正进步，或相对于这一庞大、陈旧机制的特殊突破和独到贡献，实际上并不在表象和口号上显见在外的白话逆袭或平民大众上位，而是更为重要也更见崭新和更具深远意义的一点：从政治家手中或政治权力的层面夺得了撬动这一语言与政治、教育、法律及社会文化连体共生机制的特权，把元政治甚至非政治的知识、学术和思想力量引入了这一机制的动力枢纽部位。

五

古老的语言经过言语与文字的分离，言语一支流入继续伴生和标识生存聚落的区域性差异和地方性特色的旧途，文字一支则随着国家、民族先后在观念与现实两个层面的兴起以及二合一的并铸，而绑结、附着到了把人类社群构造为庞大整体的机制中。汉语的言文分离史，以及从文言到白话的书面语体变革，正是这一普遍文明进程的一个具体印证。换句话说，即使书面化的汉语通行体例对地方性、民族性（按照北大社会学教授马戎近年主张的观点，目前通行的国家政策所确认的如费孝通先生概括过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内的各个民族，实际上更确切也更合乎当今国际政治体系概念惯例的称法，应为“族群”即英语词ethnic groups或ethnicity，而非“民族”和与之对应的英语词nation）的独特表达形成了某种压制或束缚，这种压制和束缚也是同等地表现和存在于包括多种方言在内的汉语的口语形态和其他各民族语言与作为国家通行语文形式的汉语书面表达体例之间的。

语言世界里的通行语文对地方口语的支配和约束，在族群或民族的层面上并没有质的差别。一位从非普通话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汉语作家在克服或仰仗自己家乡方言土语文化的特色资源的局限或优势，向汉语通行体的文学天地里进发的时候，他感受到的阻滞力和推动力，与一位拥有非汉语的民族母语的作家，是同样性质的。这里并没有因民族不同而不同的特别机制。反过来说，汉语之所以成为民族国家通用语体，其基本形态是书面化的，这一通用化、书面化同时也是标准化的过程，并非一次完成，而是动态迁延，随着包括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在内的全民语言实践而处在时时更新递变的动态过程中。在此过程中，每一个介入者，都同时是通用标准的被动遵守者和主动修正者。从文学的角度讲，作为民族国家通行语的汉语书面体例的确立和发展存续过程，本身就成之于各民族作家和各民族的汉语写作者携各自母语或乡言土语的原材料合力建设、共同熔铸的集体劳动。

这正如藏族作家阿来在回顾自己长期的汉语习作经历时所说，他常会把藏语的口头或文字表达习惯“翻译”成书面化的汉语文学修辞形式。这种“翻译”没有使他觉得不自由，反而让他左右逢源，感到比汉族作家多了一层仰仗、多了一重凭借。其实，坚持居住在方言土语的环境中，自己也不放弃说方言土语的汉族作家，像贾平凹、张炜、甚至金宇澄，以至刻意寻求、维持类似状态的回族作家张承志，也都会有与阿来所说的这种从跨语际“翻译”的思维习惯中获益得力的体验完全相同的方便和优势。

脱离在地方性和族群（即前政治或非政治意义上的“民族”）区域性层面之上的民族国家通用语，无论在西方（主要是欧洲）还是在东亚，都是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构建民族国家的重要成果。尤其是在近现代社会被动转型之际，迫于政治革新迟缓、思想文化僵滞双重重压的中国知识-政治精英，几乎是在舍此别无他途，只能做最后一搏或冒险突围之举的心态和思路上，选择了向西欧学习，从建立现代国语的切入点入手，图谋整个国家向现代国际体系中的民族国家范型转变、发展。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之初，以汉语书面语体的更新为基本形式的现代国语的先行建立，一方面借了文学革命的平台和通道，另一方面又牢牢绑定于政治现代化的社会工程。其操盘手是知识-政治精英，其实施形式因而也只能是知识-政治精英在世纪掌握国家、社会治理权力之前，最便用也最基本的书面话语。

