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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原文化大地为故事述说领域的历史性噬心主题探索，一直是作家李佩甫借由文学观照介入现实反思的重要精神向度。文化传统的断裂与现代性转换，权力侵凌与欲望蜕变，生存盘诘与人性异化，无不在他的文学世界里令人触目惊心地呈现，令人为之怅惘地沉思喟叹。近些年李佩甫在精审地深入当代生存诸相与人性阴影的书写中，广泛而微妙地透过生存世界的复杂性，如同探询“土壤与植物的关系”般来展开对于权力场域灰色的精神嬗变轨迹的追寻和探问。长篇小说《平原客》历经十年思考与酝酿，延续了他此前关于权力场内精神生态危机性的集中思考，是继《羊的门》、《城的灯》、《生命册》“平原三部曲”后，又一部引人注目和当下极为重要的著作。故事叙述通过以具体历史语境里现实人物为原型，藉由副省长弑妻案件始末为反思透视焦点，揭示出欲望与权力相纠葛演化中的生命蜕变，多声部互文性地层层进入到权力隐秘与人性悲剧的社会症候式洞悉之中，将对于人性光亮的探求深植在悖谬的人物群像的精神镜像呈现过程里，成为社会变革现代性进程困厄的矛盾喻像。《平原客》笔法精道而文中事与景苍凉触人心弦，人物各似平原植物生长形态各异，而叙述者唯有追述其行踪，以文字之舌重诉那些城乡间灵魂迷失的荒凉故事，心灵探源中从而使得人与权力的思索获具了厚重的精神承载力。文中人物的思想异化与内在矛盾性的绞痛并非孤证，也非无迹可寻，人物源于现实存在的提炼，叙述也兀自沿着这生存沉重的压抑而渐入灰色的轨迹，来寻索生命流转过程中欲望与权力相媾和的精神嬗变与耐人深思的人性异化病变。叙述者要在这心灵明灭的命运景象中与之展开对话展开生存迷思的反诘，叙述以“花客”为引子切入对于出生在平原梅陵县而由乡土入城的知识分子李德林、刘金鼎的权力际遇，叙述伊始便将读者带入到梦梅化蝶诡异而神秘的命运不详的象征之中，其间婚姻错位命运跌宕，尖锐的命运遭逢与罪恶渊薮的肇始，无不伴随着叙述者严酷的审视与冷静的批判，病象报告式的综合剖析视景令人为之深思。

《平原客》的现实忧思和命运叩问，经由情节脉络细实而富含情感微妙的辨认得以传达，作者试图进入到故事人物充满悖论式的精神变异过程，叙写探问权力欲望下人的命运悲剧性症候的诸种影响缘故。如同题记所写“麦子黄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来自精神深处的人性灾变也绝非一日之寒和偶然，权力腐败诱发也是渐进性地锈蚀人的心灵，是牵涉诸多方面原因复杂而隐蔽的日甚一日。社会市场经济形态的转型变革，文化在传统与现代间的断裂延续与更生，都无不深刻地触动着生命个体内在的思想颤动。其中不乏一路苦读深造从乡土饥饿生存而来到成长为留美博士的副省长李德林，两次婚姻的悲剧性错位，直至沦为弑妻重犯；作为“弓背家”刘花匠常引之为傲的儿子副市长刘金鼎，从乡村走出来的他，情感记忆里仍保有着儿时辛酸岁月里那熟悉而馋人的面包香，而在权力欲望中的浮沉终使得他法网难逃。同样在另一方面嫉恶如仇将毕生心血投入到破案斗争工作的预审员赫连东山，以“电眼”般的凌厉和案审能力，破获多起疑案谜案，而家庭方面却走入了尴尬的困境，他的职业习惯使得他与儿子赫连西楚之间始终无法完全理解彼此，存在着巨大的隔膜和难以沟通。