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平原客》该如何理解呢？初看，似乎写的是国民性探讨这一类别中的地域性格。平原收缩至今天的行政区划，可以指河南。这片土地上生活了一群人，他们的集体性格就在他们的想往与行动中，而他们的追求，他们的“运作”能力，也是中国国民性的一个缩影。

李佩甫在《后记》中对此给予了回应，他说“在平原，‘客’是一种尊称。上至僚谋、术士、东床、西席；下至亲朋、好友、以至于走街卖浆之流，进了门统称为‘客’。是啊，人海茫茫，车流滚滚，谁又不是‘客’呢？”这里他用“僚谋、术士、东床、西席、亲朋、好友、走街卖浆之流”这七个描述职业和关系的名称指代和概括了他作品中的人物，这些人都走进了他的心门，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客”。紧接着小说家又将其引申扩大，人间行走之人皆是客，如此，平原客也就是山地客，也就是丘陵客，也就是盆地客，也就是沿海客……

紧接着，李佩甫写到“其实我写的是一个特定地域的精神生态”，这就与笔者猜测的“地域国民性”相差无几了。

然而不仅如此。在小说正文的最后一页，“黄淮市原文化局局长、现任市政协副主席、曾经的北大才子”苏灿光发了一条短信，写了八句诗，隐藏着作者对“平原客”的另一种解释。这八句诗来自两首不同的诗歌，一为崔颢《孟门行》，原诗为：

黄雀衔黄花，翩翩傍檐隙。本拟报君恩，如何反弹射。金罍美酒满座春，平原爱才多众宾。满堂尽是忠义士，何意得有谗谀人。谀言反覆那可道，能令君心不自保。北园新栽桃李枝，根株未固何转移。成阴结实君自取，若问傍人那得知。

第二首来自王维的《济上四贤咏》其二《成文学》：

宝剑千金装，登君白玉堂。身为平原客，家有邯郸娼。使气公卿坐，论心游侠场。中年不得意，谢病客游梁。

作者各取前四句写入书中。平原客指向的都是平原君的门客，而“平原君”在整部小说中也是重要的意象，刘金鼎曾以此讽喻李德林，也曾以此为喻号召手下人的忠心，他自己更是从智识到行动都贯彻着这个《史记》中著名的典故。整部小说描绘的就是“平原君”——副省长李德林以及其门客们（重要的人物有两位，刘金鼎、谢之长）的故事。历史上，平原君在乱世之中虽为翩翩公子，但是他不识大体，利令智昏，贪图上党之地而使赵国40万军队兵败长平，邯郸几乎覆亡。小说中，李德林为了迅速摆脱徐二彩，一念之差万劫不复。所以“平原客”也是作者结构整部小说的一个着眼点与核心。

二

然而有一位特别的人构成了平原客系统的反面，他就是刑警赫连东山。他一手将大小门客们直至平原君本尊都送上了不归路，为何他能超脱名利的欲望和人情的网罗独善其身呢？

这就要从一个词——“尊严”谈起。有尊严的人是受人尊重的人，没有尊严的人则渴望尊严，压抑着无限的失意感。让我们看看因得不到尊严而产生的失意感如何推动小说中人物的行动吧：

给刘金鼎通风报信的省委机要秘书孙建设，家里没有背景，在心理防线被攻破的那一刻他抽泣着说的是：“没人尊重我，只有他尊重我，我欠他情”。

本想拿了100万就和李德林离婚的徐二彩，在回家一趟后改变了主意，深夜里，她娘说：“如今好不容易有了脸气，再把脸丢了，让人瞧不起，就难活了……”。就此她顽强战斗，直至战死。

姜保国铤而走险，压断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市委书记薛之恒在市委招待所包间中对他的当众羞辱。

一号大案的原生点是梁玉芬的反水，而这位花世界大酒店的老板谢之长的原配妻子有用不完的钱可以花，为何要鱼死网破、玉石俱焚？因为她对谢之长唯一的要求“不能有二房”的底线被无耻地突破了！她“独守空房的日子太久，一肚子怨气”。

