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个死到临头的人，在牢房里，望着空茫墙壁，会想些什么？

如果他想到的是麦田，是坐在田垄边儿端着粗瓷碗，用舌头一次又一次地去捞碗里的小月亮，是彩色的带着弧度的风从天空中扫过来，是一瓦一瓦的火烧云红红地沉落到沙漠里，是月光下亮着一股一股青气的瓜田，是脱掉了布鞋用脚趾去蹭田埂上的热土，是小麦的哭泣声……

你会因此而豁免一点儿他的罪责吗？

《平原客》的故事发生在由黄河“滚”出来的冲积平原上。小地方梅陵出了李德林和刘金鼎，他们让乡人骄傲。李德林是小麦研究专家、留学美国的博士，起先在“农科大”任校长，后来成为主管农业的副省长。刘金鼎是他的“学生”、小同乡，有着和他一同吃烩面的情谊。刘金鼎一路仰仗着李德林的荫护，以及命运的阴差阳错，当上了常务副市长。然而，让李德林颇为烦扰的是他的感情问题。和第一任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妻子罗秋旖离婚后，刘金鼎为李德林物色来能照料他父亲生活的毫无怨言的徐二彩。当成为省长夫人，特别是生了儿子后，更名为徐亚男的徐二彩变了，从朴实勤劳变得张扬跋扈，李德林与徐亚男的战争也自此拉响。这个拐点，成为了一群人命运转折的开始。李德林家庭关系的逐渐破裂为李德林与刘金鼎之间更多的互动提供着机会。刘金鼎在黄河边上以设立小麦研究基地的名义组织建成一座“梅庄”，这里更是梅陵官商举办“吃饭会”的场所，正是在这里，刘金鼎安排自己“初恋”女友王小美与李德林相识，两人相见恨晚，而李德林与徐亚男的关系也日趋焦灼，最后，李德林“授意”，刘金鼎“领会”并安排人杀害了徐亚男。故事里还有一个重要人物，赫连东山，这起命案便是由他破获。还有花客谢之长，最早是他带着刘金鼎拜访李德林，因为“会跑关系”，成为了大企业家。《平原客》是个“去中心化”的小说，这里好像没有主人公，几个人，又都像是主人公。

李德林是从麦地里走出的农家儿子，他曾潜心于培植“黄淮一号”小麦，因仕途的腾达耽搁了在科学上精进的可能。刘金鼎是花匠的儿子，他的父亲刘全有倾注毕生心血培育出极品古桩腊梅“化蝶”，为了孝敬长官，在刘金鼎的要求下一再被更改花期，最终落得梅花枯朽、梅桩作柴，只剩“一股腊梅的香气在空气里尖叫！”李佩甫说，他一直书写的，是“土壤与植物的关系”，他是“一直把人当作植物来写的。”这一句不是随便说说。人物与植物的关系可以视为作者的匠心，但我甚至觉得，巧思在这里是不重要的，因为作者真正信赖植物，他赋予了植物与人物相接通的部分，因为拥有植物的属性，人物再如何坏，也不容易让读者恨起来。这也是作家对笔下人物的“不忍之心”。李德林之于没有结穗的小麦，刘金鼎之于化为齑粉的妖冶腊梅，让梅花不因时而开，小麦结不出穗，就好像让一个人在他的命里困顿挣扎。李佩甫安排人物和他们命中的植物互相提示，相互属于。植物的生长好比人生的轨迹，植物对环境要求挑剔，反应敏感，人呢？李佩甫写人命运的轨迹，人心因时因事的变易，不正应着植物对土地对温度对光的依赖吗？人看得清一棵植物的长势，却看不清自己的路。奔着一个“好”去，而这个“好”究竟是什么？为了这个“好”，人丧失掉的又是什么呢？《平原客》写了一群“错位”的人，他们有的在命运征途里走了旁道，有人即便就在正轨，也好像无法停止搏斗。满怀期待地用力去活，到头来却是一场空欢喜，甚至灾难。李佩甫写人在事中的无能为力与徒劳挣扎，是写人活着，永远面对的困境。

《平原客》所讲的故事，基本可以链接进“反腐小说”与“侦探小说”的类型里，如果要以此改编影视作品，相信这也是两张必打的牌，但是，就故事的讲法，以及之所以要讲这个故事的恒心，说《平原客》是反腐小说或侦探小说，就是一种窄化了。李佩甫写民间与官场，写权力之间的妥协与角力，但他无意于呈现官场生态，他写的是世情，更是人心，是对人如何走向自我，如何走向自我的反面的同情与体贴。在藐视道德、制度与法律时，《平原客》让我们看到，恶，是如何发生的。

“在平原，‘客’是一种尊称。上至僚谋、术士、东床、西席；下至亲朋、好友，以至于走街卖浆之流，进了门统称为‘客’。是啊，人海茫茫，车流滚滚，谁又不是‘客’呢？”“平原客”是一个人，也是一群人，是李德林，也是赫连东山、刘金鼎。从这片土地上走出的人，作家是爱的，是体恤的，一个“客”字里含有无数温情的部分，但是这爱克制而辩证，李佩甫几乎没有褒贬，他用事推着人走，写人对事的反应，写人的行动，人物饱满有力，作家便几乎可以不说话了。

《平原客》讲了一个特别中国的故事，或者说，李佩甫用他的方式讲述了中国的一个切面。在他的笔下，我们清晰地看见一个现代中国的内核，“反腐小说”这顶帽子下面是一片现实中国的图景，景象里的纵横经纬用两个字概括，就是“关系”。“关系”一词在中国有非常微妙的含义。它既指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方式与程度，又指大于它的那一套宗法制度和人情人心。

刘金鼎与李德林之间，很久以来的关系其实是含蓄的，是“不说”大于“说”的，这中间有上下级、师生、同乡多种关系的发酵，刘金鼎对李德林，更多是以揣摩和猜度去关心以及逢迎。“关系”的另一个维度即这部小说叙述的动力之一，是经营关系的“关系”。费孝通影响巨大的《乡土中国》里这样形容过：“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李德林是一枚大石头，他但凡有点动静便会波及其他圈子。以刘金鼎赫连东山谢之长为中心，也会有这样一圈一圈的波纹，他们时而平行时而交叠，交叠的部分更加推进着人物生命轨迹，这些交叠由关系构成，落在《平原客》上，便是人如何去运作关系、活动关系、维护关系。《平原客》描绘的正是在一个现代躯壳的表征下，内里几乎仍然运行着一套乡村逻辑的、用人情编织起来的、藐视制度和不讲规则的现代社会。

如果为世间的小说寻找一个最大公约数，“通晓世情、体察人心”大约是无法被证伪的。《平原客》在“通晓世情、体察人心”之外，精微地解构了官与商、民间与政府以及“我”与“我”的反面之关系是如何被编织起来的。也正是因为耐心地铺陈了平原客们的来路与过往，在他们挣扎与抉择时，读者会感到人物后面还有一双慈悲眼睛，带着疼惜的目光望向他们，就像在腊梅最后那一缕香气的尖叫里，我们看见刘全有去大巴山深处采古桩摔坏了腰，看见他去天目山深处采撷野生花种挂了一身的“血布鳞”，也看见了刘金鼎那年还小，“那时他就睡在父亲推着的独轮车右边的第二个草筐里，头上捂着一床破被子，屁股下垫着一铺小褥子，像猴子一样半蜷在筐里，枕着花香，枕着吱吜、吱吜的车轴响，等他醒来的时候，他会听见父亲自言自语地说：到洧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