在反腐类型题材的文学叙述中隐含着作者深度文本的开掘意识，李佩甫将一件现实中的雇凶弑妻案人物还原到命运悲剧生发的文学叙述里，以此为聚焦点牵引投射出梦魇般的爱恨生死命运难题，矛盾冲突叙事张力便因缘而生。李德林作为专家型副省长来自艰辛的乡村生活，他懂得生存的不易，曾经“能顿顿吃上白面馍，是他最大的心愿”，在求学治学的路途上不可谓不是呕心沥血，出国留学深造及至回国任教，都将自己的农业抱负深深地化为对于小麦杂交品种的培育研究。当他选择走上主管一省农业的副省长职务后，进入这骤然不同的权力生存经验初始的他依然带着来自土地的质朴温热投入到工作，作为专家型的官员他为人平和朴实，素有“平民省长”称誉，与刘金鼎受权力欲望的蛊惑褪去生命热度的官场僵化情感判然有别。李德林面对梅陵县五月大火烧黑的麦田，心痛难忍而失声落泪，从侧面对照中叙写出了他根源于土地的忧民惜民的热肠真情，人物典型化的塑造并未扁平化地予以处理，而是将他心灵的复杂性进行了多样化丰实可信的描写。然而李德林生命的腐蚀与人性的异化正是发生在日常的生活体验中，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罗秋旖的结合，存在着文化意识上巨大的鸿沟，从乡村婚事的俚俗与接父亲入城夫妻间的冲突加剧，都详细地描述出了城乡不同文化观念的差异，错位的婚姻给两人的内心情感都留下了深深的伤痕。李德林从心灵上开始退回到传统乡土情感的抚慰与虚幻，其后与农村姑娘徐二彩（后改名徐亚男）唐突的结合并未抚平李德林心灵的创伤，两者间同样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别，如同深渊在一步步将他们在虚无的仇恨对抗中吞噬。徐亚男成为省长夫人后的身份变迁，使得她切身地连带体验到官场权力的效力，被压抑的欲望与虚荣受到日益激发，这一切都已使她没有退路，她从私自修改名字那一刻起就与乡土中的徐二彩告别，埋葬掉了自己的过去。而乡土风习的濡染自身的性格粗鄙野蛮的一面并未离她而去，徐亚男引燃了依附在权力上的畸形欲望，她的悲剧同样与乡土文化根性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权力使得曾经卑微的姑娘摇身一变成为了受人尊崇受人簇拥而争相攀附的权力话语的象征，也使得她出身的家庭一荣俱荣，权力欲望已将她牢牢地套入笼中，陷入孤独中的她也再无其他路可走，离婚已无可能，这样迎接她的噩梦已是命中注定。李德林这一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即来自现实性忧思的激发，也和作者对于腐败根源性的深刻思考密不可分。李德林官场的挫折与家庭情感的失败，都成为他逐渐丧失自我良善本性恶的链锁环环相扣，而在他的生命蜕变中同样来自乡土的刘金鼎、谢之长无疑是发挥了腐败助推器的作用。刘金鼎对于权力的倾心追逐是产生于乡土成长而来的点点滴滴生命感受，父亲刘全有、罗锅林等人底层卑微的生活，都促使他过早地意识到权力对于人的地位影响。凭借与李德林的关系他机巧地进入官场步步高升，从日常生活和官场经验上推动着李德林的腐化，如他依据自己的“据点”理论假借“小麦实验基地”之名建造培植腐败温床的“梅庄”，举办权力寻租互相庇护的“吃饭会”。