刘金鼎童年第一次面对面包这一现代生活城市文明的象征物时，伴随的是父亲对带红袖章人恐惧的感知。“带红袖章”的人不但有让人畏惧的力量，还享受着自己不能想象的物质生活，这精神与物质上的双重刺激深深震撼了小小的刘金鼎——这个花匠的儿子，成为他对于“美好”的最初定义，也是最深切的渴望、最深的匮乏、最大的失意。

副省长李德林都“走到这一步了，何必去杀人呢？”因为没有文化没有工作的农妇徐二彩竟然能逼得他在家里下跪：

徐亚男自从抓住了李德林的短处后，她的自我感觉越来越好，姿态越来越从容，她的嘴巴也练得越来越能说了。只要承认了一次，你就可能有无数次出轨……她常常居高临下地站在李德林面前，高举着道德的大旗，一句跟一句，把李德林从上到下、从内到外，批得体无完肤……在这所房子里，她完全成了一个胜利者。特别是有一次，她成功地让李德林跪在了他的面前。

他说：“我不是人，我错了。”

徐二彩的胜利，反衬的是李德林的失败，这些屈辱分分秒秒在昭告他当初选择的错误和他人性中的软弱之处。

这些有创造力的人们都无法过上灵魂自足的生活，不能被尊重强化了个人的不完整感，产生了填不满的无底洞般的欲望。

人们不能忍受生活在无底黑暗中的痛苦，想尽办法摆脱。而舒缓失意感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头扎进追求物质性的成就或者一头扎进创造性的工作，这两者都可以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刘金鼎在以色列考察时对犹太人的“大流散纪念馆”印象深刻感触良多。他发现，犹太人逃跑的时候，只带两样东西：一个是黄金，一个是知识。但刘金鼎对此未做过多思考，他直取的则是建立“据点”的现实逻辑与启示。

刘金鼎等一众平原客沿着追逐物质性成就的路径狂奔，他一当上市长，他爹老刘就由“弓背刘”变成了“刘大师”，“刘大师”还不够尊贵，直接喊“市长他爹”才足够过瘾、直接，让人痛快！何时“弓背刘”能得到社会如“市长他爹”般的敬重呢？只有那个时候，草筐里的婴儿才能终生保持草筐中的纯真与快乐。

而赫连山东之所以成为一个固执的另类，不和俗流，干守清贫，谢之长的手段在他这里不管用，刘金鼎的请求他不领情，就是因为他在破案中找到了存在的价值，那是更吸引他的地方，这和他儿子痴迷“打游戏”异曲同工，不谋而合。他在“警察抓坏人”这个大游戏中沉迷，成为顶级高手，其他事情他一概看不到。

霍弗在《狂热分子》一书中曾说：“贫穷如果能够与创造性结合，那贫穷十之八九都不会带来失意感。精于本身行业的穷技工是如此，充分拥有创造力的穷作家、艺术家、科学家更是如此。最足以加强我们自信、让我们安贫乐道的，莫过于源源不断的创造力：一天又一天地看着事物从我们手底下生成。手工艺的衰落，或许就是现代人易于产生失意感和投身群众运动的原因”（[美]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3页。）往上爬和挣钱大概是我们当今社会最大的群众运动了。赫连东山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他感受不到多少失意感，也就不需要像其他人那样红着眼睛投身“群众运动”来解决。

三

社会给予尊重，则创造欲望得到满足。不给予尊重，有创造力的人的创造欲望得不到满足，人们参与“群众运动”的倾向显著增加。

那么书中人们奋不顾身扎进的是什么大潮？对“美好生活”的所有想象指向的是什么？深度匮乏的究竟是什么东西？权力！且看书中谢之长与刘金鼎的一段对话：

刘金鼎说：“那件事不再说了。老叔，你知道咱俩的差别在哪里么？”

谢之长说：“刘市长，大侄子，这我能不清楚吗？你是官，我是民。无论走到哪儿，你都高我一头。”