这意味着：作为国语的汉语书面话语，或文学、书写形态的中文，既是知识分子话语的一部分，又是未完成的动态演进和趋于全面丰富、有待充实扩展的一种设计中、过渡中、培育中的国民话语。恰恰由于这一性质，国语或通用语形式的中文，与其说是一种针对口语方言或民族语言的压迫机制，倒不如说它更像是一种容受口语方言和民族语言的差异并对这一差异积极进行通约、化解的机制。正因为后一面的实际存在和实际作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才一如古代中央集权大国的建立那样，将“书同文”与“车同轨”之类的制度和“行同伦”之类的律法，一道并举、并行为立国要务。

六

本着以上所述的事实和道理，反观华语语系论者对汉语或中文一概处以帝国、殖民、宰制、中心、政治等强势霸权罪责罪名的说法，就容易觉察出不分青红皂白、头发胡子一把抓的一股莽撞和粗疏。中文内部的复杂状况和同为汉语也有文化渊源、社会形态及现实功能都完全不同的异质异貌的分支存在，并且这种存在具有与各民族语言在中国多民族多语言格局内的差异并存类似的成因和效应。所有这些包含了诸多实实在在的真问题的真情况，都在所谓本土中文或政治中国的汉语被视为铁板一块并想当然地予以本质化、整体化的草率认识中，彻底遮蔽了起来。

这种遮蔽使sinophone一词指称和标示出的真问题也变得模糊失焦、浮泛空洞。尽管实际上sinophone凸显的使用汉语的人群跨国界生存和驻地或越境表达，确已成为一个日趋普遍的活跃现象。这现象与汉语在口头和书面分别仅与国内的区域、地方独特性和全国全民族共同体意识紧密相关的一段历史以至很大程度上仍属当下现状的情形，已经拉开了不容忽视更不能抹煞的明显距离。两相错位之间，通用的现代中文书面语，正处于原有的通用范围在地理空间、政治疆域和文化土壤各方面都被突破和拓宽的新态势。相形于它原有的从接纳、融汇国内各地方言、各族语言和各阶层话语而来的通用性和共同性，现在更多样、更广阔地理空间和语言文化背景中的汉语书面写作实践，正展开极具挑战性的再生产式的增益损减并进的修整和重塑。

民族国家标识意义上的中文，由此也正朝向国际化存在和世界性表达、全球化交往的超国家语体，逐渐转化、逐渐延展。民族国家语文的性质和形态，仍将存续并且加强壮大，但它的土壤将保持在国境之内。与此同时，相关但未必同步、更不必同调同质的各国汉语文学及汉语表达，也将各自滋长繁盛。它们吸收当地华裔、华侨、华族在多语种文化政治环境中的身心生活经验，并且仅仅为探察、回应、反映、表现这种经验而存在和发展。

一个世界语文形态的汉语文学，和一个在全球范围内的国与国、区域与区域的语用差异基础上丰富、整合、化约出来的超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汉语写作和汉语接受的传统，正在观念和现实的世界里破土而出、清晰呈现。它不会替代国别文学，也夺不走中国文学走出国门传播于异域所焕发的风采。甚至它也不一定是中国文学在海外异邦的一块飞地。它的根脉深系于汉语本身，它的活力和生机得自汉语作为人类精神表征和思维工具的众多体系和古老传统之一的悠远、深邃之处。它如今在世界各地的布种生根、抽枝长叶、开花结果，证明的是汉语的古老血脉和深沉灵魂在当代世界人类各处家园、各处生存境遇中的搏动、敏感和因应力。

对于这一点的认真关注和仔细研究，将给为汉语肌体和魂魄的成型、发展做过贡献的中华民族的每一分子，带来语言归属或母语意义上的自尊和自豪。这虽然不是国家意义上光荣，却也并非与国家截然无关。世界华文文学和华语语系文学旗下的两队人马，在这一点上，同样都需要站得更高、看得更深，祛除更多的名相之障，把握更真切的问题，才能找到共同的前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