徐亚男与王小美进入李德林的情感世界都和他相关，刘金鼎在李德林人性陷落的方向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曾今的“花客”而今权钱营谋的“掮客”——“花世界”总经理谢之长，是商业经济时代的潮头人物，他活跃于政商两界，精于打通各方权利人脉，他与刘金鼎从商业官场两个方面成为李德林的能人之“客”，通过传统乡土文化的乡亲伦理共同联结为权力之网。李佩甫的文学创作深入“反腐败”的官场题材，而不断通过典型化的人物故事来丝丝入扣地展开对于官场独特环境里复杂的生命蜕变思考，叙述在持续贴近主人公李德林的情感体认，对于他如何一步步沉沦直至走向罪恶道路，可以说是通过多方位叙写侧面补充予以追问，进行了细腻而充分的细节揭示。

对话叙述揭示人物心理世界微妙的精神意识流动，有效地推动了故事情节发展，为读者进入人物的生存经验提供了可能，显露出遮蔽在权力表象之下的生存隐秘与困境。从叙事的艺术形式与故事反思意识主题呈现的结构两方面来说，《平原客》内在的叙事机制与情节结构始终沿着现实与历史、回望与追思相对照相推进的对话展开，是关乎人物与人物间的对话，也是人与整体生存境况的对话，而文中人与乡土的精神性血脉对话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李佩甫官场权力反思性的深度思考，经由人物对话的描写详细地得以呈现，在精神沉沦的异化向度上，是与具有乡情师徒关系的黄淮市副市长刘金鼎的持续性思想对话，另一方面是与构成了精神盘诘与灵魂拷问的预审员赫连东山的案审对话，而在更深处也存在着李德林与自我存在意识的对话，而这一向度的内心意识流的对话过程，成为叙述者深度介入思考权力欲望下精神嬗变根源的重要部分。李德林从持守自律的专家型官员坠入罪恶的深渊，和如刘金鼎这样趋炎附势地连通官场与商业的欲望桥梁人物存在着直接关系，他助推着李德林走向了不可回头的灵魂泯灭。刘金鼎的腐败是以思想上的沦丧，诸如“门客班底”与“据点”等理论为标志，他借着商业化消费主义欲望的浪潮，伙同“花世界”老总谢之长唯利是图地改变征地用途、指使白守信、王小六焚烧金店，乃至指使司法局副局长姜保国雇凶杀人。可以发现李德林精神嬗变的关键性节点都与刘金鼎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叙述者揭示能人官员腐化的过程在两人的交流对话中得到了病相症结剖析的描述。刘金鼎日常渗透式思想腐败的催化影响，最终彻底地毁灭了李德林心灵拒腐防变的坝堤，从最初的路边摊小店烩面情谊的对话，一步步欲望升级的挥霍消费到人性膨胀的“梅庄”和“吃饭会”，致使李德林与乡土上淳朴憨实的自己渐行渐远。绰号“刀片”的预审员赫连东山的嫌犯预审工作过程成为拷问官员精神生态病变的聚焦点，他在审案中的痴迷和执着，层层剥开了生命蜕变的演化，在与银行抢劫潜逃犯“大背头”的对话审问，以及和副省长李德林的案审对话里，循着记忆的纹理赫连东山剖开李德林悖谬矛盾性纠结的情感意识，双方对话的盘诘不断深入到内心镜像的自我观照，推进了李德林重新打量迷失沉落的自我。李德林生命存在意识的自我对话在不幸的婚姻中持续加重，他先后与罗秋旖、徐亚男因为差异性文化负性影响所发生的心灵矛盾与断裂，同样和他自身在乡土文化土壤里生长形成的性格有着重要关系。他身上所深染的乡土传统文化使得他在面对现代城市文化时，显得步履维艰转化迟缓，而心灵希冀重新完全归依到乡土传统灵魂温馨之地时，却在现实生活中错误性地遭遇了徐二彩粗鄙狰狞的伤害，在离婚不成的生存境况中加剧着内心矛盾的撕裂与生命异化。及至案发被捕在看守所内李德林在潜意识流动的乡土景象间，叙述展开了他与自我生命精神嬗变的对话和追问。