权力带来最好的物质生活和享受，带来最上乘的精神成就感。

为何权力有如此巨大的功效？因为在中国权力这个概念是没有边际的，是不受约束的，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其理论基础源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视天下为私产的传统皇权规范，实践基础则是集权体制下上级能独裁的进行管理。这是中国传统农业文明中生长出来的毒瘤，在所谓的现代生活中依然顽固地奔流在人们的血液中。

人们对已经得到的东西视而不见，却愿意为想得到的东西而死，这想得到的东西在一众平原客心目中直指权力，就想要权力的感觉，享受那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快乐，这种渴望，这是人们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动力。这种权力无边界的潜在思维如此可怕，与现代文明的理念格格不入，必须唾弃。老花匠纠结于古桩梅花身上的“妖气”，古桩埋藏地下，本已死去，却诡异地开出奇葩。官本位的思想早该埋葬，却仍在今天的中国绽放，这就是其妖气所在。不揭露它的丑恶，就无法让其永埋地下。我们可以保存它记录它，但决不要在让它还魂。鬼还活在人中间多么恐怖。

但同时中国传统中对于植物性格的推崇则是另一种势能，林语堂在《中国人》一书中对国民性曾有过这样的判断：“下定决心从生活中获取尽可能多的东西，并且渴望享受已有的一切，万一得不到也不感到遗憾：这就是中国人知足常乐这种天才的奥秘。”（林语堂著《中国人》，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76页）而这一切被工业文明摧毁了。人们深陷无边的物质欲望中不能自拔。作者说他是把人当植物来写，中国人是植物的话，那钢筋水泥的世界中没有植物生存的场所。

对于有创造性的个人社会缺乏一点尊重，对农业文明积攒的经验也缺乏一点尊重，只尊重钱和权，带来的是对植物性人格的毁灭，对有机生长方式的蔑视，这就走到了人类的反面，疯狂的欲望带来的只有对生命的扼杀。

当这条狂热的路走到尽头时，涌上心头的是最初一切还有希望时的模样，也就是副市长刘金鼎睡在父亲推的独轮车草筐里的温柔。植物在和风细雨中绽放自己，是美也是善，但社会的凄风苦雨不让你绽放，让你变成一块石头去冲撞，最后粉身碎骨。在李佩甫一点点雕刻中凝固了这粉身碎骨的过程，挖掘出文明已经遗忘的事情，对工业文明带来的人的异化投去愤怒和诅咒的一瞥，对丑恶的权力崇拜进行了意味深长的反思。

那么执着于自己创造力的赫连东山是李佩甫的希望所在吗？这个闪光的人物最后遭到了双重的背叛。首先虽然他自己坚持独善其身，但人情的大网最终还是覆盖了他。他能走出双规基地，在于老领导万副厅长的死命保护，也跟主审他的老部下邢志彬的呵护脱不了干系。他反对的东西最后拯救了他，这也是他内心“一片苍凉”的原因所在。其次，时代抛弃了他，以他儿子为代表的80后对50后进行了整体上的降维处理，他的坚持与超脱在整个时代面前一文不值。

四

后记题为《蝴蝶的鼾声》，蝴蝶，梦的轻盈，梦里不知身是客。梦，做得酣畅，不愿醒，但终是梦一场。在铁轨上做梦，不醒，粉身碎骨；醒了，面对的是无法接受的轻的肉身。最美还是在梦中。

然而，蝴蝶为何不去花丛中、森林里飞舞，为何非要在铁轨上做梦呢？它是偶然落在了这里，终要飞走？还是没地方可去被裹挟着只能睡在此地？亦或是为铁轨自带的迷幻色彩所感召？

那些被卷入官场的人们，那些进入现代物质崇拜生活中的植物，那些被强拉进现代文明的古老心态，就像这只栖息在铁轨上的蝴蝶一样，只有在片刻的梦中才得安详。自身卑微，梦醒身死。何处觅花丛、遇园丁？哪里寻欣赏的人、适宜生存的环境？

现代化的恶果品尝着，传统的恶延续着，在兼收两者之恶于一身的时代重压中，失意感在人们的胸中奔涌，膨胀，用畸形的方式得到畸形的尊重，一切不过是梦幻，作者用毁灭来葬送它们，促使我们于温水中反省，更是在期待着那关键的一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