乡土童年期的饥饿艰苦始终如影随形蛰伏在内心深处，蓝边粗瓷豁口碗无疑是他心灵中已经遥远不可返回的乡土象征，颜色变幻的风是他复杂情感体验的意识不定。在生命行将结束的最后时刻，他渴望在生命意识的自我对话中回到可以得到生养护持的土地，从这一片大地尘土启程联结了他的一生流动，故乡亲人的声音、以色列美国异乡的声音快速交织传引，围绕饥饿而来的食物与炊烟的乡村景象、玉米田猎兔的片段、迎亲婚宴的人生鼎沸、月光下瓜地偷瓜的往事，与那生活现实中遗失的麦田……也惟有在那里性灵适存生命安然，如同文中所叙写的那样，“不该呀，他不该丢了小麦。其实，李德林最喜欢一个人坐在麦地边上，点上一支烟，默默地坐着，倘或说这是在与小麦对话。那是一种心碰心的、无语的交流。”“是的，他自小是在麦田边上长大的，是小麦给了他梦想。他是先有小麦，后有人生的。他能一步步走到今天，也全都是‘小麦’赐予的。如今他离开了小麦，也就什么都没有了。他仿佛听到了小麦的哭泣声，小麦是为他哭的。”这里的“小麦”不仅仅是自小生养的吃食和从业研究的对象，更是李德林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死后魂灵愿念始终希望进入的安息地。叙述在生命的尾声押着土地温厚的韵色，李德林渴望在给人以生存的青涩或金黄的麦田里求得生命的宽恕与抚慰，也正是以此他反思否定了自己现实心灵矛盾困境渐变式的腐化蜕变，而朝向了人生无尽的忏悔。权力场中精神嬗变的轨迹指认，在于精微而细节性地通过具体历史境遇来反观精神生态所存在的问题根源，从而使得《平原客》的深度反思性创作充满了对于官场症像的批判性穿透力。文学叙述出悖论式人生的两相精神重力的落差现象，这样的述说目的并非在于形成反讽书写，而更多地敞向了官场生存迷思真相的揭示。与之相连的人物形象如李德林、刘金鼎、赫连东山、罗秋旖、徐亚男、王小美等，都有着令人为之哀叹的生存困境与命运悲剧般的不幸，他们在交集的生活中各自沉浮，不同生命情态的隐微曲折，折射出生存欲望的残酷性遭遇与生命悲情。李佩甫结合各自生长性的身世来源与回望，来辨认个体生命经验的精神变异，权力反思开掘纤细入微，欲望沉滓泛起怵目惊心。

李佩甫在谈到《平原客》的创作缘起时，曾说道“我一直想研究当代人的精神生态，尤其是多元化时期人们的精神嬗变过程”，这成为他故事情节结构布局和内外视角透视塑造人物形象的文学路径，书写出积满生命存在之痛的诉说。他的文字扎根在平原文化大地，风物相激饱含时代忧思，叙写现实探寻历史迷津，在权力与金钱、肉体与灵魂的竞相追逐光怪陆离之中，演绎出一曲曲深入精神溃败探源的哀歌。这无疑是回向了那些曾经坚韧不拔而终迷失在权力欲望中的沦丧者，是对生命蜕化病变者充满痛惜之情的挽歌和哀歌，满心怆然地勾勒出蒙生于土地之上的悲凉的身影，他们同样是那“背着土地行走的人”。李佩甫的文学创作始终忠实于脚下雨与雪的泥土，那里灵魂布满生长的光泽摇曳，人与植物互相映现互文一体而又遭逢各自生存的困境和艰辛，乡土生地不再仅仅是人物来处的精神背景，更是内在于社会形态变革的文化对话的行程。李佩甫对于权力欲望噬心主题与生命精神嬗变的根源性挖掘，进入到不同的具体历史语境文化差异性话语间的龃龉和冲突来展开，揭示出如同植物生长般生存异化生命蜕化的诸种精神萎缩形态。也正是在文学述说的剖析与辨认、追问与回望中，李佩甫始终怀着一颗悲悯之心，贴近听取已融入历史时空的麦子骨节里日日演化的无音之风。